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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吉尔住在东北角的一套房间，隔壁就是总统和他的密友哈里·霍普金斯的住房。当讨论重大的问题来制订同盟国的战略时，首相可以就近同总统亲密往来。丘吉尔享有一种独特的有利条件，他喜好交际，把他的战时内阁团结得象一家人，而金和马歇尔的性格冷若冰霜，不喜欢白宫的交际，他们同总统当然就有隔阂。
这样的安排非常适合英国人。丘吉尔来华盛顿的时候，带来了一份精心准备的情况介绍，他在介绍中支持继续执行“欧洲第一”战略，要求美国恢复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后中断了的、根据租借法提供的武器援助。首相相信，他同总统面对面的会谈，能使他奠定“进行战争的主要战略基础”，让双方参谋长另行开会解决具体问题。英国议事日程上的第一道议题是，丘吉尔决心说服罗斯福同意同盟国发动一场大规模战争，将德国军队赶出北非，从侧面答复斯大林提出的出兵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要求。
在阿卡迪亚会议开幕式上，丘吉尔首相就象前一天晚上在宴会上雄辩地介绍了英国的雄伟战略，从而说服总统同意他的观点那样，试图争取美国的军事首脑们也支持他的观点，他们在倾听的时候难以掩盖内心的不悦。在充满欢乐气氛的深夜讨论中，首相和总统一致同意打败德国应比对日作战更重要。现在丘吉尔回顾了在北非向隆美尔发动大规模进攻的所谓“体育家计划”，只要美国军队在北爱尔兰驻防，腾出那里的英国部队，这项计划是有可能实现的。美国轰炸机将参加对第三帝国工业腹地的袭击，同盟国剩余的人力物力将可用来保卫远东，因为同盟国在远东“处于守势”。他解释说，这意味着新加坡要坚守六个月，以便控制马来屏障，不让日本得到荷属东印度的石油资源，这样就可以赢得时间，使增援部队到达马来亚和缅甸，保卫中国国民党人的陆上供应线。
美国总统显然已经接受了英国的战略方案，这使他的军事顾问们感到沮丧。美国的参谋长们不象英国的战时内阁那样团结，他们没有准备好去反驳这位首相的有力陈述，但是他的地中海战略显露着“帝国主义的”锋芒，迫使马歇尔将军提出保留意见。这次会议结束之后，他立即要求约瑟夫·史迪威少将准备好“说明我们不应执行‘体育家计划’的六十五条理由”，他同艾伯特·魏德迈将军一样，认为这位英国人对他们的总司令的影响太大了。“英国佬有头，我们只有小尾巴，”史迪威发牢骚了，担心“事态正迫使我们执行建议不善、考虑不周的计划”。
英国的地中海战略是替换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计划，马歇尔将军决心不让美国承担执行这项战略计划的义务。而英国人担心，美国军事领导人将会屈服于舆论界要求集中力量进行太平洋战争的强大压力，然而，这种担心在圣诞夜一扫而光。当天，盟国联合参谋长会议在联邦储备大楼召开的一系列会议的首次会议上，英国人欣慰地听取斯塔克海军上将重申美国的立场：“我们的观点不变：德国仍然是主要敌人，打败它是胜利的关键。一旦德国被打败，意大利就会跟着垮台，日本势必被打败。”在保证继续执行“欧洲第一”战略问题上达成的笼统协议，为确定各种应优先考虑的军事行动这个更容易引起争论的讨论开辟了道路。这个讨论果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为辩论又持续了三个星期。
自从八月大西洋宪章会议以来，马歇尔将军和约翰·迪尔爵士陆军元帅之间一直保持着密切关系，这有助于达成上述协议。丘吉尔免去了迪尔帝国总参谋长的职务，派他去华盛顿领导出席盟国联合参谋长会议的英国参谋长委员会代表团。迪尔和马歇尔之间的友谊和互相谅解，将成为双方实现军事合作的主要依靠，虽然经常发生激烈的意见分歧。
正是首相本人，在圣诞夜的深夜里同总统举行了私下会议之后，引起了一场最大的意见风暴。他认为他已说服罗斯福同意将原来派往菲律宾，现在改变方向开往澳大利亚的增援部队调去保卫马来亚。美国将军们愤怒抗议让麦克阿瑟赤膊上阵保卫英帝国，大发雷霆的陆军部长威胁要辞职，哈里·霍普金斯被派去平息将军们的怒气，他圆滑地否认了丘吉尔有这样的想法。这起事件使习惯于在丘吉尔战对内阁的严格领导下工作的英国军事领导人相信：美国的指挥系统已经一盘散沙。“整个体制还是乔治·华盛顿时代的那一套，华盛顿被推选为所有武装部队的总司令，他也就担任了。”迪尔在致艾伦·布鲁克爵士将军的一封电报中提出批评，“这个国家连战争是怎么回事的最起码的概念也没有，他们武装部队的战备状况糟糕到不可想象的地步。”
在这次圣涎节会议上，马歇尔宣布了建立统一作战指挥的计划，英国的参谋长们听了不觉大吃一惊。马歇尔说，“我们的麻烦十之八九”是由于“人类的弱点”造成的，他强烈要求“由一人指挥整个战区——包括空中、地面和舰艇。单凭合作，我们是无法应付的。”他建议任命盟军最高司令，这些司令官不仅可以克服国家之间的障碍，而且可以任命陆军将领指挥舰队，海军将领咎陆军官兵负最后负责，英国的参谋长们对这个建议不表态，他们故意拖延，声称这样重大的决定应由首相来作。
丘吉尔在圣诞节还要埋头处理其他问题。除了在卫理公会教堂作早礼拜，有机会和总统一起起劲地唱了一会儿颂歌之外，他在那一天几乎再也没有值得高兴的事情了。从被围困的香港传来的消息越来越叫人寒心。日本人已经占领了发电站，最后的淡水供应也在前一天被切断了，驻军已被遇到岛屿的尽头。在圣诞节，敌人的轰炸机加倍地猖狂。莫尔特比将军的部队已经溃散，“觉得一切都完了，”他无可奈何地告诉总督：“不可能再进行军事抵抗了。”
下午三时三十分飘起了白色停战旗。当天晚上，在富丽堂皇的九龙半岛饭店里，身着英国殖民总督插有羽毛镶有金边的华丽服饰的马克·扬爵士，向日本第二十三军团司令佐木中将签署了正式投降书。一千二百多名英国人死亡，这个死亡率比他们的征服者高一倍。这是日本人首次占领一个欧洲国家的海外殖民地，这次占领还树立了残暴的模式，醉醺醺的日本士兵肄无忌惮地奸污妇女，劫掠民财。
虽然香港的陷落在所难免，丘吉尔对这件事还是戚戚于怀。当天晚上，白宫举行欢度圣诞宴会，丘吉尔一反常态，沉默不语，而且提前告辞了。不仅当天的消息使他心情沉重，第二天上午他要向国会特别联席会议发表的讲话也使他感到不安。许多奉行孤立主义的政治家如果听到他鼓吹对德作战比在太平洋上报复日本更加重要，将会毫不客气地反对他。
第二天快到中午的时候，他在众议院的前厅踱着脚步，等着叫他进去发表讲演，他的紧张心情是非常明显的。“你知道，查尔斯，我们正在写历史，”他对他的私人医生查尔斯·威尔逊爵士说。查尔斯对这位六十七岁高龄的老人在阔步走进众议院发表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讲话之前明显加剧的神经紧张感到不安。
“我不禁回想起来，”首相在几句打趣的开场白之后说道，“假如我的父亲是美国人，我的母亲是英国人，而不是刚好相反，那么我可能会自动到这里来。”一阵畅快的笑声和喝采赢得了满座政治家的心。接着，他开始发表讲演来争取国会的支持，一位观察家说，他的这次讲演是为英美联姻“作预告”，首相纵观全球战局，当他不再强调必须打败德国，而是猛烈谴责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时候，台下的反应最热烈。“。。以谨慎和稳重是难以调和的，他们把我们当成了什么人？”他咆哮着说。当他预言“英美人民为了他们的安全和全人类的利益，为了尊严、正义与和平而携手前进”的时代“即将到来”的时候，大厅里又一次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他在走下讲台之前，全场最后一次热烈鼓掌，他眼泪盈眶，伸出两个手指，同最高法院法官斯通交换了胜利的手势。
本来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就可以宣读结婚预告。但是英美婚约条件，却需要两国军事领导人经过几个星期的常常是激烈的争论才能订出来。他们在联邦储备大楼召开的会议常常拖到深夜。在城区对过的“五月花”饭店，比弗布鲁克勋爵和他的供应部的官员一起，正同罗斯福的“生产大王”优先分配供应局局长唐纳德·纳尔逊进行讨论，竭力争取美国将它的工业和军火产量翻一番。
与此同时，总统和首相正在集中精力起草一项合适的声明，这项声明将按照他们赋予大西洋宪章的原则，笼统地规定出同盟国的作战目标。丘吉尔让罗斯福起草“协约国”声明，他自己匆匆忙忙跑到渥太华进行两天的访问，他在加拿大议会发表讲话，号召加拿大人与英美团结起来。他在元旦返回白宫的时候，总统已经有了一个“灵机一动的主意”：用“联合国”一词来代替“协约国”。联合国声明重申了大西洋宪章规定的四大自由，第二天，二十六个国家的代表庄严地在这项声明上签了字，其中包括苏联大使马克西姆·李维诺夫，他经过说服方才同意“宗教自由”也意味着有不信教的自由。“声明本身并不能赢得战斗的胜利，”丘吉尔说。碍于莫斯科的情面，声明没有提到日本，“但它阐明了我们是谁和我们为什么而战斗。”
“联合国”——这是声明中悦耳的称呼——现在理应使用共同的武器来“保卫生命，自由、独立和宗教自由”，但是，英国和美国的参谋长们在如何进行战争和应在哪里集中有限兵力的问题上发生了深刻的分歧。同盟国中的这两个老伙伴也不允许澳大利亚人，荷兰人和中国人参加他们的讨论会，在这些讨论会上，英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