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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说，秦时期的城邑数量，至少有500个以上（假定一个县一个城，也有近五百个城了），如果郡县皆杀其长吏以反，杀了长吏以后势必城中是聚兵以反，我们按每城可得兵2000人计算，如果500个县去除秦本土100个县得400个县，已经是80万人马了。秦汉之际的义军总量是50万左右（项羽及诸侯联军40万，刘邦10万），而且增加速度也是几千几千地随着城邑被攻克的数量速度来长。那么，这些义军的主体是农民为主体还是城市平民为主体，您再结合我在本书中写到的武臣攻占赵国地区的过程来揣摩一下，可以得到比较妥当的结论，这次运动的主体是城邑平民，不是农民。
起义一定要农民吗？先秦时候的社会形式跟后来的专制社会是不一样的，临淄一城就可以征发二十万士兵，而齐国的主力叫“五都之兵”，是来自五个大都市的，是战国时期齐的主力。
城邑的人口和所征兵的数量在先秦是很庞大的，足以征发出八十万的士卒（上述），这场运动完全可以是六国城邑平民为主导的反秦复国运动。
秦末的战争，主要是城邑战。从大小领导者的出身来看，都是城邑的豪杰官吏（包括陈胜及其核心集团，以及刘邦项羽的领导集团），运动的迅速发展，是城邑内的少年、豪杰、父老的积极相应与刑杀长吏，促进运动发展的首发力量，是豪杰军队对城邑的进攻（如赵国、齐国乃至陈胜、刘邦），这些被攻占的城邑中所征发的平民士兵，势必有组织起来去进一步攻占别的城邑，形成运动所迅速蔓延与扩展和胜利。战斗所依托的地方，也都是对城邑的争夺。
如果上面说的情况接近事实，那么，秦末这场运动中做出巨大贡献的是城邑平民，领导者是城邑的豪杰官吏，推动其迅速发展的是城邑平民，受破坏和牺牲最大的也是城邑及其城邑人口，可是却只说是秦末农民大起义，这合适吗？
总之，如火如荼的秦末大起义，是一帮以陈胜、项羽、刘邦等官吏豪杰为首的领导的，这些人主要是城市背景，以城里人为运动的迅速推动者，以城邑平民为义军主力（当然主力中也应该含农民）的一场大运动，是人民起义，不是农民起义。其政治目的与性质，不是谋求农民利益，而是谋求六国复国与反秦亡秦的事业，是城邑平民为主体的武装的复国运动！
（附录六 秦朝灭亡在于分封制与皇权专制的历史振荡）
鄙人认为，秦王朝的迅速灭亡，根本原因，还并不在于传统所认为的：1、刑罚残苛；2、劳役盘剥太重。
残酷剥削和刑罚苛刻，确实会导致社会动荡，但未必足以构成必然亡国。后代的剥削和刑罚在很多时期，都未必比秦更弱。
其实，秦王朝的迅速失败，主要在于它破天荒地创立了“皇权专制”体系，不被习惯了一千多年的分封制的当时的民众和士大夫等社会多阶层所接收，最终导致制度性的反弹而亡国。
虽然秦王朝采取了焚书坑意见不合者这样的强硬措施来表达自己皇权专制的决心并打击和扭转人们的认识，但一千多年的分封制历史习惯，绝不是十年间就能转变过来的。在秦末的起义者，不论是六国贵族之后，还是地方豪杰英雄，或者匹夫草民，他们的动机都是高度一致的，就是要从新回到分封制——陈胜起义喊出的口号并不是我们被剥削太厉害了，我们要求富裕和分田地，而是要恢复楚国的分封结构，也就是所谓的“大楚兴、陈胜王”。后来项梁立楚怀王，是为了“从民望也”，这都反映了愿意回到分封状态下的不仅仅是诸侯贵族之后，也包括民众。
起义运动闹起来以后，起义的领导者，从第一领导者到下面的将领们（包括陈胜的队伍），都是急不可待地、声势汹汹地，昼夜盼望裂土分封，大者为王，小者为侯，哪怕得一邑、千户，也是要的。
最后，刘邦的胜利，是很大程度上又复归了分封制的格局，表现为当时天下的三分之二都是分封给了数百功臣和很多王族的，整个函谷关以东的大半个中国，都被分封出去了。这种分封制与皇权专制的并存，一直延续了七十多年到汉武帝时代，才算彻底过渡到了皇权专制。因为那时候的人们，已经逐渐接收和习惯皇权专制，而渐渐把分封制遗忘到历史的尘埃往事中去了。
所以，历史不是嘎然一刀切地前进的，而是前进退后、弹动涌动着前进的。秦王朝，就做了这个历史涌动和转型的过渡期和牺牲品，成了分封制向皇权专制转型的新旧势力较量的战斗场。
所以，秦的灭亡，就是因为从分封制向皇权专制进行了急剧的一刀切的过渡，违背了历史进展的渐进原则和人们心态上的准备和承受程度。
换句话说，秦王朝无论是不是使劲剥削压迫农民，修不修浩大工程，其发生重大的社会动荡几乎是必然的。
只要一个较大的国家符合下列条件：
（1）发生自上而下的全景式的重大社会变革（从分封制剧烈过渡为皇权专制的社会结构）；
（2）政府不具备现代极权国家的成熟的管理技术；
（3）短期内的大幅度领土扩张。
那么，重大的社会动荡乃至社会崩溃几乎就是必然的。而秦王朝对人民的残酷剥削，只是催化剂的作用，是充分因素，但不是必然因素。也就是说，后代的剥削压迫有甚于秦朝者，但未必就会灭亡。
秦朝行单一的、全盘的皇权专制（郡县制），因违反历史进程的渐进原则而亡国，随后，刘邦走分封制与皇权专制的并行的制度，终于长久了起来。但这种分封制与皇权专制并行，只是为了适应历史过渡原则的无奈之举，所以刘邦不断采取措施向皇权专制过渡（消杀韩信等人的封国以及随后汉景帝等时代的削藩）。随着年代的推移，分封制的色彩越来越少，皇权专制越来越成为主流。终于到了宋明清，皇权专制变得越发的纯粹，皇权膨胀到了古来所无的地步，同时它的弊端也就越发明显，终于使得中国在清朝的时候开始落后于世界。随着大清王朝的灭亡，新的国家制度体系，又成了志士仁人考虑摸索的主题了。
历史的进步，从分封制向皇权专制社会过渡，必然是个渐进和振荡的过程。秦帝国的崩溃原因，关键在于回复六国分封体系这一历史惯性与秦帝国急剧要求走向专权专制之间的历史矛盾。
这种历史矛盾导致的秦汉之际的这场社会振荡，似乎是历史进程中的分封制惯性所导致的不可避免的环节。所以，从这种角度上讲，秦帝国的昙花一现是带有历史必然性而不能完全归咎于其统治者本身技术的失败。
不管怎么样，秦是一个无比值令人惋惜和心情矛盾但是值得自豪的朝代。
最后我们再从微观上看一下，秦取缔分封向郡县急剧过渡，是如何导致了社会的动荡的。
首先譬如陈胜，他就想当王侯，从小就嚷嚷着鸿鹄之志，起义也是奔着王侯将相去的，这就是分封制的情节。有这样情结的人肯定不知陈胜一个。英布脸上刻着字，却笑着说：“当黥而王”，也是渴望着当王呢？
所谓分封制，不是分封诸侯才叫分封。分封制有大分封还有小分封，分封你当王当侯是大分封。在王国和侯国内部（注意，汉王朝时，这种侯国的数量有一两百个之多），分给你一个城邑，让你当某邑大夫，进行世袭，也是分封。士大夫是有自己的封邑的。譬如你现在去山西，你现在会遇上各个的县，但是在分封制时代，他们是晋国各家大夫的封邑，是全归了大夫自家的。大夫的舒服程度，比皇权秦时代的拿俸禄、守秦法的各地官僚，不知要舒服多少倍。所以，这种对前时代分封制下士大夫身份的怀念，在六国地区的六国精英心中，应该是很普遍的。事实上，很多起义领袖的起义动机就是为了求得“尺寸之封”（而不是为农民谋福利），用韩信的话讲是“日夜望尺寸之地”。陈胜本人也是这样的。其他如沛县县令，会稽郡守，以及萧何、刘邦这帮官吏，他们都带头造反了，也不得不说有很大动机在于此。
秦的急骤过渡，使得这些有分封情结的精英，都被搁浅了。从而成了了秦帝国的对立者。
这些人未必都是六国贵族之后，认为当时想回复分封的就是六国贵族之后，这是一种狭隘的认识，也不符合当时的社会实际。说秦末运动是六国贵族之后领导的政治运动，是错误和狭隘的。六国贵族之后并不是这场运动的主要领导力量。分封有大有小，小分封，对精英们的吸引力是很大的。那些望尺寸之地者，更是运动的主力领导者。
另外，秦向皇权专制思想意识形态的急剧转换，伴随着焚坑政策，也打击了一批精英，走向了与秦敌对的道路。譬如孔子的八代孙孔鲋。而这些人，本来是可以通过巧妙的办法吸收到统治阶层里边去为皇权专制服务的。但是，秦王朝却采取了“杀豪杰”的政策，进一步打击这些精英者。
人们怀念分封的好处，不但是有封地这种物质好处，更主要的是回到那种思想人格的自由时代。一贯自由惯了的人，好像自然界的野兽，突然关进一个集权专制的大笼子里，势必是要搏上一次的。人们慢慢习惯当皇权专制的“奴才”，是需要一个较为长期的适应和调教过程的。
秦末的运动，根本实质，就是这批精英们，要回复分封体系，从而掀起了这场运动。其实质并不是农民谋求自己的利益而发动了这个运动。当然，这些精英们是利用了当时社会上对秦政普遍不满的人民——但是这个人民又并不等同于受剥削的农民，从运动的主要推动力量上看，城邑受秦政迫害民众，是帮助精英（或者说被精英利用的）更主体力量。
总之，秦的促短，主要是分封制向皇权专制急剧过渡，导致社会绝大部分阶层特别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