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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项燕带领着楚国之倾国主力军，正和王翦大军在蕲县对峙，不知什么原因，项燕突然掉头向东移动。王翦抓住了楚军胡乱移动、行伍易于遭受攻击的难得机会，发出精锐主力把楚军歼灭。项燕到底为什么要突然向东移动，导致自己的灭顶之灾，史书上没有给出原因，或许是类似周文这样的视日，告诉他的吧——东边吉利！项燕就这么被周文“害”死了。
如果项燕得知，周文得出东边吉利的结论的依据，也许就是因为太阳在东边，所以东边吉利，那真要活活把项燕气死了。
鉴于周文有这么不平凡的经历，陈胜当即就拜他为将军，派他率领西A方面军，向西直逼函谷关。而吴广监领的西B方面军，也顺着豫西走廊往函谷关方向冲击。两伙人马似乎要比赛争功似的。而为什么急着进攻关中，而不注意巩固楚国根据地，陈胜犯的这一战略错误——至少是冒了很大战略风险的，归根结底，可能还是陈胜怕别的诸侯王先闯入关中，自己的当帝王的鸿鹄之志就落空了。
所以，陈胜在准备并不充分下，仓促向西进攻。
但是吴广是个死心眼儿，不太懂军事，非西进的路上，要停在荥阳城这样的百年老墙下面督军攻坚，一连拖了几个月都毫无进展，把他属下的将官们气得半死。
但是，吴广在荥阳等坚城下消耗，客观上为周文创造了机遇，可以避免荥阳等重要据点的秦军跑出来牵制周文军的西行。
周文遂摆脱了秦主力的干扰，一路避实就虚，批隙导窾，于空隙无遏处用刀，不但没有太大消耗，反倒队伍越滚越大，抵达陕西东大门函谷关的时候，麾下已竟有士卒数十万，战车一千乘！经过一番史实失录的残酷战斗，周文竟一举攻克函谷关，长驱直蹈，直趋咸阳，一直打到了距离咸阳城仅仅几十公里的骊山脚下。周文带着墨镜，铺展在他身后，是数十万大军和迤逦上千辆战车，猎猎的旌旗遮住了陕西一半天的阳光。数百年未见的巨大恐慌，笼罩着秦二世的朝廷！
第七章 血染红桃A
（一）
年轻的秦二世，招来国情咨询专家——就是一帮博士们，开会。
所谓博士，就是当时的互联网，只要上去一搜，就能找到问题答案，所以经常被准备在皇帝身边，等着皇上搜。
秦二世问：“据说陈胜占领了陈城，自立为陈王，列位博士如何看待这件事的性质？”
有三十多个没有眼力见的博士和诸生（应该算“本科生”），一起走上前来，说：“这帮人属于群起造反，愿陛下急发兵击之。”
秦二世勃然作色。秦二世的意思是，如果是有造反，当然应该发兵击之。但我这么尧舜一样圣明的皇帝在上，下面怎么会有群起造反的事情？！你们这么说，不等于是否定当前大好形势吗？
我们说，秦王朝还有一个毛病，就是忌讳说自己的错误。我不知道这个毛病是怎么养成的，可能是从前打仗一直是打胜，追求成功，又薄古厚今，总之怕任何人说它没弄好，说“今天”不如过去好。
这时，有个叫叔孙通的候补博士看出了秦二世的难堪。
这个叔孙通比较识时务，也善于揣测领导人的心思，他跟其他博士们唱起了反调，转而大力讴歌秦二世：“刚才的博士们发言都不对。我认为，陛下是位明主，非常称职。明主在上，又非常称职，下面怎么会有造反的事情？据我分析，那不过是一帮DNA里含有盗窃基因——而且是很顽固的盗窃基因——的偷东西份子，在兴风作浪罢了。是群盗而已，不带有任何政治目的。不管社会发展到了多么高的阶段，这帮人都会存在的，这属于生物学的问题而不是社会学问题。哪值得把他们放在我们正规军的牙齿间去咬呢。责令各地警察多带些手铐电棍，定期去严打一通就行了。”
于是秦二世大喜，游目四顾，你们听听，你们听听，说得多好啊。这才是对当前形势有正确认识呢。秦二世高兴，于是说：“鉴于叔孙通发言发得好，嘉奖叔孙通立刻转正升博士。”——不再当候补博士了，并赐给他丝帛二十匹，好衣服一袭。
秦二世然后逐一询问其他博士们的看法，有人说是造反，有人说是盗。秦二世叱说：“先帝和朕把国家治理得这么繁荣昌盛，怎么会有造反的呢？！把说是造反的全部送进司法机关审查，罪名是‘非其所宜言’。”（说话不合适，否定当前大好形势）。
这件事情可以与当年的焚书坑儒相对比着看，是焚书坑儒的一个缩减版。焚书坑儒的事史料语焉不详，但这件事情说的很清楚。秦二世并没有要灭绝儒家，他是用了儒家的，他只是把自己的御前儒者中持不同政见者处理掉，就像后代皇帝也会把自己的的儒者大臣中跟自己观点不一至的给贬迁处理掉一样。所以，“焚书坑儒”的提法是不好的，应该改成“焚书坑谤”，或者就叫“焚书”。因为，把持反对意见的人（“谤者”）处理掉，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历朝历代都如此，不值得一提，秦始皇不过是坑了三百多人，只是一次行动而已，不必上升到太高。古书上提到秦始皇时候，都是说“焚书”。只说“焚书”，我觉得这是恰当的。
焚书是个事件，坑什么，和后代相比较，算不上什么事件。
“坑儒”一词是很近代的事情，很可能是解放后才发明出来的。这种提法是很不确的，误导人的。秦皇帝虽然没有把儒者的学说抬高为核心统治意识形态，但说要灭绝儒家，则是冤枉他们了的。儒家的孝、忠啊，它都是讲的。而且儒家当时未经董仲舒加工也还不“健全”，也无法抬太高。
叔孙通抱着因说瞎话而从皇宫领到的奖品和转正证书，其他儒生们见了，都骂他道：“叔孙通博士，你阿谀得也太过分、太露骨、太给我们儒生阶级丢脸了。不必这样吧！”
叔孙通嘿然一笑：“不阿谀一点儿，我的脑袋壳几乎不脱虎口矣——。”他说假话固然是形势所迫。但是，当别人都还在说真话的时候，你却第一个站出来拼命绘声绘色地大说假话，阿谀上意，甘当给皇帝帮腔的急先锋，还指责别人说的都不对，作为知识分子，无乃不可乎。而且，这也是为主谋不忠也。
不忠不信，只是一个“自了汉”。在有学问的人里边，即便是今天，这样的人也很多呢。
接下来的事情有点不好思议。叔孙通突然卷着行李卷逃跑了。逃跑的原因司马迁没有给出清晰的解释。大概他觉得说瞎话，总归要有一天被事实戳穿，到时候就是蒙蔽圣上的罪，没活路了。于是叔孙通看看形势不好，就干脆逃去，连博士证也不要了。
不管怎么样，由于叔孙通带头捣乱，把大蟒蛇消灭在其小小蛇阶段，也就是及时调动军队，扑灭燎原星火，扭转帝国厄运的最佳时机，也就这么悄悄错过了。叔孙通抱着奖品连夜逃去，不管他走后，咸阳哪怕洪水滔天了。叔孙通回望咸阳，但见头顶月空，清光似水。
叔孙通跑回了齐鲁老家，“自了”去了。
后来的事情还需要再罗嗦一下：
叔孙通回老家以后，老家不久被项梁占领了，他就投奔了项梁。后来又投奔了楚怀王（义帝），接着又去事奉项羽，最后当项羽的彭城被刘邦攻破时，他又改投在刘邦手下。总之，秦汉之际的各个山头包括秦皇廷他都呆遍了。司马迁记录了当时鲁国的两个“原装正统的儒生”对他的嘲讽：“先生你换了将近十个主子，每次都是当面阿谀主子而求得亲近和富贵！——你快走吧，get？off？of？here，不要来！不要污辱我的美！”（原文：“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公往矣，无污我。”）
叔孙通最后转在刘邦的手下，很会讨刘邦喜欢。刘邦是楚文化圈的人，习惯穿短制的衣服，而叔孙通穿儒服，宽袍大袖，刘邦憎之。于是他就变易儒服，把尺寸改成短形，于是刘邦喜欢。叔孙通之乖巧，之善于迎合主子之意，尝如此。鲁儒生说他“面谀以得亲贵”，非枉也。
叔孙通凭着自己的“面谀”和“曲附上意”和他确实有的一些儒学，一直在刘邦手下混到了“太子太傅”的高位，主抓礼仪和意识形态的工作，乃至被司马迁封为了“汉家的儒宗”。
但叔孙通怎么看上去也跟先秦那种“威武不能屈”的儒不一样（董狐之类的），而像是“变形虫”的儒。
衣服可以改，那么学说就也可以改了，黑白和真理也可以改喽？！如果知识分子都成了这样，那这个国家就算没了脊梁了。先秦儒家之所以后来被改造成为皇权时代的时髦的思想武器，那不是别人改造的，就是叔孙通这类人改的。就是这类人太多了的缘故。
（二）
章邯这个人，是个很有“反动”才具的人物。但是，大秦帝国倘若因他而不倒，他又何尝不是扶危持倾的历史功臣呢。
公元前208年初冬，当周文数十万义军打过来的时候，章邯正担任秦政府的“少府”一职。
少就是小的意思，少府就是小的府，也就是小金库的意思。我们说，皇帝也是有私房钱的。国库里的钱他不能动，这些钱是各郡县交上来的赋税，用于国家养军队，修长城，搞航天飞机和发给公务员。皇帝并不能把天下的赋税直接据为私有。但是，皇帝也直接占有一些良田，还有肥美的山林水泽，盛产木材、矿石、左口鱼和大闸蟹，都可以卖个好价钱。于是，这些宝地上产生的revenue，全都进了皇帝的小金库。章邯就负责管着这小金库。因为是给皇上看钱，级别因此各外高，位列九卿。
小金库的钱干吗用啊？除了养活皇室，还有重要一项就是修阿房宫了。所以章邯可能也是阿房宫工地上的大工头。
这一天，秦二世急惶惶地召见大臣。他扶着桌案，花容失色，颤颤着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