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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的老兵故事》 作者：王外马甲
第一章
中国的老兵，与西方意义的老兵是有些不同的。
美国五星上将麦克阿瑟在美国国会的最后一次演讲中，极为煽情地这样表述自己几十年军旅生涯之后的引退——“老兵永远不会死，他们只是悄然消逝”（Oldsoldiers never die； they just fade away ）。
麦克阿瑟的这段话，已成经典，没有人记得它的出处是一首西点军校军歌的歌词。
历史学家们认为，这位将军虽然虚荣、傲慢、缺乏政治头脑，却无疑当得起自己这段话。在莱特岛，老兵麦克阿瑟在第一线的战壕里漫不经心地行进，对面日军狙击兵的子弹只是运气不佳才没有打中这个“最大的目标”；在菲律宾，日军的自杀飞机撞中麦克阿瑟身边的军舰，爆炸和惨叫混成一片，正在为他测试心律的医生却感不到他脉搏的一丝变化。
出身名门而又忠诚地步入战场，在血迹中建立自己的功勋，而后可以挂着国会勋章在别墅中回忆杀伐的荣光，麦克阿瑟是西方军人的典范。在大腹便便的国会议员们中间，老兵麦克阿瑟的这段话，带着沙场的浪漫，也带着男人的自豪。
然而，假如你带着这样的印象，去看望我们自己的老兵，你会感到自己的感觉被刺痛。
我曾接触过许多老兵，有红军时代入伍的，有抗日时期参军的，还有抗美援朝战场下来的。他们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对当年血与火的战场保持某种沉默。
许多次以后，我渐渐理解他们的心灵。
在他们的心中，功勋、奖章、英雄、荣耀，不过是过眼云烟，在他们的心中，自己并不是战争的胜利者，而是战争的幸存者。
“打仗不好，真的，打仗不好。不管什么事，再难也难不过打仗，再狠也狠不过打仗”——作者采访的中国老兵老邓这样开始他对战场的回忆。
我也曾在河北烈士陵园和一个守陵的老人倾谈良久，他熟悉这里的每一块墓地，如数家珍地回忆着一个锅里搅马勺的老战友们。“如果不打仗，我媳妇本来是他的。”老人指着其中一块墓碑，微笑着略带哀伤。
老人的唐山腔柔柔的，怪怪的，让人想起赵丽蓉老太太。他戴着一顶褪色的绿军帽，帽檐已经软了，左手提着一只水桶，腋下夹着一把铁锹，浑身上下看不出一点军人气概来，我甚至有点儿怀疑他是否真是这里威名赫赫的英雄们的战友。
当要回去的时候，我伸出手去和老人告别。老人友好地放下桶和锹，伸出手来。
这时，我才忽然发现，老人右臂的袖子，在肘部以下空空荡荡。
“您……您的手？”
“在冀中十八团的时候，大清桥伏击战，鬼子砍的……他砍了我的手，我砍了他的头……”
依然是柔柔的唐山腔。
当老人和我告别，走回陵园的时候，那身影和街上任何一个普通河北汉子没有任何两样，悄然消逝在人群里。
那一刻，我忽然惊醒，就是这些出身于贫瘠的土地上，世代贫穷，梦里也不曾见过别墅和国会勋章的中国老兵们，在抗战中用自己的身躯筑起了血肉的长城，也是这些叨念着“打仗不好”的中国老兵们，把美国老兵麦克阿瑟将军像赶鸭子一样赶过了三八线。
他们都是最普通的中国人，一如我们的父兄。
普通的中国人不喜欢打仗。
他们没有读过多少书，参军也不是为了功勋和荣耀。
他们在放下枪以后，几乎是以欣喜的心情奔向自己的土地，他们本来就是老百姓。
他们为什么而战？
在这部书中我们可以找到答案：
一个大胡子日本兵拿着根硬木秤杆，见人就打。那时候，豫中的男人大都剃着光头，秤杆敲在脑袋上“噼啪噼啪”的响，逗得其他鬼子哈哈大笑。打到罗大扁担头上，秤杆断了，鬼子兵就端着刺刀在他头顶上来回猛挫，老头的头皮刺烂了，鲜血顺着脖子往下流。人们又气又怕，可是谁也不敢反抗。
舞阳县“慰安所”里有四五十个慰安妇，大多是从北平、保定抓来的女青年，日军强迫她们穿和服、说日语，所以外人还以为她们是日本女子。
……
可是我们中国老百姓年年养的、政府养的兵呢？
平时成天把“民族大业”、“抗日救国”挂在嘴上的舞阳县长禹升联，遇到日本飞机扔炸弹，立刻就跑不见了，临走时还带走了政府的公款，搞得公务员的薪水和死难者的抚恤金都没有办法支付（1948年，禹升联曾经再度担任舞阳县长）；同样，成天标榜“救国”、动不动就威胁要“处置汉奸”的民团团总关震亚、尚振华，一见到日本人立马就投降了，当上“绥靖一师”的正副师长，自己先做了汉奸。
所以，当王三官被汉奸带着给一个个日本兵敬酒的时候，他终于放声大哭。
酒桌上的人都以为他是喜极而泣，纷纷开怀狂笑，可是，只有王三官自己清楚，他是为了亡国奴而哭。他哭被打死在炕头的新婚妻子是亡国奴，哭被烧死在家里的金豆、铁豆、土豆是亡国奴，哭被刺刀捅死的罗小扁担是亡国奴，哭在慰安所里受侮辱的说日本话的女学生是亡国奴，哭这个没羞没臊的俞大算盘是亡国奴，更哭自己也成了个亡国奴。
实在是被欺负得太狠了。
被外人被自己人欺负得太狠的中国普通老百姓，终于拿起了枪，来保卫自己的国，来保卫自己的家。
于是，没了“好人王三官”，有了大别山根据地“累死也不丢下一个伤员”的模范管理员“王干劲”……
有了抵抗者潘秀辉
有了抵抗者潘晓
有了抵抗者潘命
有了抵抗者潘让
有了抵抗者蒙老拉
……
他们未必是纯粹的军人，有的甚至干脆不是纯粹的好人，他们只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父兄。他们拿起枪，没有麦克阿瑟的浪漫和对功名的渴望，只是为了和平而战，为了保护我们的子孙不受欺负，我们的姐妹不受凌辱。
在中国最为贫穷危难的时刻，他们做到了。
在北京木樨地的中国人民军事博物馆宽敞的大厅里，经常可以看到一些发色已白，腰板笔直的老人，他们略带迷蒙的目光，常常让我们猜测那背后的故事。
我曾目睹这样一个老人，在留言簿上匆匆挥毫，而后蹒跚而去。
留言簿上墨迹未干的是四个苍劲的大字——“和平万岁”。
我们不喜欢打仗，我们只是为了不受人欺负。
也许，这就是黄晓峰先生这本书的真谛。
写到此处，夜已苍茫，在和平的夜空中，或许可以看到中国老兵们悄然隐去，只留下我们父兄明亮的眼睛，在灿烂的群星之间。
谢谢，和平的守卫者，谢谢，中国老兵
第二章
小时候爱听故事，尤其对打仗的故事感兴趣。那时候左邻右舍的老兵多，有的抗日战争扛过枪，有的解放战争渡过江，有的抗美援朝负过伤，有位同学的父亲还是董存瑞的战友，参加过解放隆化的战斗，于是我们全体小孩一致认为该老头儿错过了大好机会：“真傻，怎么不去帮董存瑞举炸药包？”搞得那同学也十分沮丧，回家责怪老爹没给自己挣面子，却浑没想到如果他爸爸当初真的去抢了董存瑞的光荣，以后就没他们几兄弟什么事了。
小孩子关心打仗，大人们却不大乐意说。即便好不容易开了口，也是才讲了三分钟就把话题从战场转到了学校，“我们解放军打仗靠的是一切行动听指挥，所以你们要听毛主席的话、要听老师的话，不许调皮捣蛋……”。哎呀呀！我们只好扭头就跑，一边跑还一边埋怨大人不开窍——要是我们打过仗，一定能当战斗英雄，把奖章挂在胸前，见人就讲自己的事迹，那是多么的威风。
那时候我们真的很盼望打仗。成天惦记着解放台湾、消灭帝国主义、把红旗插遍整个地球，即便是牺牲了也不在乎。
离我们学校三十公里远的小山村里有个红军坟。有段时间，我们每逢清明节的时候都要到烈士墓前献花和宣誓，既接受了革命教育，也相当于搞了一次春游。可突然有一年学校就不让去了，原来那坟墓里不仅埋着红军的遗体，还埋着白军的尸首。事隔多年，墓里的骨头混成了一堆，分不清谁是红的谁是白的，弄得上级领导十分难堪。
但这件事情却让我们有了一个新的发现：“原来敌人也是有坟墓的。”以前在电影里看打仗，解放军一端枪，国民党就被放倒了，等到胜利的时候，战场上干干净净，只瞧见成群的俘虏，死人都不知跑到哪儿去了——闹了半天，他们的尸体也是需要处理的呀！
再后来，我们就长大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组织部门开展对“冤假错案”的善后清理，审查“平反人员”的档案、将其中的诬陷材料和交代材料撤除销毁。我参与了这项工作，并因此知道了许多从前闻所未闻的故事，知道了胜利背后的代价，知道了阵亡者不仅有尸首，还会有亲属，知道了战争的伤痛不会因为枪声的平息而停止，知道了战争带给人们的不仅有辉煌的荣耀还会有痛苦的记忆。
于是，我有点明白了那些经历过烽火硝烟的老人们为什么不太愿意宣扬自己的经历，也有点明白了刻在成都武侯祠廊柱上的那句话——自古知兵非好战。
如今社会进步了，现在的孩子们已经不再向往着“把红旗插遍全球”，即便在打闹的时候也懂得要装扮成超人，把口号换成了“维护世界和平”。但军事题材的故事依然能够引起人们的兴趣，毕竟，人类的历史在大部分的时间里都与战争有关系；毕竟，千古文人侠客梦，读书的脑袋里时常会有仗剑走天涯的冲动；毕竟，理想的热情之中总有一种蓬勃积极的东西，鼓励着我们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