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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比如，另一个导演吕克·贝松，在他像其他法国导演那样，热中于自编自导自制“作家电影”的盛年时代，他的《这个杀手不太冷》是非常优秀的作品。但后来，这个说一生只拍10部电影的“法国的斯皮尔伯格”（我是多么讨厌这种类型的称谓），到了《第五元素》时，他本来让人羡慕的“自成体系”终于和好莱坞苟合，花了很多的钱，制作了一堆未来的城市建筑、未来的宇宙生物、未来的格斗场面，企图讨好爱看大场面的美国人民，但却不如《星球大战》或者《未来水世界》给人印象深刻。1999年的《圣女贞德》，更是一部平庸匠气之作，又是好莱坞的大场面和情节设置，又是准确无误的高新技术，又是甜腻的史诗和色光影……那个独孤一帜、浪漫忧伤的杀手吕克，就这样渐渐消失了。
值得感叹的是，吕克·贝松仍旧深感电影界缺乏合作，并设想在电影界建立一个联合国度： 分享彼此的银幕技术和经验，集合全球的最理想演员阵容，统一调配全球放映计划。他建立了一个组织—“Europa Corp”，开始全球化的制作、发行和宣传工作。
啊，全球化！大制作！美国！这听上去多么类似今天的《英雄》。
电影院的城市
我们这群人，对学院有眷恋情结，不是留恋补考时被美女挺身相救的时光，而是留恋大学里的电影院。所以毕业以后，都心照不宣地住在附近。附近，指的是美术学院和中山大学。这两所大学，在广州的河南，牵手走路，从美术学院电影播放厅散场，8：30分。穿过地铁口、7/11超市、百佳、学而优书店，以及一堵百拆不朽的红砖围墙，就是古老的中山大学。
15分钟的路程，两个不愿意长大的孩子一路傻笑，总是毫无知觉地就到了。学院保安每
天见惯了各种颜色的皮肤，看到是人，都不足为奇，通通放进去。所以，有时候还可以在中大电影院里看到住在康乐村的民工。康乐村在中大对面，住着留学生、妓女、小贩、大盗、警察……是这个城市著名的村庄之一。
我们通常都要先进村，吃一碗地道的桂林米粉。有时候，边吃边偷听后面那个黑人和马来西亚女友的对话（估计他们想离开中文系私奔），接着再看完17岁的四川女孩饭后化妆全套，估计电影也快要开始了。
电影快要开始的时刻，也是这个城市的夜生活冉冉升起的时刻，这一刻足以和罗兰·巴特的“西南方向的光亮”媲美。
道路两旁种着一棵棵千层白，也不尽然—两棵千层白中间夹一棵棕榈。地上是长着毛须青苔的水泥格子路。往前跳一格，是夏天，再往后跳一格，便是秋天了。即使是跑着或者追赶着去电影院，运气好的话，还是可以在路上拣到链子断掉的卡通狗或者Kitty。
售票厅在一片孤单的草地尽头，远离电影院。我喜欢把它看成怪癖，一所大学应该有很多怪癖，不是吗？售票厅的阿姨永远不冷不热，接过五元钱，撕下一张票，从老式饭厅般的拱形窗口递给你。窗台上有油墨印的中大电影院的网站介绍，网站很简单，不是电影论坛BBS，而是放映通知。放映通知，简单得只有故事简介。没有先入为主的概念，比如英国最大电影网站Empire Online放眼未来三年，选出十二部必看影片等等。
放映厅不大，可以容纳四五百人，门口有小卖部，门上有红色金丝绒。窗两旁是高高悬下来的黑色帷幔。走进去，人头攒动，灯火辉煌，小孩子在玩捉迷藏。也许还来得及吸一口烟？突然，一片黑暗，两道隧道般的白光射出来。老式的电影座仍在哐啷作响，半截红润的烟头依然明亮，音乐却已然恢弘地响起了。
2046的城市
《阿飞正传》宣传海报
我去过苏州河，在河边上，抱着三包香烟四瓶啤酒和两听可乐。我的手里面有一张烟纸，上面写着一个秘密地址，我想找某个人。虽然苏州河很稠密，像黄药师的销魂水。
我找的人呢，当然不是牡丹。她叫慕容，大隐于市，可以三日不食肉味，也没有香火。1996年6月14日，我们探讨过生育问题，她猛吸了一口烟问：“你知道一条狗的寿命是多长吗？”
“十年。”
“对了，十年，而一个人的寿命可能是狗的五又三分之二倍，我不想活过35岁，那么我死了以后，我的孩子怎么办？剩下的那五又三分之二的光阴，我的孩子会不会很孤独？”
“你为什么不可以活过35岁？”
我在苏州河边上没有找到慕容，所以对那条河的记忆就变得深刻起来。一个人之所以对事物有坚强的记忆，不是因为得到，而是因为失去。
但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事情都会过期。就像凤梨罐头。1998年纪念涅乐队，1999年纪念Joy Division，2000年纪念The Doors，还有一些没有被太多纪念的人，比如在阿姆斯特丹的旧旅馆坠楼身亡的Chet Baker，比如那个叫米兰的女人。
我们曾经一起寻找莫斯科餐厅，找到了烫金的牌匾，却没有找到那个台阶，马小军，我是金毛玲，你在哪里？
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那天，阳光很灿烂。
我是NO。1，你是NO。5，我要跨越NO。2、3、4才能见到你。也许录音机里放着My Way，也许是《南海姑娘》，也许是《甜蜜蜜》。总之，是除了我手中的拖把之外，我以为可以打动你的东西。当时我们之间距离0。01cm，我甚至可以扯下你的空姐徽章，但是我没有。
“那个人是不是有病？”
“他是有病，他每天拿着菜刀守在店门口，逼每一个路过的人吃蜡烛冰激凌。”
其实，当你无法得到一个人，最好的方法就是一直记着她，但是他却不小心忘了。
我从苏州河回来以后，就爱上了烟花。
烟花到底是圆的，还是椭圆的？
如果不是碰到水下的瓷砖，我会不会赢？
如果我赢的话，是不是就掌握了烟花的秘密？
我又像平常那样去菜市场，这里的菜市场有雨篷、围墙、保安、铝合金闸门、停车场。
那个卖臭豆腐的阿姨，总是敞开胸脯。最畅销的一种物品，不是菜市场的菜，而是直径30cm的蓝色微型风扇。每个菜场都有它的游戏规则，不论是正杀还是误杀，都不可以杀张太的鸡。
每个人都知道这个道理。
分裂的城市
前段时间几乎所有的人都在看《无间道》，说一个人的角色转换问题。角色转换现在有一个词叫“分裂”。而“分裂”几乎是现代生活的最常态—人们像某种化学元素，温度适合、湿度足够，就可以迅速而灵敏地与周围环境发生反应。反应的过程就是分裂的过程。比如一个癫狂的杀手，平时不杀人就去送外卖，每每拎着空饭篮回来，脸上总是带着诗意而忧郁的表情，途经海滩，总是要停下来看孩子们嬉戏；杀人之后，每每还要在逃跑前给室内的鲜花或者鱼缸换一换水等等，这就属于比较完美的分裂，通常取决于70％的天赋和30％的后天努
力。
黄秋生，对，就是《无间道》里的那个黄Sir，在我看来，就是分裂大师。对于他，我有三个非常深刻的印象：一个是在许鞍华的《千言万语》里面的神父，为了帮助岸上的船夫上岸（在港督时代，居住在港口的船民，娶了大陆的女人，因为没有合法的身份证，不能上岸接送孩子上学，甚至不能到超市买东西，时刻有着被遣返回乡的危险），他独自一人在街头绝食静坐，固执，坚决，笑容博爱宽厚仁慈。代表着一种香港人特有的反抗特征，和他在接受《音乐殖民地》访问时的态度，如出一辙。1995年独立时代发行了他的专辑《支离疏》，1996年滚石唱片发行了他的《地痞摇滚》，在这两张专辑里，他是如此言论自由，以至于使香港“粗口歌”成为“草根市民”的心声，这种态度一直延续到后来的LMF（大懒堂乐队）；另一个是他在一部极烂的电影（连名字我都记不住了，总之比他早年在《虐妻》）中的变态者造型还糟）演一个游泳教练，一个肥胖的中年男人，慵懒猥琐颓废无能，完全廉颇已不能饭。这一形象使很多人叫黄秋生“一条烂塌”。即，烂而无能的意思。不禁为香港的电影世道和艺人的命运感到唏嘘—当年曾经风靡乐坛的刘以达，也经常以在烂片里跑跑龙套维持，所演者无不是出现了几个镜头的猥琐咸湿之人。
第三个印象是他的温情脉脉，他喜欢苏联民歌、日本大鼓、波希米亚音乐、JAZZ。他曾经说他要做Folk Song（民谣），现在我的耳边正在播放他翻唱的Folky《幸福摩天轮》。这首歌绵绵软软，柔情如温泥一滩，单听就可以使我有如沐浴维多利亚港海风，高高低低，上旋下转，好像一对恋人，大风大雨忽略不计，就当是坐幸福摩天轮。
失控的城市
皇马新闻，拍卖行上，一位父亲正抱着一摞毛巾情绪激动地站在镜头面前，对记者说，我已经打电话告诉女儿了，她一定很高兴！在他的身后，是一幅国产贝克汉姆的肖像画。做一个简单的蒙太奇联想，毛巾一定是小贝的啦！这一父亲的正面，让我联想起罗中立时代的那个《父亲》，虽然小农变作中产阶级，但憨厚诚恳犹存；这一父亲的背面，让我联想起朱自清的《背影》，虽然手中拿的不是橘子，而是一摞酒店洗漱用品。
我为能够有这样的父亲而感动，同时也深深地理解，为什么今年在渥太华一家由联邦资助的现代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