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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面二十名太监，右面三十名锦衣卫，下列旗校一百名，全都是身穿紧袖衣，手执硬木棍，威风凛凛，杀气腾腾。廷杖还未开始，观刑百官先已心惊胆战了。不一会儿，姜、熊二人被拖进刑场，曹化淳宣读圣旨完毕，一场血腥的暴行就开始了。姜、熊二人被扒下衣服，按在地上，一个特制的麻布兜子套了上去，连胳臂带脊背全部被紧紧地束缚住，一丝也动弹不得，只能露出口鼻喘气；双脚被捆在一起，由两名大汉按住，两条胳臂各由一名大汉压住；再有一名大汉骑在脖子上，两腿夹住脑袋。“犯人”被五名大汉牢牢按住，只留下腰臀受杖。执刑者又是两条汉子，一人一根木棍，交替抡下，而且十棍一换人，只恐气力不济，棍下有弊。一百杖下来，棍子折断好几根，再看“犯人”，已经满嘴是血，熊开元居然还有一口气，而姜埰已然气绝，他弟弟口含人尿送到他嘴里，他才有了气息（不知这偏方以往救活过多少廷杖下的游魂）。这就是明朝的廷杖！也是大明朝最后的一次廷杖。文武百官都被吓呆了，以后再也没有人敢去以身试法了。大明朝快完了〔1〕。姜、熊二人奄奄一息，被拖进刑部大狱。当代名医吕邦相亲来诊治，流着眼泪道：“青痕已经过了膝盖，不能治了。让我试试吧。如果七天之后知道疼了，那你们就感谢上苍吧。”半月过去，烂肉割下了一斗多，姜、熊二人居然苏醒了。
第二年京师夏天瘟疫流行，狱中囚犯死者枕籍。崇祯命令刑部清狱，刑部拟把二人监外执刑。但名单递了上去，崇祯就把二人的名字勾了，道：“这两个恶人怎么能放出去！”
这年年底，熊开元弹劾的那个周延儒终于东窗事发，勒令自尽了。熊开元早发奸状，当改罪为功。于是有人就提出把二人释放。不料崇祯说道：“我就是恼恨他们不向我低头，与他们弹劾周延儒有什么关系！”
直到明朝灭亡的那年春天，李闯王快打到畿辅了，崇祯才在大臣的要求下，把二人释放出狱，发配到江南去了。
崇祯皇帝临死之前还恬不知耻地说：“朕非亡国之君。”
欺人乎？欺天乎？
反 题
朱亮祖父子在朱元璋面前被鞭子活活抽死的时候，肯定是没有什么乐趣可言的。因为他除了死之外什么也得不到，得不到同情，没有人为他鸣冤叫屈，青史上更不会给他留下好名声。可是姜埰一流却不然。如果没有上述的那场廷杖，他的大名也许就入不了《明史》，我们也许就不会知道历史上有姜埰其人。多少壮士靠沙场上拼搏一生，多少才士磨穿了几块铁砚都得不到的东西，崇祯皇帝的一顿棍子就成全了他。所以尽管崇祯咬牙切齿地非要姜埰的命不可，姜埰却对崇祯毫无怨言。崇祯降旨把他流放到宣州做戍卒，他还没有赶到，明朝就亡了，当他听到崇祯吊死的消息之后，捶胸顿足，血以继泪，哭得昏死过去。从此之后，他就自称“宣州老兵”，直到临死还切切叮咛儿子把他的尸首葬在宣州的敬亭山，做鬼也要执行崇祯的圣命。相比之下，岳武穆的愚忠就差得远了！
姜埰以及熊开元的被杖，并不是因为他们做了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像嘉靖时杨继盛的弹劾严嵩五奸十大罪，天启间杨涟、左光斗的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姜、熊自是无法相比，就是再降几级标准，只要他们能为民请命，或者是为国建言，也算是言而有物，但他们的上疏都和崇祯争了些什么呢？朝臣之间的门户派系纠纷而已！
先说熊开元，他任职行人司副，久未提升，心怀觖望，看到光禄寺丞的位子空出来了，就去找首辅周延儒，想托他给自己谋取此职。也是凑巧，周延儒正有事要出门，就把熊开元冷落了。于是熊开元恼了，就打定主意弹劾周延儒。再说姜埰。温体仁做首辅时排除异己和言官，及至周延儒上台，又广引清流，言路蜂起，当时朝廷上反对言官的就造了“二十四气”之说，指朝士中有二十四人结党，群嗾群吠，意图借此谣言打击言官。姜埰上疏就是要辟“二十四气”之谣，为言官辩解。诸君不要忘了当时国家是什么形势。就是这年，内则李自成横扫河南，大破襄阳，张献忠转战江北，连克名城；外则清兵大败明军于松山，为明廷倚为最后一根支柱的洪承畴成了俘虏。明王朝灭亡在即，姜、熊二人却在一本正经甚至慷慨激昂地与崇祯胡扯淡！
扯淡也有扯淡的道理。姜、熊二人以血肉之躯拼死相争的是什么，不是国也不是民，不是君也不是臣，是士大夫的“名节声气”。明史专家孟心史说得好：廷杖不是皇帝和朝臣争是非，而是争意气。说通俗点，就是“斗气”！而朝臣这一面呢？
让我们先看看此前的几次大规模廷杖。正德十四年，明武宗要南巡，撺掇这事的是江彬、钱宁两个佞臣。朝臣们坚决反对。皇帝出巡，了解一下民间有什么不好，何必反对？因为那时交通不比现在，皇帝一出门可是件大事，黄马快船，成千上万，陆路要黄土铺道，舟行则百姓拉纤，沿途百官接驾，兴师动众，佞幸求索，敲骨啄髓，武宗下一次江南，运河两岸的地皮总要刮去三尺，所以朝臣们反对南巡是为国为民的。先是阁臣及科道切谏，不听；然后是兵部郎中黄巩等二人，翰林修撰舒芬等七人上疏，还是不听；接着吏部员外郎夏良胜三人，吏部郎中张衍庆等十四人，刑部郎中陆俸等五十三人，礼部郎中姜龙等十六人，兵部郎中孙凤等十六人，连太医也加了进来，总共一百多人都来上疏。武宗大怒，下令把情节严重的下诏狱，其余一百零七人戴着重枷罚跪于午门之外五天。五天之后，就开始廷杖了，一顿棍子下来，当场打死十一人，其余或戍边，或除名，或降职。这次斗气的结果是朝臣们“胜利”了，因为他们得到了北京市民的同情，而武宗也暂时取消了南巡的计划。
两年之后，武宗突然病死，身后无嗣，经大臣议，决定迎立兴献王之子朱厚熜，这就是后来的明世宗嘉靖皇帝。上次未赶上与皇帝斗气的朝臣们又有了新的机会，这就是所谓“大礼议”。
“大礼议”的中心问题就是：嘉靖皇帝入继大统，从礼法上讲，是过继给他伯父明孝宗了，那么嘉靖的亲生父亲应该如何待遇？大臣和大多数朝臣们要求嘉靖称孝宗为“皇考”，称生父为“皇叔父”；嘉靖不肯，要求称生父为“皇考”，称孝宗为“皇伯父”，他手下也有张璁、桂萼一批朝官支持。双方各不相让，朝廷上没有别的事了，各自引经据典，吵吵嚷嚷，闹哄了整整三年。最后嘉靖皇帝不再和朝臣们纠缠下去了，圣心独断，降旨追尊生父为恭穆献皇帝。这一下，朝臣们就炸窝了，各部门纷纷上书力争。书上去了，嘉靖理也不理。尚书金献民、少卿徐文华对百官说：“我们的章奏得不到回答，一定是皇上要改称孝宗为皇伯父了。”吏部右侍郎何孟春喊起来：“国家养士一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啊！”又有二位跟着喊：“万世瞻仰，在此一举啊！”“谁不跟着我们力争就揍他！”于是九卿二十三人，翰林二十二人，给事二十一人，御史三十人，各部郎官百余人，总共二百多人，跑到左顺门，有跪着的，有趴着的，哭着喊着“高皇帝啊”“孝宗皇帝啊”，真是如丧考妣一般。
此时嘉靖皇帝正在斋宫里守斋，哭声喊声吵得他坐不住，便传旨命百官退去。众官哪里肯听，哭叫得更凶了。这可把嘉靖惹恼了，就派锦衣卫把为首的八人抓起来，下进大狱。剩下的百官更来劲儿了。首相杨廷和的儿子、大才子杨慎带头，撞着皇宫大门大哭，其他人跟着哭。嘉靖气急败坏，派人把参加闹事的名单都记下来。这些官员不但抢着“报名”，有人还觉得自己的亲朋好友因为有事未来参加，错过了成名的机会实在可惜，就替那些人报了名。
有了名单，就开始抓人，关进监狱里的就有一百九十多，其余的在家“待罪”，听候处理。进了监狱，鞭子抽，棍子敲，那哭声就是另一风味了。过了几天，圣旨降下：为首者戍边，四品以上停发薪水，五品以下廷杖。一百二十四人被按在丹墀之下，噼里啪啦一阵之后，就只有一百零八人有气了（在这时候真不应该说笑话，但我实在忍不住：一百二十四张麻将牌去掉加花之后也是一百零八张。据《荷牐丛谈》卷二，则受杖者为一百八十余人，病创死者为六十余人）。
这一次斗气的结果，我觉得是皇帝赢了。嘉靖皇帝是个死杠头，刚入京时就说：你们要是让我管亲爹叫叔父，我就不当这皇帝了。有这个拼死的决心，朝官们还能把他怎样！而且为了皇家一个称呼上的事，满朝大臣却像是天要塌下来似的，不光现在人看着像是一场闹剧，就是当时的老百姓也觉得他们撑得难受。闹腾的目的是想得个“万世瞻仰”的美名，这一点肯定落空了。说是这一闹可以激励士气，发扬名节，但结果是一批官僚下台之后，另一批士大夫赶快削尖脑袋往官场里钻。不说别人，这次为首闹事的官员中有一位学士丰熙，廷杖之后又被发配，最后死在了流放地。他儿子丰坊却一反其父所为，上言大拍嘉靖马屁，主张嘉靖应把他生身父亲列于太庙中的祖宗之位。〔2〕这马屁拍得太大，连严嵩都不敢公然附和了〔3〕。
士大夫“舍生取义”是真名节，但必须明白什么是“义”。如果为了皇上家的鸟事而舍弃本应报效人民国家的五尺之躯，那只不过是“售直取名”，用一个虚伪的“直”来换一个不值钱的“名”。而且是成事无望，败事有余，嘉靖皇帝从此与朝士搞僵，以后就是遇到正经事都没商量了。到了崇祯时代，王朝末路，一切都带些匆匆收场前的凄凉，闹剧的荒唐色彩更浓了。如果“大礼议”群臣只是不明“义”之为何物，那么到了姜、熊二人，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