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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事情,王三官当然不能推辞,忙碌一番回到家里已是半夜三更了。
一进屋,看见地下铺着草,十多个当兵的坐在麦秸上休息,有的擦枪、有的补衣服,见到他就满面笑容地打招呼:“主人家回来啦。”
王三官顿时有些迷糊,哪里来的兵,这么和蔼客气,真是从没遇到过的事。他连忙对姐姐说:“怎么不请老总们上炕休息呢?还不赶紧去做饭?”
“他们都不愿意上炕,也不要我做饭,说是不能打扰老百姓……”
“老王,不必客气,我们身上尽是血污泥垢,在地上靠一靠就行了”,说话的正是前些日子在路上遇见的那个人。
原来,这人是舞阳县新来的县委书记,名叫苗宝泰。前几天,他带着“叶舞支队”10的一个排到北边去办事,途中和鬼子遇上了,一伙人边打边跑、死伤了好些个,走到大洼村附近实在没力气过道沟了,就想起王三官的姓名、地址,于是一路摸到他家来,打算休息一阵再走。
王三官听说过苗宝泰的名声,他想把“县太爷”拉到炕上休息,可苗书记不愿意,只是问能不能赶紧找个医生来。
大洼村附近没有医生,只有罗大扁担因为练武术的原因、懂一些跌打损伤的医术。罗小扁担死了以后,老头一直住在村公所里,王三官就去把他叫来了。
见了伤员,罗老头觉得很为难:“我只接过骨头,没治过枪伤,不知道行不行。”
新四军都说:“一定行的,你就大胆动手吧。”
有位姓陈的排长,肩膀上吊着布条子,用块小木板将手臂托着:“我胳膊上的伤已经四天了,好像是一颗匣枪子弹打进去了没出来,你拿我先开刀,有事决不赖你。”
“伤口治过了没有?”
“哪里有人治,先受伤的找块膏药贴上,后受伤的连膏药都没有呢。”
既然如此,那就治吧,可受伤的战士有五个,而罗大扁担却没有伤药。王三官想了想,“我知道哪里有药”,说着就跑到生孩子的那一家,拎起稳婆的药篓子就走。老婆子追出来问:“保长,谁家又生孩子了吗?”王保长哪里敢告诉她。
把药拿回家,罗大扁担朝篓子里看了看,眉头皱成一团:“你这是从哪儿弄来的药?”
王三官说:“从接生婆那里。”
一屋子的人全乐了。
解开陈排长胳膊上缠着的布条,立刻就闻到一股腥臭的味道,撕开最里面一层的大膏药,发现由于先前裹得太紧不透气,伤口已经黑了,肌肉也开始腐烂。又看看伤口背面,果然没有穿透,子弹还在里面。
罗大扁担说:“必须把子弹取出来,不然的话,周围的好肉还得烂、这支胳膊也要废了。不过,你可要忍耐些才行啊。”
“不怕的,你情管动手吧!”
先兑了两碗盐水给伤口消毒,然后就用一根铜针探进去找弹头。陈排长痛得浑身直哆嗦,却还是说:“不怕,不怕的。”
铜针通进去两寸深,终于探到了子弹头,陈排长的脸上全是汗,衣服湿透了,牙齿咬得咯咯直响。王三官帮着拨开伤口,罗老头用镊子夹住弹头、使劲往外拔,随着一股脓血向外喷出,子弹终于出来了。
陈排长疼得满脸鼻涕眼泪,却始终没有哼一声,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忍受这个手术,可真够刚强的。
罗大扁担拣出归尾、红花、儿茶……配成敷剂糊在伤口上,笑着说:“没办法,药婆的篓子里只有这些东西将就能用。不过,你遭的这份罪也和生个孩子差不多,算是一场大难了。”
陈排长也笑:“子弹取出来就轻松了,马上就能打鬼子,让他们也遭回大难!”
那天晚上,几位伤员都得到了救治。
休息的时候,苗宝泰仔细询问大洼村周围的环境和县城里鬼子的情况,王三官一一做了解答。他也向苗书记提出了自己的疑惑:“你们和史聘侯、刘馨吾原先在一起共过事,现在怎么不能好好商量,一定要打架呢?”
“我和刘丹岑11是同学、王方明的哥哥也在国民党,彼此间并没有私仇。可是,我们要抗日,而国民党却宁愿把舞阳留给日本人也不让共产党进来,还调集部队围剿我们,这就犯了众怒!南山是嵖岈山进舞阳和叶县的路口,新四军商谈了多次,刘馨吾和史聘侯12就是不肯借道,你说该打不该打?”
王三官就再没说什么。
新四军来到南山,舞阳县立刻热闹起来。村口路边经常可以看到宣传抗日的标语传单,游击武装也时不时的打伏击、搞偷袭,折腾得敌人坐卧不安。
1945年春节前,维持会的日本顾问小野和翻译官潘庆扬到猪栏(朱兰)收购年货,游击队也混到集市上想借机干掉他俩。可是赶集的人太多,一直没找到机会动手,后来就被便衣队发现了。“山连山”崔巍和游击队在街面上对打,结果,小野、潘庆扬和崔巍虽然被击毙,却也误伤了一些无辜的路人。鬼子汉奸就拿这事做文章,树了块“勇士碑”,除了吹捧崔巍,还写着“共匪如洪水猛兽,切需严防”——这块碑没过多久就被人砸了,老百姓知道,什么共匪?汉奸“山连山”才是真正的土匪呢。
不过,也有人看不上“共匪”。当时有段顺口溜:“游击队,老砸队;晚上走,白天睡;打两枪就往后退。”说明地主老财对游击队很不满意。河南土话,绑票索钱的土匪叫“老抬”、专抢大户的土匪就是“老砸”,共产党征收粮款主要以富裕人家为对象,确实有点劫富济贫老砸队的意思。但是,游击队要吃要喝要粮草,王三官却没有丝毫意见。
这些日子,王三官的心肠变硬了。
正月初五,游击队在大洼村外的公路上打死了几个喝醉酒的鬼子兵,日本人叫保长拿白布把尸体裹起来,他照办了。1941年他也干过这事,那时候是自愿的、而且还带着几分惋惜,可现在他看着这些尸体,心里却充满了复仇的快意,甚至还有些埋怨游击队撤退得太快,没能把收尸的鬼子一起干掉。
自从共产党来了以后,鬼子汉奸总算知道害怕了,一到晚上就缩在据点里不敢出来,大白天也是小心翼翼的,再也不敢像以前那样,三两个人就四处乱窜——这让王三官感到很欣慰,他从日本人紧张的神态中看到了共产党的力量。为了这种力量、为了陈排长那样刚强的人,新四军即使需要更多的钱粮,他也愿意去筹集。
大洼村属于“游击区”,根据地派下来的任务并不是硬性的,能办就办、不能办可以推脱。虽然如此,王三官却总是尽力去完成。
最先让他去做的事情是买盐。南边山区的食盐很紧张,可十六保的盐也是定量的,如果要得少,从各家各户的嘴里匀出来一点出来就能办到,如果数量多了就只得到县城去买。
县城里“大信公司”的货物齐全,从烟土、老海、大力丸到洋布、大米、砂糖,什么都有。王三官又去找俞家兄弟帮忙,俞大算盘问:“你要这么多盐干什么?”
王三官回答:“我开染坊,染布的时候要用盐巴当配料。”
大算盘点点头,开条子去了,可俞二算盘却笑着不说话。王三官知道这句瞎话骗得了老大骗不了老二,因为大算盘是念书出身的,不懂染布,而二算盘却经常到染坊里来玩,样样精通。
见俞二算盘没戳穿自己,王三官以后每次买东西就都去找他。这家伙倒也机灵,无论王保长来买什么,他从来不问原因,只管埋头开票、发放行证。
王保长买东西容易,根据地要求他采购的物资也就越来越多。王三官明知道危险,却还是壮着胆子去办。有一次,递上去的单子里除了食盐,还有AB电池、漆皮线、蜡纸、油墨,这些都是违禁品。俞二算盘看了看,把漆皮线划掉了:“这个办不到,我另送你一件东西吧。”说着从抽屉里摸出个望远镜。
“我要这玩意干啥?”
“你用不着,有人用得着,就算是交个朋友吧”,俞二算盘眨眨眼睛。
王三官乐了:“你这玩意从哪来的?”
“日本人送的”,俞二算盘像是无心的说,“舞阳的日军要去打南阳了,这两天就出发”。
当天,王三官就把这个消息通报给了抗日政府,苗宝泰县长(他是县委书记兼县长)很高兴,说“这个情报可比漆皮线重要多了”,立刻奖励给他一头牛。
1945年3 月,驻舞阳县的日军部队被抽调去参加“豫西鄂北会战”,除县城外,大部分据点的守备部队都换成了伪军,新四军随即对交通要道展开了攻击。
3 月25日那天,苗宝泰县长找到王三官,说新四军要攻打尹集镇,能不能请他组织一个担架队前去支援。尹集据点是大洼村的民夫参与修建的,村民们在那里没少挨打受罪,王三官的岳父是在据点门口被打死的、罗小扁担的家也是被尹集的鬼子祸害的,所以他十分赞成打尹集,当即表示愿意帮忙。
三十个人、八副担架,担架员大多是罗大扁担的亲戚和徒弟,罗老头自己也要求上尹集前线,王三官知道他是想为儿子孙子报仇,于是就同意了。
1945年3 月26日夜里,王三官带领担架队到达尹集,挺进兵团司令黄霖(开国少将,曾任广州军区空军副司令员)见到他很高兴,夸奖大洼村担架队是“游击区人民的模范”。
尹集据点原先驻扎的是日本兵,3 月15日才由伪第一旅旅长尚振华带着两个团共2000多人接管了防务。他对手下的军官说:“这里工事坚固,朱兰店和县城里还有日军策应,只要集中兵力、加强防御,新四军就打不进来。”
那天晚上有月亮,月光把尹集据点照得很清楚。在以前,老百姓天黑以后是不敢靠近这里的,可今天,大洼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