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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严谨的文人，也都是说“屠术士”。
当然，有些史料上（比如《史记》）也说到坑“文学方术士”，或者“诸生”这样的字眼，似乎被坑者也含有一些儒生。但是我们不要忘了，《史记》上很关键的一句，经过在咸阳排查，“议论不合者”460人，才被坑掉。也就是说，坑的实际是政见不合者，而不是以“学儒”作为排查出来坑掉的标准。“议论不合者”、政见不合者，这近乎于反对政府者，在专制时代永远是要挨坑的，不管是落在什么朝代，落在哪个皇上手里，也不管他是学儒还是学法，这么做固然不是好事，但也似乎不必对老秦的这么做就过分大惊小怪，而且是区区460人。
事实上，儒家向来柔顺，儒学最核心就是强调崇君和等级，哪个皇帝不知道这是好事。秦始皇会不知道对此可以加以借用？！历史上有非跟儒家过不去的皇帝，我不相信。
另外，坑杀460人，这个数目并不大，它只是偶然一次杀戮行动，而不是一场广泛的政治打击运动。史家和学者不应该对此事大惊小怪。只是史料上没有把这些被坑者的“错误言行”记载下来，使得大家似乎觉得这是完全无辜的人。当然，他们用现在眼光来看，是无辜的人。但在那个时代呢，如果他们的言行被记录下来了，恐怕换了后代的100个皇帝，90个都得说杀！
最后还要罗嗦一下。
儒者虽然一定程度进入了秦统治班子，但毕竟没有太受重用，这也是不争的事实。这跟儒术在当时尚不完备有关系。先秦儒家在伦理方面的学说还比较发达，演习起礼仪来也很带劲，但涉及政治和治国领域，其主张就含糊朦胧，苍白凌乱，更多是《春秋》书里夹在字缝中的“微言大义”，体系凌乱，遮遮掩掩，欲语还休，远没有法家体系来得翔实严密自成一套而且可操作性强。一本《论语》，也是“修养的意味极重，而政治的意味极少”（顾颉刚）。这样的东西，自然不可能成为统治者的核心利器。事实上，一直到了汉朝建立七八十年，儒学都没有得到政府的采用，就是因为它不足用。
直到董仲舒出来，把传统儒学做了极大的发展，吸收引入了法家、道家、墨家、阴阳家的很多重要观点，比如赏罚、兼爱什么的，健全丰富了儒家学说在治国体系方面的原始不足，终于杂糅百家，成为了“新儒学”，才得到汉武帝的信用，抬举它作为治国的主要学说，从此成了中国官方的主流意识。
所以，在董仲舒的“新儒学”推出之前，秦始皇也好，汉初几个皇帝也好，往儒冠里尿尿的刘邦也好，都没有太尊用儒家，也就完全可以理解了。这与其说是皇帝们的不对，不如说怪儒家自己尚不够完善。
（附录二 该怎么看待“焚书”民）
我们说，在先秦时代，是分封制的社会，权力在天子、诸侯、受封大夫家族之间被分散，特色是不够独裁和专制。如果左边一极是民主，右边一极是专制。那么分封制多少还偏民主一些，是多家族的联合体执政，还没有形成国君或天子的一元独裁与皇权专制。
而秦统一以后，中国顿时走上了“皇权专制”，这是一个崭新的新的社会形态。一个家族的“私天下”取代了分封制下多家族相对的“共天下”。天下从多元走向了一元的形式改成了郡县制，把相对民主一点的社会结构，朝着一元独裁专制转型。在这种转型中，原分封制体系下的各种势力及其思想家，是不能与皇权专制体系相溶的。民间普遍存在着对分封制社会体系的严重怀念，和对皇权专制的不接受、不认可。淳于越等人在朝堂上公开提出再搞分封制，就是这种思潮的代表。这时候，秦帝国的统治核心的人发现，所有从先秦留下来的思想和文化书籍，都帮不了自己，所以这些以前时代的东西，都成了今人非议皇权专制的思想武器，所谓“以古非今”。所以，秦始皇和李斯等坚持走皇权专制的核心层认为，必须借助类似“焚书”的手段，来断掉这种反皇权专制体系者的进攻的声浪，于是就有了“焚书”。借助“焚书”，从实体上除掉那些旧书和持旧书观点者，这是新的皇权专制社会的思想意识形态，对过去的分封制下思想意识形态的一次清除、清洗，或者说一种“革命”。“焚书”之后，又出现了坑掉议论不合者的事情（后被讹作坑儒）。
可以这样说，只要坚持选择皇权专制的路子，类似的思想清洗、对旧思想进行否定就势在必行。这是形势所定，非仅如郭沫若所谓的个人性格残暴所至。类似“焚书”的钳制思想，是皇权专制社会的社会性质所要求的，不能简单归结为某人（秦始皇）的人性的残暴。后面的皇权时代的皇帝们，一样是走的秦始皇的思想钳制的路子。只不过，在秦始皇时代，分封制意识形态的持有者和势力是非常庞大和顽强的，所以竟需要政府动用极端手段去清除和扭转。而越到了后代，皇权专制的意识形态，越发已被民间和民众接收和习惯，后代皇帝们，也就不需要采取“焚书”这样的极端手段了。
（附录三 论陈胜起义前并非农）
观点1：陈胜少时在佣耕的时候，可能是农民，也可能不是。
观点2：陈胜壮年从事社会活动到起义之际，身份并不是农民。
观点3：陈胜起义的性质和目的刘邦项羽没有本质巨大区别。
陈胜起义时并不是农民，太史公的《陈胜世家》里说的很清楚，“陈胜少时，尝与人佣耕。”这在现代学者眼中就成了陈胜是农民的证据，并且进一步把秦末运动定义为农民推翻地主政权的运动。其实，这个“尝”字，恰恰说明陈胜壮年以后，在去大泽乡的时候，已经不再为人佣耕了。他起义时乃至起义前的很长一个时期，已经不是农民了，否则就不会用“尝”字。
“佣耕”，并不是专业长期耕种，而是一种打工性质，是雇佣来耕种的。“佣”、“卖佣”、“佣作”是当时的一种短期的谋生手段，当然也可以成为长期的。
其实早在战国时代，这种庸客就开始出现了，他受雇于人，出钱家提供牛犁种子等等，出钱家还提供汤羹给他吃，此外还发他钱币作为工资（汉朝时候的标准是每月给一千钱），他不需要对产量直接负责，但面临着不好好干被开除的可能。韩非子的著作中就提到了一个庸客。这家伙跑去给一家人干活，还极卖力气，为的是主人给他好吃好招待，以及发工资的时候发他成色好易于被市场接受的币种。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夫买佣而播耕者，主人费家而美食，调布而求钱易者，非爱佣客也，曰：如是耕者且深，耨者熟耘也。佣客致力而疾耘耕，尽巧而正畦陌者，非爱人主也，曰：‘如是羹且美，钱易云也。此其养功力有父子之泽矣。而心调于用者，皆挟自为心也’。故人之行事施予，以利为心，则越人易和，以害为心，则父子离且怨。”
主人、佣客，看的出来这种关系是建立在雇佣的基础上的，就是所谓“买佣”。但这买佣不是买人，是买一段时期的劳动关系。而且我认为，它甚至可以不到一年，也许只是农忙时节。从上边的例子来看，主人未必是地主，在农忙时节，一般家庭业也有可能买佣。
《史记》上对佣的注释是：“佣，役也。谓役力而受雇直（值）也。也是这个意思，出卖劳力受雇得钱。
所以，陈胜就是这样一个“佣客”。他和专业自耕农、佃户都不一样，他有可能只短期从事，他也有人身自由。
汉朝的好几个官僚学者，从前都曾经为人佣作过。比如匡衡家贫，“为人庸作以供资用”， “儿宽年少时，去受业念书，贫无资用，就时时间行庸赁，以给衣食”。“桓荣，少学长安，贫屡无资，常客庸自给”。“公沙穆游太学，无资粮，乃变服客庸，为吴佑赁舂”。“卫飒，好学问，随师无粮，常庸以自给。”这些人，在求学阶段，由于贫困，都曾经佣作过。这些人可并不是农民，后来也不再佣作，而是当了官。佣作是当时人一种补贴贫寒的办法，佣耕也是一种，这都叫做佣作，这种人叫做佣客。
根据《史记》，陈胜是识文断字的，他写过“陈胜王”三个字在鱼肚子里。另外他名字有字（字“涉”），能有一个字，这不是一般农民能有的，而是行加冠礼的时候给起一个字，那就是要戴冠的。这都与他是农民的说法相矛盾。而且史记上还说，陈胜，字涉，阳城人也！
现在我们做一些假设：这个有“字”也会写字的陈胜，阳城人，是一个城里人。但是由于家庭原因，陈胜不小心弄得很穷，在窘急之下，就出城去给人种地打工。当时的田野，出城以后，靠着城墙根就有，叫做“负郭之田”，田主往往是城里人（譬如洛阳人苏秦就曾经自叹没有“负郭之田”）。这些田主需要雇人佣耕，而且往往是在农忙季节，陈胜去那里打工一段时期，是可能的。
但是陈胜一个戴冠族，发现自己却和一帮戴头巾族，混在一起，捏着锄头把劳动，心情的郁闷可以想象，所以发出了“苟富贵、毋相忘”的自我宽慰和愁叹。
在田间劳动，干一会儿就受不了了，就“怅恨”了，就嚷嚷着等未来的富贵了，这多半是城里人来的，而不是生下来就一直从事农田劳动的人的特征。
随后，他又说：“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能说出这样有文采的话，恐怕也不是一般的黔首。（注：但是你也可能会说，史书都是被打磨过的，是被作者用自己的语言重新写的。但是你也要知道，司马迁也好，他在写人物的时候，使用的语言虽然是被他打磨的，但也一定是符合笔下人物身份的。如果司马迁认定陈胜完全是个大字不识的农民，他要写一篇关于他的故事或者或者小说，他会让他冒出一句很不合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