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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珍珠港事件到这一天刚好一个年头，对于帕齐将军和他们的士兵来说，用迫击炮和刺刀夺取奥斯汀山、把残留的日本人从他们的掩体、堑壕和山洞里赶出来还得再经过两个月的苦战。但是，有资格享受瓜达卡纳尔战役赫赫战功的应该是范德格里夫特的海军陆战队和从北达科他和明尼苏达来的第一二六步兵团的陆军“狗崽”。整个一月份，田中的“东京快车”继续在运行，直到东京参谋本部最后认输才罢休。十二月二十三日，百武将军想对美军阵地发起最后殊死进攻的请求被拒绝了，尽管他再三恳求允许他们“体面地战死，而不要饿死在自己的掩体中”。
直到十二月底，东京帝国统帅部才意识到他们不可能再为瓜达卡纳尔的消耗战搜罗到兵员和海军舰船，日本遭到了她最惊人的军事失败：它派遣了四万人的部队到这个“死亡之岛”上来战斗；几乎有二万三千人永远没有离开那儿。死于疾病或者饥饿的人数远远超过实际战斗伤亡人数。这一仗对于帝国海军和山本海军人将来说不亚于一场灾难。联合舰队损失了两艘战列舰、三艘巡洋舰、十二艘驱逐舰、十六艘运输舰，外加数百架飞机。“毫无疑问，随着争夺瓜达卡纳尔岛之战的结束，日本失败的命运可说已是在劫难逃了。”田中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正如它预示了对手的军事素质与实力，它也揭示了日本的弱点和缺乏计划，这将招致她的军事失败。”
日本在这场巨大的消耗战中的损失远远不只丧失了瓜达卡纳尔岛。随着帝国参谋本部被迫采取退却战略，他们的军队防守内层环形防线的能力受到了损害，因为他们的力量消耗得太多了。失败的墓志铭是山本海军大将本人以他洒脱的笔触书写的，他在一九四二年的最后几个小时里写道：“我们战役的第一阶段何等辉煌！但是自从中途岛失败以来我们打得多么糟糕！”
第二十一章“联合的僵局”
“我们从瓜达卡纳尔的撤退是令人遗憾的，”一九四二年的最后一天，天皇在召见杉山元将军时这么告诫他。这位参谋总长是到皇宫来受领裕仁的诏书的，裕仁正式允准了帝国统帅部不得已的决定，实施日本军事上第一次撤退，但对公众封锁了事实真相。一九四○年山本海军大将就预言过的事实——日本能够在六个月之内为所欲为，但此后它就会成为命运之神——已经幽灵般地缠住了日本领导人——的人质。他们被迫采取守势，并且发现为了增援在他们环形防线上的这个受到威胁的岛上前哨阵地，将耗尽他们的兵员、飞机和船只的后备力量。诚然，飞机制造厂和造船厂的工人可以日夜加紧干，但是要超过美国庞大的工业生产能力无疑是一场注定要失败的竞争。再者，日本根本无法物色列人员来取代数千名在中途岛和珊瑚海的航空母舰大海战和瓜达卡纳尔战斗中牺牲的那些受过严格训练的海军飞行员。到了一九四二年底，日本军事优势之矛已经被磨钝了。
与上一年十二月的阴郁情景适成对比，随着战争态势的转变，同盟国的士气大振。对英国人而言，一九四二年的圣诞节是三年中最美好的，有消息说德国人在北非受到同盟国军队的夹击，俄国人也在斯大林格勒缩小了包围圈。“轴心国意识到他们必须赢得四二年的战争，不然就会全局皆输，”一月六日罗斯福以此作为他的国情咨文的开场白。他宣布美国军火生产已取得巨大增长，并说：“我断定希特勒和东条将难于向德国和日本人民解释何以‘腐朽的、无能的民主制度’竟能生产如此众多的武器、弹药、装备——还有斗士！”这番话博得了国会议员们起立喝采。
两天以后，总统乘火车离开华盛顿，诡称到佛罗里达休假。但实际上，他在迈阿密登上了一架泛美航空公司的水上飞机。他和他的助手霍普金斯以“P 先生和Q 先生”的名义踏上了漫长的旅程。他们经由南美，横过大西洋，沿非洲海岸北行抵卡萨布兰卡，那儿联合参谋长会议正举行预备会，试图弥合战略上的分歧。这种分歧再次导致盟军统一指挥面临发生分裂的危险。
同盟国的胜利带来了如何将战争打下去的战略僵局。斯大林要求兑现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诺言；英国参谋长委员会由于大西洋航线遭到德国潜水艇的袭击希望把进攻法国再推迟一年，并要求趁北非胜利之机把地中海攻势扩大到意大利。丘吉尔称这个地区是轴心国的“软腹地带”。尽管打击这个地区是他所赞许的战略，但他知道美国军事首脑强烈反对这样做。英国人担心，如果金海军上将能够成功地将所罗门群岛战役扩大成为规模更大的太平洋攻势，他可能使参谋长联席会议放弃“欧洲第一”的承诺。
为了打破这种“联合的僵局”，首相致电总统：“要取得军事形势所需要的至关重要的战略给论，唯一能令人满意的途径是你我去会见斯大林。”于是开始在伦敦、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交换意见，以求商定合适的时间和地点。罗斯福倾向于摩洛哥，“舍蒂尔锡特的木筏而求宜人的绿洲”，但是斯大林与一八○七年会见拿破仑的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不一样，他对一个流于礼仪的首脑会议不感兴趣。他想要的是第二战场，但他已意识到一九四三年年内他是不大可能如愿以偿的。丘吉尔给罗斯福打去了电报：“他（斯大林）觉得从信件中也能如口头一样得到这句话（即一九四三年不会有第二战场）。”这是在这位苏联领导人为自己找到借口之后会这样想，他会说因为斯大林格勒前线的战斗是”如此地激烈，使得我本人不可能脱身，哪怕仅仅一天。”
卡萨布兰卡的争执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决心与俄国人一样强硬，不允许英国在发动一次越过英吉利海峡进攻的承诺上耍滑头，他们已经为这次被称为“象征会议”的会晤作了准备。他们交给总统一份措词强硬的表明立场的文件，让他在长途飞行中去啃。可是当他们抵达在安发的那座重兵把守的、俯瞰波光粼粼的大海和卡萨布兰卡红色屋顶的白色别墅的时候，发现英国三军参谋长会议带来了一个庞大的计划班子，还有一大堆备忘录和一艘与伦敦不断联系的通讯船。他们在出手向美国人推销他们的战略时占了优势，后者在人数上也被对手超出，因为他们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李海海军上将在迈阿密时病倒了，为此他们只带了最低限度的必不可少的备忘录和两个参谋计划军官。
一九四三年一月十四日，当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在安发旅馆擦得锃亮的桃花心木桌子上开会的时候，他们与其盟友之间既缺乏团结又短少伙伴的合作精神。“在时机成熟之前发动一场毫无结果的进攻只能给自己带来灾难，对俄国也无裨益，而且对整个被占领的欧洲是一场蹂躏。”英国司令官们在表明立场的文件中这么争辩，并且还详尽地申述了为什么在未来一年中进攻法国将是徒劳而无功的理由。与此同时，这个文件还无可辩驳地提出：为了除掉德国在这场战争中的主要轴心国伙伴，应把北非行动先扩大到西西里，然后是意大利本土。离开伦敦之前，丘吉尔给他的随行人员指示应取何种策略，指出需要耐心，要有“滴水穿石”的精神。他让司令官们集中力量争取马歇尔将军，而首相本人则做总统的工作。
金海军上将和马歇尔联合反对任何把地中海攻势扩大化的建议，他们认为那是渗透着帝国梦的货色。其实他们没有看到英国之所以不愿正面攻击希特勒的欧洲堡垒，是基于一个岛国根深蒂固的观念，他们惯于节俭地使用他们有限的军事力量去打击敌人脆弱的部分，这是基本哲学上的差异。象马歇尔这样的美国将军所学的是大陆的军事战略，强调使用大量兵力从正面攻击以求速战速决。马歇尔希望盟军在法国登陆以便走一条更直接通向柏林的捷径。他争辩说，“任何转移总战略或者节外生枝的举动都将是劳而无功的，”这只能消耗击败德国的力量资源。美国陆军部长更宣言不讳地在“象征会议”的开幕会上提醒大家：对许多美国人来说，“主战场”不是欧洲而是对日作战。
正在进行中的争夺所罗门群岛和新几内亚的昔战说明了盟军不能“让日本有任何喘息的机会”。他提议大西洋战场和太平洋战场在武器和物资的分配上必须作相应的调整，在未来这一年中应把兵员、飞机和舰只的投入数从百分之十五倍增到百分之三十以对付日本人。马歇尔从金海军上将那儿所取得的强有力的支持，使英国代表团中的一些人相信，美国的海军部长把欧洲战场看作是使他不受干扰地进行太平洋战争的一大障碍。”尽管如此，金仍同意了双方意见一致的一个战略问题：应最优先考虑如何打败德国潜艇。“舰只的短缺是对所有作战行动的一个束缚，”英国的帝国参谋总长艾伦·布鲁克爵士在会上告诫说，“除非我们能有效地对付德国潜艇的威胁，否则我们就不可能打赢这场战争。”
会议的后四天用来辩论总战略。上升的肝火屡屡迫使会议步入破裂的险境，参谋军官们常常被要求离开会场，让首脑们继续进行私下激烈的辩论。
艾伦·布鲁克爵士在与金海军上将唇枪舌战时充分显露了他的爱尔兰人火爆性格。他的一个助手评论说，他“不可能让自己的头脑冷静下来选择自己的言辞”，而金海军上将则“专找岔子或者借机捉弄他”。这位海将真不愧是太平洋战略的不屈的辩护士。虽然他从未自己说过，但是人们普遍认为，当他被任命为美国海军总司令时，他曾说过：“每当事情难办时，他们就招来一群狗杂种。”迪尔爵士和马歇尔都不得不时常按捺住自己的性子，耐心地寻求某种妥协。总统和首相都十分小心地不介入争吵。马歇尔这一方由于在扩大地中海攻势上拒绝作出让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