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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伦的角色。蒋介石夫人和她的有影响的实业家哥哥、国民党外交部长宋子文飞到华盛顿，游说白宫和国会，要求给予更多的援助。他们举行记者招待会，提醒美国人民不要忘了保卫中国领土完整的誓言。
以斯坦利·霍恩贝克（他始终支持对日本采取“不妥协”政策）为首的一批国务院官员，不太相信近卫真的改变了，对他能够劝说军方接受撤出中国的丢脸行动更加表示怀疑。当国务卿同日本大使恢复私下会谈的时候，他们更加不相信日本内阁中的军人真正准备放弃三国同盟。野村表示，虽然他的政府将“独立”解释它对轴心国承担的义务，以换取美国帮助说服中国国民党人参加和平会议，但东京仍然坚持在中国大陆驻军。
美国始终认为，日本坚持部署军事力量以保护他们在中国的经济利益，这是从根本上破坏了门户开放的原则。虽然远东的实际局面早就践踏了这一神圣原则，但总统和国务卿认为，正如他们始终认为的那样，任何损害这个原则的行动将被看作是根本背弃他们的国际义务。罗斯福和赫尔相信他们的立场在道义上是正确的，军事力量使他们现在更加坚守这一立场，因此他们认为他们只能采取坚定的态度，直至石油禁运搞垮日本的经济，迫使日本领导人放弃他们的原则。这是罗斯福之所以决定继续“玩弄”谈判的十分错误的理由，这个谈判甚至在恢复之前就注定要失败，因为华盛顿和东京是踏着不同的鼓点行进的。
“魔术”破译的东京给野村的指示，明显体现了步伐的不同，指示确定了最后期限，并经常催促加快。国务院在现场的人格鲁大使——他认为日本政治舞台就是温和派和军方之间的一场战斗的过分简单的估计，促使华盛顿作出“全胜否则就全败”的判断——这一次估计对了。他的一连串电报反复强调时间不多了。但是警告没有被理睬，因为科德尔·赫尔正遵照总统的具体指示延长外交活动。野村大使想抓救命稻草，作出比东京所能兑现的还要多得多的让步，同时却对美国的灵活性作出过分乐观的报告，这使谈判发生了混乱。国务院早就认为日本人口是心非，日本人的种种模棱两可的欺人之谈加深了国务院的这种看法。“魔术”小组的情报披露，南下印度支那的日军的规模越来越大。与此同时，在不懂外交语言细微差别的陆、海军密码破译员的极大压力下，东京给野村的具体指示都在事先翻译出来了。这些直截了当的指示常常充分而并不克制地陈述了日本的谈判立场。
近卫担心他的首相地位岌岌可危，这种担心确定了微妙的外交往来的步伐。九月十八日的谋杀有力地提醒他时间已经不多了。一个星期以后，为了能同总统举行会晤，他作出了最后的努力，答应实际上放弃三国同盟条约，使印度支那中立化，并且——尽他一切可能——同意削减日本在中国的军队。华盛顿仍持强硬态度，要在最高级会晤之前，必须取得“一致意见”。这使格鲁大使发出了警告：近卫内阁的日子屈指可数，它的倒台“可能导致无法约束的行动”。
一年多以来，日本外交政策是由所谓的联络会议制订的，会上，帝国统帅部左右着内阁的决定。由于军方领导人很快就对外交官们失去了耐心，作出交战的决定就只是时间问题了。九月二十五日，陆军大臣东条将军采取了这个不可改变的决定的第一个步骤，他拒绝考虑为使最高级会议开成而采取措施，即使是从中国大陆象征性地撤军。他要“奏请天皇举行御前会议并决定交战”。近卫反复设法劝说这位将军接受象征性的让步，结果只得到这样的回答：“外交并不总是让步；有时它是进逼。”近卫通过沃尔什主教向罗斯福发出最后的绝望的请求时，离十月十五同最后期限还不到二十四小时。他没有立即得到回答。
一九四一年十月十六日，当野村大使电告，他提出的举行最高级会晤的请求再次被置之不理时，近卫只好辞职。天皇的重臣们经过激烈辩论，推荐陆军大臣东条将军接替近卫亲王。他是得到军方完全信任和支持的唯一内阁成员。裕仁第二次破坏宪制传统，在任命东条时指示他“仍要纸上谈兵”，要作最后努力谋求外交解决。这是向美国作出和解姿态的最后一个主动表示，但没有得到理睬，尽管格鲁大使警告，不要“忽视日本是有能力，也有准备发动自杀性战争的”。国务院断定，强硬派军国主义分子已在东京掌权，新政府的广播誓言——“全国一致完成壮举”——证实了这个判断。同一天，美国太平洋各基地收到了事实上的战争警报：“确切情报表明，日本可能进攻俄国或英国和荷兰在东印度群岛的殖民地。”
出于顺从天皇的意愿，而不是出于本人的信念，日本斩首相指示外相为谋求谈判作最后尝试。他马上遭到海军的攻击，石油储备的迅速消耗使海军感到惊恐。海相警告：“形势危急！我们必须作出决定。”
日本的不耐烦遇到了美国的拖延。十月二十一日，陆军部长向总统保证，在菲律宾的美国轰炸机“有可能成为一支强大的力量”，并且提出：“这支即使不完善的威慑力量，如果不会马上被日本人惊动的话，就有可能阻止日军南下并确保新加坡的安全。”温斯顿·丘吉尔也相信英美这根“大棒”现在大得足以吓唬东京的好战分子。“你们和我们的态度越坚决，”十一月二日他致电罗斯福说，“他们发动战争的可能性就越小。”
无论总统还是他的军事首脑们，都不想在美国处于紧要关头时作出匆忙的答复，从而促使日本发动战争。十月，美国海军在大西洋处于“不宣而战”中。德国潜艇袭击“奇尔尼号”驱逐舰，击沉“鲁本·詹姆斯号”驱逐舰，许多美国人丧生。十月九日，罗斯福要求国会废除中立法，允许武装美国商船。陆、海军首脑再次警告：德国是“最危险的敌人”，必须避免在太平洋燃起战火——至少在一九四二年春季之前应如此，因为陆军部报告：“在菲律宾的美国空军和潜艇力量对日本在福摩萨以南的活动肯定是个威胁。”总统和国务卿决心寻求一个“能给我们赢得更多时间”的方案。
这个时间很快就要过去了。十一月三日，天皇和帝国统帅部最后批准山本海军大将制订的袭击珍珠港的计划，联合舰队启航作最后的战斗演习。日本海军所有的密码都改变了，美国海军情报机关预料这肯定是战争迫在眉睫的迹象。
后来，十一月五日，“魔术”破译了东京外务省对野村大使的指示：作出“最后努力”进行谈判，如果失败，太平洋的局势将处于“动荡的边缘”。给他的最后期限是十一月十五日——离这一天还不到三个星期。格鲁大使再次提醒国务院：这轮谈判的失败将导致一场“全力以赴的殊死斗争，不惜冒举国玉碎的风险，以使日本免受经济封锁的影响，而不向外国压力屈服。”
也是在十一月五日，即帝国统帅部作出由于冬季气候在一个月之内不可能发动军事行动的决定之后仅仅二十四小时，东条首相设法说服御前会议将最后期限推迟到十二月一日，以便作最后的努力，“通过外交解决问题。”为了帮助正在奋斗的野村进行谋求和平的最后努力，东京宣布派来栖三郎去华盛顿协助进行新的一轮谈判。每周一趟的泛美航空公司的快速班机停在马尼拉，这位前日本驻芝加哥领事以及柏林驻美国大使将乘这趟班机赴美。东京指望来栖对美国的了解以及他的美国妻子都将在他向美国阐述日本谋求太平洋和平的最后计划时起作用。这个计划是包含两个部分的倡议。第一部分——“A”方案——呼吁全面解决中日冲突，日本有限度地撤军。第二部分一“B”方案——提出一个“暂时解决办法”：日本停止进一步的军事活动，美国则同意提供一百万加仑的航空汽油，这是一个争取时间的退却办法。
总统估计到日本这项计划是根据“魔术”所截收并破译的两个方案提出来的，于是劝告赫尔要“绷紧每一根神经”，“不要采取任何促使危机爆发的行动。”罗斯福意识到现在的谈判进程系于一发，希望尽量拖延谈判。十一月七日，他在致丘吉尔的电报中说，他正在非常谨慎地应付蒋介石最近提出的根据租借法提供更多供应品的要求。他吐露内心的秘密：他在争取时间，以便“继续努力加强我们在菲律宾群岛的防务，你们则在新加坡地区作出类似努力，这将加剧日本的隐隐约约的踌躇。”
无论是美国总统还是英国首相都不想摊牌，因为这将迫使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从而干扰他们作为非正式伙伴参加的反对希特勒的斗争。然而，丘吉尔知道，鼓励罗斯福采取不妥协的立场并把责任交给美国，那么这轮谈判一旦破裂就会促使日本进攻英国或荷兰的领地。如果日本进攻，他相信即使美国人迄今没有作出肯定承诺，将来必然要干预的。在后来的四个星期里，这一点的确变得明显了，军事和外交活动的致命日程导致美国和日本发生冲突，三十年来两国一直在走向这场冲突。由于美国错误地相信英美在远东的威慑战略，拒绝向日本人作出最小的让步，因而这场冲突成为不可避免。指挥的失败和情报的失误使美国措手不及。美国认为非律宾可能是日本全面进攻的目标，因而给予过多的注意，对夏威夷则注意不够。
战争警报
在最后一个月的太平洋和平期间，外交和军事活动的紧迫日程明显体现了这些失误：
十一月七日
珍珠港进击队：由联合舰队“进击队”六艘航空母舰出动的三百五十架飞机进行了“Z 行动计划”演习后，山本海军大将发出“二号作战命令”，确定十二月八日（夏威夷时间十二月七日）进攻瓦胡岛。
十一月十日
华盛顿：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