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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璟是个风度、文采、修养都很出众的谦谦君子，然而，作为皇帝，他留下的全是失败和无奈的记录。谦谦君子当皇帝是很难称职的。首先，他就缺乏“敬业精神”——好几次“撂挑子”要让位给弟弟，只是因为他们几兄弟都不热中于争权，而大臣们也反对，才勉为其难地干下去。李璟爱好文学，才情在二三流诗人之间，自视却很高，最喜欢的事情就是纠集一些略有才气而极无廉耻的文人，在他们的吹捧声中陶醉。中国的知识分子习惯于被驾驭和被驱使，主上不能临之以威，不把他当奴才，他就要“翘尾巴”。李璟做太子时，身边那些文学侍从长期跟着他赋诗饮酒，随便惯了，等他登了大位，这伙人恃宠争权，目无君上，败坏朝政，肆无忌惮。其中颇有文名的冯延巳、冯延鲁、查文徽等五人被人称为“五鬼”。鬼者，鬼蜮心肠、鬼蜮伎俩之谓也，文人无行而好干政则必为鬼蜮。李璟在宰相宋齐丘及“五鬼”等奸佞包围下，内政外交一团糟。首先是与后周长达四年的战争中，丢掉了淮南六个州的领土，边境线后移到长江，使首都金陵直接暴露于敌前。因为面对北方强敌，无力西顾，又失去了趁马氏兄弟内乱搞到手的楚国的地盘（相当湖南全境）。几年下来他父亲辛苦开拓的疆土丢失了近百分之四十。赵匡胤即位不久，领兵平叛到了扬州，顺便对南唐发出了战争威胁，扬州与金陵隔江遥对，可谓近在咫尺，叫李璟如何不怕！他决定迁都往洪州（今南昌）。一到南昌，他就觉得宫室狭小，园林简陋，很不适应，每天凭栏遥望金陵，闷闷不乐，很快就一病不起，从迁都到死去，一共才三个月。
继位的李煜和死去的父亲是同一个类型的人，只是把父亲的特点更极端化而已：作为诗人，他比父亲更出色；作为皇帝，他比父亲更糟糕。因为追求享乐，他很快把都城迁回金陵，并且高标准地修建和装饰自己的宫室，豪华的程度超乎常人的想象。比如所有的墙面都用销金红罗遮蔽，固定这些红罗的是白金钉加玳瑁牙。春天，梁栋、窗壁、柱拱、阶砌，都用竹木扎成一个外罩，上面排列小孔，孔内插满鲜花。每年七夕，要用百余匹红白绫罗，把宫殿装饰成月宫天河的景致，内殿中的陈设更是镶金嵌玉，璀璨夺目。李煜在这个富丽奢华的环境里伴着他心爱的女人们享受了十来年“神仙岁月”。
南唐小朝廷能在李煜治下苟安十多年，主要的原因是这段时间，赵匡胤正在致力于对北汉和南汉的战争，无暇他顾，另一方面，李煜一贯的卑躬折节以小事大的外交路线也推迟了他覆亡的命运。971年，南汉亡于赵宋，李煜的“好日子”到头了。973年，赵匡胤下诏邀他去汴京参加祭祀典礼。他心想打是打不赢的，俯首听命或许能保全身家，无奈朝内光政院（即枢密院）正、副二使一致反对，一番有关利害的陈说又令他头脑发热起来，他拒绝奉诏北上。赵匡胤早就做好了战争准备，只等李煜表态，好师出有名。先头部队从蕲阳过江，然后顺流而下，直取池州、铜陵，不几日便克了芜湖、当涂，到达采石矶下。采石矶前，南唐守军全军覆灭。溧水的抵抗比较顽强，都统李雄和他的七个儿子全部战死。接着，宋军的前敌指挥部便移到了秦淮河畔，因为从江面进攻难度较大，秦淮河一线成了攻防双方的重点。但秦淮区区一衣带水，如何挡得住乘胜攻击的宋军？将士们从河上徒渡，万头攒动，南唐士兵不敢接战，先自逃入城中。孤城一座的金陵居然也困守了十个月。城中的李煜既不敢战，又不敢降，心中毫无成算；城外的宋军统帅曹彬，因为出师前赵匡胤有不可伤害百姓的告诫，总想以逼降、劝降的手段达到目的，故迟迟未发起总攻。这一来可苦坏了南京城中的百姓，储粮殆尽，斗米万钱，樵采断绝，每天有数以百计的人在饥寒中死去。为了避免惨象进一步发展，曹彬下达了攻击令，城防一触即溃，当李煜刚刚续完一阕新词，曹彬已经到了宫门，传谕要他出中庭“肉袒（光膀子）迎拜”，南唐国祚就此终结。
当南京和“亡国之都”或者“金粉秦淮”之类词汇联系在一起时，人们首先想起的必是陈叔宝和李煜这两朝“后主”。在追求物质享乐、带动社会的奢靡之风方面，这两人确实有许多共同之处，但就个体来作比较，他们的差别却很大。陈叔宝虽然也喜欢写点五言古诗，弄点曲谱，但并未入流，资质在中人以下，有时甚至很粗俗，特别在处理国事上，骄横、残暴、昏聩，隋文帝杨坚对他有六个字的点评：“叔宝全无心肝！”李煜则不然，于文学、艺术方面独具才气，不仅能作曲，填词更是一流的大手笔。政事虽非其所长，但他却也为此花过不少心思，比如委曲求全的外交路线之类。赵匡胤曾赞叹他“好一个翰林学士”。因为“全无心肝”，陈叔宝得到杨坚的宽大，赐三品待遇让他又苟活了二十年；李煜却终日郁郁寡欢，以泪洗面，在诗词里怀旧遣痛，复辟野心昭然若揭。赵匡胤可能不跟他计较，继位的赵光义终于用毒药要了他的命。
五
南京再次成为国都是四百年后的事了。朱元璋从出生到称帝，基本上没有离开过淮西这片土地，成就他事业的老班底也几乎都是老乡。1364年他自立为吴王，就近以金陵为都城。1368年称帝后不久，他曾亲自到开封巡视，准备在那里建都，但当时开封条件实在太差，于是下诏，以应天府（金陵）为南京，以大梁（开封）为北京，春秋巡狩。第二年，他再下诏令，以临濠（他的故乡凤阳）为中都，并按照京师的标准，营造城郭宫殿。为建都问题，他召集老臣们开了个讨论会。会上，意见不一，“或言关中险固；或言洛阳天下之中，汴梁为宋旧京；或又言北平故元宫室，就之可省民力……”朱元璋作总结说：“所言皆善，惟时有不同耳。长安、洛阳、汴京，实周、秦、汉、魏、唐、宋故都。但平定之初，民未苏息，朕若建都于彼，供给力役悉资江南，重劳其民。若就北平，宫室亦不无更作。建业，长江天堑，龙盘虎踞，足以建都。临濠，前江后淮，有险可恃，有水可漕，朕欲建为中都，何如？”——看起来好像征求意见，实际上已经毋庸再议了。起自草莽的人很看重根据地的作用，总把它视为自己的后路。
1366年（元至正26年），朱元璋开始对南京城池宫室的重新规划建设。从城墙的长度推算市区的面积，大约在六十平方公里左右，没有达到梁武帝时的规模，但梁朝的建康城内，包括四个相互独立的小城区，而明朝的应天府则是一个完整的城市，虽然也并非全是街衢和民舍。而城墙的规格和气势更是前无古人，平均高度二十米，顶宽七米，至今有遗迹可为资证。朱元璋此时仍在贯彻“广积粮、高筑墙、缓称王”的战略路线（“缓称王”一条作了调整，两年前为了扩大影响、争取群众，自立为吴王）。形势发展很快，不到两年，他已经控制了大半个中国，于是，“群臣劝进，表三上，乃许”——也学着别人忸怩作态一番之后，就了帝位。
在中国历史上，像朱元璋一样绝对出自底层的皇帝很少，连刘邦也比他略微“高贵”（当过亭长）。出身低贱的人，性格中难免有自卑而多疑的一面，坐了江山以后，因为当年一起打拼的兄弟，彼此知根知底，眼下虽位殊君臣，潜意识里还是对已有的地位和权力缺乏自信，而有的昔日弟兄也确实心怀叵测，自觉或者被逼策划起取而代之的阴谋，于是，“可共患难而不可共富贵”，君臣反目，必欲去之而后快——这就是滥杀功臣一类悲剧现象的心理渊源和发展逻辑。朱元璋正是这样一个典型人物。他曾对臣下标榜自己“不嗜杀人，布信义，行节俭，与卿等同心共济”。有一次，他把宋濂灌醉了，以致不能成步，按说这是君前失仪，可是他却很高兴，命侍臣齐唱《醉学士歌》，还说要“使后世知吾君臣同乐如此也”。可没过几年，宋濂的孙子被卷进了胡惟庸的“谋逆大案”，朱元璋竟要将他一并处死，马皇后念及宋濂教授太子和诸王的功劳出来讲人情，才改成流放，让老头死在了路上。这说明，有时候他也想做仁君，也向往君臣同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可是转眼之间，他又感到有必要大肆杀人，正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
大规模的杀戮臣下是从胡惟庸案开始的。胡惟庸一案杀了三万人，其中绝大多数无疑都是冤死。胡原来是个小县令而已，投奔朱元璋较晚，但很受赏识，建国后当了右丞相，是李善长的副手，李善长因病退休，他接了左丞相的位子，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便渐渐忘乎所以。他和朱元璋矛盾的公开化起源于一桩小事：“惟庸子驰马于市，坠死车下，惟庸杀挽车者，帝怒，惟庸请以金帛给其家，不许，惟庸惧，乃……谋起事。”胡惟庸的行为当然是枉法，但既贵为丞相，只能算小事一桩，朱元璋如此执著地扮演爱民形象，显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之后，朱元璋对臣下的疑忌心理越来越重。为了消除一切可能的隐患，他将负责禁卫事务的仪鸾司改组为锦衣卫，“掌侍卫、缉捕、刑狱之事”，拥有至高无上执法权。虽然因为残酷的刑讯造成的影响太坏，此后搞过两次限制锦衣卫权力的动作，但随着李善长案、蓝玉案几起杀人过万的大案的审理，南京官场告密成风，南京城内特务横行，以致后来形成贯穿有明一代的恐怖政治的传统。
朱元璋曾对他持不同政见的太子朱标说：杀这些人是为了替你廓清道路。可是儿子不领情，反说：“我宁愿做不成皇帝，也不愿后世被人唾骂！”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