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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变暖是由于温室效应造成的。温室效应的原理很简单，即在正常情况下，当阳光温暖大地时，一部分的热量会被反射回太空，其余的被海洋、土地、森林所吸收并温暖周围空间，创造出适宜我们生活的气候条件。但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增多后，阻隔了本应反射回太空的热量向外扩散，这些热量在大气中不断窜腾，从而造成了气候系统的紊乱。
科学家经过研究论证，二氧化碳增多的主要原因是石油和煤炭燃烧后的排放物太多。这是工业文明最大也是最严重的一个负效应。为了更严密地监测温室效应现象，1988年联合国组建了一个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小组（简称IPCC），以评价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这些评价将作为各国政府削减二氧化碳战略的基础。小组由二千五百名世界上相关领域最优秀的科学家组成，是目前最具权威性的科学家团体之一。IPCC在1995年11月份的一份报告中指出：“由于石油和煤炭的燃烧排放物吸收的太阳热能超出了维持正常气候水平的需要，地球正在变暖，它导致了奇异而极端的气象变化，包括某些地区极端的高温天气、洪水和干旱的发生更为频繁，还包括随之而来的火灾、虫害及生态破坏，这很有可能引发广泛的经济、社会和环境失调。”早在1990年IPCC就作过预测，到二十一世纪中叶，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将上升一倍，由此导致的全球平均温度将升高三点五摄氏度。这个预测现在证明是保守的。据最新的资料表明，现在人类每年要向大气中排放六亿吨能聚集热能的碳，按照这个排放量，不出几十年时间，大气层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将是工业革命前的两倍，由此导致的全球平均气温将上升六至八摄氏度，这个变化幅度几乎超出了上一次冰期与当代气候间的差距的整整一倍。或许很多人还无法理解这样的升温意味着什么，但冷峻的科学家们知道，这将动摇我们生存的整个基础，是大自然对人类毁灭性的惩罚。因此科学家们指出，为了使气候回复到适宜人类居住的状态，需要削减百分之六十至七十的石油和煤炭排放量。
以上这些资料并不新颖，世界各地的新闻几乎每周都在报道关于环境方面的情况。但尽管情况已经非常恶劣，而实质性的措施却一直不见产生，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难道全世界的人们都对自己的生存状况无动于衷吗？
美国《波士顿环球报》资深记者罗斯·格尔布斯潘（Ross
Gelbspan）的著作《炎热的地球》（The Heat is On）为我们分析了这一困厄。这本书披露的政治内幕可以让人们看到因为利益纷争，各国政府和利益集团是如何无视环境恶化的现状的。
石油和煤炭构成了历史上最为巨大的单一产业，仅石油一项，每年的贸易额就超过一万亿美元。它整体支撑着中东绝大多数国家的经济，也是美国、俄罗斯、墨西哥、委内瑞拉、尼日利亚、印度尼西亚、挪威、英国等国家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大量削减石油和煤炭消费将会使这些国家陷入混乱并削弱全球经济。而由于气候不稳定对人类文明的生存造成的威胁比经济衰退更可怕，因此科学家们坚决认为要以其他能源取代石油、煤炭乃至天然气，这将意味着化石燃料产业的消亡。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石油和煤炭产业界竭力反对任何削减石油和煤炭消费的措施。而这些产业的整体财富可以买下美国国会，因此他们的活动力也是凌厉的。
石油和煤炭产业界曾明确声称，他们要“从理论上而非事实上对全球变暖进行重新定位”。美国西部燃料协会1994年的年度报告中的声明很可以代表这个产业的立场：“关于全球变暖的问题，即使是对我们的经济破坏性最小的政治对策，我们也不同意。”他们在媒体上大肆攻击科学家们关于环境恶化的报告，说那是危言耸听，事实并没有这么严重，全球气温只是有轻微的上升，而这些上升是属于正常范围。继而他们推行所谓的“全球温度轻度变暖有利生态繁荣”的观点，以此来消除人们对环境恶化的危机感。他们还温和地恐吓大众说，如果真的断绝石油和煤炭消费，那我们的文明将倒退回到和我们的穴居祖先一样极度贫穷的水平。他们这样苦口婆心地游说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人们继续放心地使用他们的产品。
不能低估他们的努力。事实上他们已成功地搅乱了普通大众的思想。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石油和煤炭制品使用于每个家庭、每辆汽车、每个工厂和每幢建筑物，拒绝使用这些制品将不同程度影响到大多数人便利的生活。人有懒惰的习性，不到万不得已总不愿给自己添麻烦，何况改变能源消费是一场革命。没有人愿意在丰衣足食时去革命。所以在接受关于环保方面的宣传时，人们往往更愿意对好听的话表示好感，这就是石油和煤炭产业界仅凭一些安慰性的演讲就能轻易否定IPCC二千五百名科学家科研成果的原因所在。不能太责怪人们这种避重就轻的心理，其实很多人是关心环境状态的，只是个人的意愿太渺小，对于改变整体环境根本起不了作用，因此在尽一些力所能及的环保责任后，只能听听“好消息”以获取安慰。能真正为环境问题采取措施的，是各国的政府部门。
各国政府的领导人对全球变暖及其后果是心知肚明的，他们不会幼稚得无视科学现实而去陶醉于那些空泛的好话。国际社会已多次召开会议，磋商关于削减石油和煤炭消费的问题。由于利益纷争的复杂性，这些磋商至今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谈判桌前的外交家们首先是立足于自己国家的利益，尔后才会考虑更大范围的问题，这样的谈判一开始就缺乏全局性视角。在他们的议程中，对全球气候的关注被置于同政治联盟的需求、国家安全利益、国内经济压力及其他半明半暗的竞争之中。这使得外交上的努力成为一种非常复杂的权衡行为。以这样的态度来讨论全球性公益问题，注定要失败。
出于生存的需要，中东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反对削减石油和煤炭消费，因为它们是世界上最主要的石油出产国，如杜绝石油供应它们立即会由全世界最富裕的国家沦为赤贫者。1995年，马德里会议上沙特阿拉伯代表团团长穆罕默德·阿勒萨班的发言很能代表这些国家的立场：“我们的石油收入占总出口额的百分之九十六，除非有更清晰的证据表明人类生存与气候有关系，否则我们不同意在石油贸易上的任何让步。”其实，证据已经很清晰了，只是它们不愿承认罢了。1996年夏天的日内瓦会议上，有十一个石油和煤炭生产国攻击科学家们的发现，投票否决IPCC关于全球变暖的报告。当时的IPCC主席伯特·博林在答辩中宣称：“我们拒绝那些反对我们的任何无理的指控和声明，这是二千多名科学家集体的工作成果，是世界上在气候方面能作出的最好的研究，我可以用我的名誉作担保，事实确实是这样的。”
不幸的是，那些石油和煤炭生产国对他的名誉丝毫不感兴趣。
不过并不是所有国家都对石油和煤炭产业一往情深，包括美国这些发达国家在内的大多数国家都还是承认全球变暖的事实的，只是在决定削减二氧化碳排量的问题上，各国本着自身的利益，总是指责别人多，对自己则无限宽容。其中的分歧关系到平等问题。比如，美国纽约人均每年要消费一千八百九十一升汽油，印度的加尔各答人均消费汽油每年只有一百八十二升，两者相差整整十倍，但由于印度人口多，他们的实际消费量比美国要大。美国指责印度对能源的使用不加节制，应该要削减；印度则指责美国不公平只顾自己享乐，从人均消费的角度来说美国首先要削减。这样的争论自然是无法使对方心悦诚服的。1997年12月，各国代表聚集日本京都，决定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目标和时间表。与往常一样，会议开得叽叽喳喳而毫无成效。发展中国家为了满足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必须依赖石油和煤炭能源，但在和发达国家之间形成的经济不平等现象得到切实改变之前，它们不会接受任何限制其经济发展的协议；而在工业革命后二百年里对环境造成百分之八十污染的发达国家又不愿主动承担起责任，它们不愿从战略上来解决全球经济的不平等问题，也不愿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发挥领导作用。印度科学与环境中心主任阿尼尔·阿拉瓦尔博士在会上说：“美国是世界上能起领导作用的国家之一，但如果美国继续坚持其石油和煤炭的高排放水平而又强制发展中国家削减排放，那只能促使发展中国家的苦难人民联合起来反对美国。”他又补充说：“在我们星球的极限内，如果要寻找某种全球性和平与和谐，那就必须是平等的。如果达成的协议本质上是不平等的，它肯定也是不会长久的。”这可以说是世界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人民的意愿。可惜这样的意愿得不到发达国家的认可。
京都会议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只是在最后呼吁发达国家削减百分之五点五的排放量——到2012年，美国削减低于1990年排放水平的百分之七的排放量，欧盟削减百分之八。这个削减量只有科学家提出的必须削减二氧化碳排放量百分之六十至七十的十分之一，根本不足以解决迫在眉睫的环境危机。
2000年年底，围绕《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的实施细则，各国代表在荷兰海牙举行谈判。因美欧之间以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立场相距甚远，没能达成协议。
2001年3月，美国布什政府正式宣布否定《京都议定书》。美国连百分之七都不愿削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