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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第一趟还不行,过卫河死了一个又被抓了一个,后来就摸到门道了。葛二蛋自己有个“模范民兵”的招牌,把奖状揣着,走到哪里都先找当地民兵骨干帮忙,再打着“给根据地送物资”的旗号,事情就容易多了。先把布匹卖到太岳根据地,那边很欢迎,再买些铁制农具运回来(当时山东这里的铁器被日本人搜刮得很厉害,农具价格高)。一来二去,武装贩运的买卖越做越大,到后来葛队长自己都不用去了,由村里民兵雇着脚夫挑夫上路,业务都熟练得很。
周边村子原本只有三台织机,一年下来扩增为三十七台。葛队长封孟喜子为织布组长,这小妮子每天到各村视察,看见家家户户纺车、织机忙个不停,一片繁忙的生产景象,心里十分得意。
年终结算,民兵的收入大增长,葛二蛋本人运输收益一万多块(边币),当个富农都有余!村里人看见当民兵就能参加分红,都纷纷求人情说好话要求入伙,甚至连外乡的民兵都有“倒戈”过来的,葛队长更是拽极了。
1945年春节一过,葛二蛋成亲了,新娘当然就是大美人孟喜子。
他结个婚也特别,派民兵轮班出去放哨,自己在家陪上级领导和各界代表看大戏,柳子戏、四评调,一出接一出。乡亲们好久没有这么热闹过了,都开心得很。有人担心这样不安全,葛队长说:“扯!我葛某成亲,谁敢来添不痛快?”
有个唱大鼓书的,现编新词把葛二蛋吹捧得天花乱坠。葛二蛋乐坏了,连听三天也不够,把唱大鼓累得差点没趴下,连说:“葛司令的钱真是不好赚。”
民兵葛二蛋,现在可阔气了。当新郎官,头戴栗色的呢子礼帽,身穿羊皮毛的大袄;皮袄外面再套黑蓝色暗花纹绸布大褂,高领子、大斜襟,上钉九个布扣子;大褂外头再套褐色短马褂,马褂也用绸缎料,还是双层的对襟子;下身是狗皮裤,舒筋活血;脚套棉线袜子,足踏长筒兔子毛毡鞋,鞋子的后面钉上掌子,前面缝上个大包头,百般的结实耐用。如果能找到副水晶墨镜戴上,这份打扮,走到济南府大街上也不丢人。
他媳妇孟喜子也不简单。拆了辫子梳起盘头,用丝网子罩住,再把各式簪子、钗子插在头发上,九凤针、七凤针,做成各样花朵。耳朵、脖子、手腕、手指头,满是些金的、玉的、银的宝贝,还要戴上些小铃铛。远看像朵牡丹开放,走起路来叮当乱响。
第二十八章
唱大鼓书的称葛二蛋为“葛司令”,他也乐于接受。因为葛队长也觉得自己与众不同,别的队长只能管基干民兵,而他是男女老少、战斗生产、经济外交,样样都管,而且自成体系。
先说民兵。1944年,随着抗日战争的形势发展,共产党提出民兵要普及化(扩大民兵基层组织和民兵数量)、素质化(注重民兵出身成分,提高觉悟)、多样化(能战斗、能支前、能生产)。对此,葛队长当然欢迎(他是雇农出身嘛),并根据自己的理解贯彻执行。
上级规定:“年十六岁以上五十岁以下的男子应登记当民兵。”到葛二蛋这里就改成了:年纪小的无所谓,四十七岁以上都免谈。为啥?因为葛队长他爹今年四十八,你总不好意思让儿子指挥爹吧,所以,比葛老爷子年岁大的人就别来了。
年纪小点倒没关系,葛队长有事情派给他们做。除了参加站岗放哨,还可以跟着老民兵砍柴割草种蔬菜。那时候有些小户人家为躲避战乱,跑到外地去了,土地就撂下。这些地七零八散、不多不少的,荒了太可惜、想租一时又找不到地主,葛二蛋就发动民兵都种上蔬菜,地主回来了由他说话。为此,葛队长张贴了第一个告示(由他的助手秀松同志起草),命令:“各位务须耕耘在前,倘有自由抛荒,察觉难免责罚。”这告示写得有学问,无论共产党政府或是日伪政权地主老财坏分子,谁看了都找不出毛病来。
砍柴割草种蔬菜,这事老的小的都能干,一年下来,民兵砍柴草八万多斤、种蔬菜十多万斤。葛二蛋派人经营,既卖给八路军也卖给伪军,得来的钱全部分红给三十六岁以上、十六岁以下的老少民兵。区里面批评他违犯了边区的经济政策,他却说:“扯!这是老人孩子的辛苦钱,和政策没啥关系。”这么一来,大一点的孩子全进了民兵,儿童团就散伙了。
原先,女民兵的事情由区妇救会领导,工作开展得还不错,但她们只吸收大足和半大足的妇女,拒绝小脚女人参加。没想到,葛二蛋搞了个“织布组”,委派孟喜子担任组长,只看手上能不能干活,不管脚是什么模样,这样一来,凡是有脚的女人们就都跑到织布组去了。孟喜子顿时人多势众,从小姑娘到老太太全听她的,而她又只听葛二蛋的。弄得妇救会要办什么事,还得请二蛋哥哥先点头,真是气得要命。
上级要求民兵实现多样化,能战斗、能支前、能生产,葛二蛋觉得办不到。“扯!样样精通、样样稀松”,于是就决定把民兵分组。
先成立“快枪组”,把所有的好枪集中起来,由枪法好的民兵使用。有人不同意了,说枪杆子应该掌握在贫雇农手里,这是民兵素质化的原则。葛二蛋哈哈一乐:“扯了,杨大迷糊是雇农,把枪交给他,哪头朝前都分不清,行吗?”名单列出来,头一位,当快枪组组长的秀松就是富农,可是,秀松他哥哥、妹妹都是共产党干部,他本人不仅枪打得最好,还是葛二蛋前任的民兵组长。区干部想了想也就没反对。
没得到好枪的青壮年全进了“做事组”,跑运输、支前、搞抢种抢收……除了不用参加站岗放哨,啥事都做。有人偷懒?别急,有“棒子组”呢。
扛棒子的都是四十多岁的老民兵,组长是孟喜子他爹。这“棒子组”平时的主要任务是管理地道。
抗战的时候,曹县这里也挖地道,但这地道不能打仗,只能用来隐蔽和撤退。地道修得很长,从村里的家家户户通往村外野地的十几个出口。老百姓从炕头一钻,就能跑到道沟里;从庄稼地里一猫腰,又能从邻村的院墙边出来,到处跑。
刚开始,老百姓图省事,地道挖得既矮又窄,还把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搁在地道里,一遇到情况,更是把家当几乎全搬进来。猪、鸡、农具、炕柜、纺车,堵得是水泄不通,连路都走不动。最可气的就是民兵事先统计有多少粮食要往地道里藏,家家户户都往少里报,结果紧急时候要抢藏了,却又发现多得没时间运。
区政府号召改造地道,不仅扩大空间,还修了水窖、粮食窖、杂物间、通气口,不允许把柴草之类的东西带进来。可群众以往都把地道当做个公共地方,很不自觉,这就需要有人监督管理。
“棒子组”的老民兵都是一家之主,检查别人够严格,可如果自己家被发现什么缺点也丢脸,所以都很认真。打下的粮食早早藏进了地道,遇到情况,家家也都有个明白人,知道该怎么样不该怎么样。
棒子民兵办事认真,葛二蛋就凡事高抬老民兵几句,依靠“棒子”进行管理。有一回,他想在村外的几条道沟之间挖地道,这样野外游击时更能够隐蔽机动。就先对老民兵说:“对不住了,要请你们多照看几条地道。”老人们很高兴:“你们小伙子流血流汗,只要能保安全,我们多费点心思不算啥。”
可这挖地道的活是要让“办事组”去干的,宣布的时候,有个愣小子犯懒,刚嘀咕了几句,葛队长的脸就拉下了。看见队长脸色不对,几根棒子立刻就抡了上去。站在旁边的村长连忙制止:“不行不行,怎么能打人呢?”葛二蛋笑笑:“没啥,你看,揍他的都是他爷爷辈的。”村长突然想起自己的辈分也不高,就不敢再吭声了。
葛二蛋越来越霸道,惹得区干部到县里面告状,说葛二蛋总犯错误,不能当骨干了,要撤了他。没胡子的县领导说:“不对不对,葛二蛋战斗勇敢,成绩显著,当民兵骨干完全合格啊。”白胡子县领导说:“不急不急,葛二蛋的错误是否严重,要先问问群众,要讲民主。”
于是到各村调查,老百姓们都说:“葛二蛋好样的呀,葛二蛋领导得好!……”县领导哈哈笑,区干部无可奈何,葛队长也就安然无恙了。
葛二蛋觉得这“民主”救了他一把,真是好东西,就拉着区长问:“啥是民主?”
“民主,就是凡是要先问问大家,征求大伙意见,按大多数的办。”
“噢,有道理,有道理,这个办法好。”
“哼,好是好,可党中央也说了,反对绝对民主。”
“那啥是反对绝对民主?”
“就是也不能全听群众的,原则的问题还是干部说了算,重要的事情按干部的意见决定。”
“啊,有道理,有道理,这个办法更好。”
塔湾这里是游击区,所以也免不了日伪方面的征税,对于这些税收,村里采取的是一瞒、二拖、三藏的办法,很少硬抗。镇上的伪政权一般也只是叫得凶,到最后敷衍一点粮食也就是了。毕竟这村子周围有不少地是镇上财主家的,把农民惹急了他们也捞不着什么好。这应付伪政府的事情都是由村长去干,葛二蛋很少过问。
其实,镇上的人对葛二蛋是不是真的“自警队长”或者是不是民兵并不感兴趣,他们倒清楚葛二蛋是搞走私的,因为都知道他卖农具,货色明显和当地的不一样。只是,从来就没有人过问,兵荒马乱的,谁也不愿意找这不痛快。
可偏偏就有人不识相。有一天,村里来了一伙人,领头的是个税捐稽征处的录事,他大模大样地训了一通话,说什么牙税、牲畜税、屠宰税,还讲什么“督征旧欠”、“积赋并征”,反正是要钱。村长说实在没钱呀……那个录事就喊人搜村子,没找着粮食,发现两头没来得及藏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