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笥肿隽瞬钩洌骸拔叶蕴迫私只孤杂辛私猓鞘峭耆硪宦胧隆！薄�15〕傅满洲是一个纯粹的虚构，这个形象的真实意义并不在于是否存在这样一个威胁着西方所谓自由世界的阴毒的中国人，而在于西方文化，尤其是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的白日恶梦中，是否存在这样一个可怕的形象，表现出该文化的某种受虐式恐慌。傅满洲代表着西方人感觉到出现在自己身边的那些中国人（唐人街的中国人）的形象，陈查理的形象则消解着傅满洲恶梦的恐怖。这个中国人的形象之所以不再有危险甚至还有某种可笑和可爱的东西，那是因为他虽在美国但却远在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太平洋的夏威夷岛上，他虽是中国人但已经美国化了，而且似乎与中国没有什么关系。王龙的形象则代表着那些远在中国的中国人，他们眷恋故土，不可能远涉重洋来美国或欧洲。他们生死在那片由田畴与墓碑构成的遥远到神话的国土上，像植物那样寂静。因此，中国形象由距离产生美。在西方的中国形象史上，凡是中国让西方感到遥远的时候，就可能出现有关中国的正确形象，凡是中国让西方感到迫近的时候，不管是中国人还是中国货，都可能让西方人感到莫名的恐慌，于是，傅满洲的阴影迅速出现。
西方的中国形象，是西方文化心理中的幻影，是西方文化想象中的欲望或恐怖。二十世纪初，由移民潮与义和团造成的黄祸恐慌过去了，排华法案与八国联军入侵让西方人感到安全，于是，各种离奇和好的想象联翩而来，哲学家们开始像他们两个世纪前的先辈那样引用中国同行的话，觉得老子、庄子比孔子更重要了。启蒙哲学家引用孔子之语要入世，罗素、杜威、凯塞林等等引用老子、庄子之言，劝急功近利的西方人出世。这样，哲学家的教训经常让大众感到不知所云。他们分不清陈查理嘴里引用的那种听起来像古怪可笑的陈辞滥调如“孔夫子的格言”与哲学家引用的那些“语录”有什么区别。真正能够影响他们的中国想象的是文学。《大地》出现了，不仅为西方大众找到了合乎时代口味的中国形象，也引起了一场中国热。
二十世纪西方的中国形象的代表，主要是美国。欧洲国家被两次世界大战折磨得精疲力竭，已经无暇顾及中国了。十九世纪曾经代表西方中国形象的英国，二十世纪不仅在中国的经济政治中的霸权地位有所降低，而且文化优势也日益让位给美国。法国有优秀的汉学传统〔16〕，但在二十世纪前半叶也没有对西方的中国形象做出多少贡献。德国在三十年代曾经与蒋介石政权在政治经济领域有过密切的交往〔17〕，但这种交往并没有影响到大众文化。1935年德国大众关于中国的印象，似乎与1835年差别不大。整个二十世纪前半叶，似乎只有美国文化，对中国抱着某种浓厚的兴趣，而且美国的中国形象，也影响到欧洲，就像《大地》的电影与小说同样风靡欧洲一样。
四
二十世纪的美国文化，具有某种独特的“中国情结”。这种中国情结可以解释傅满洲、陈查理，也可以解释《大地》或《时代》杂志上的蒋介石与宋美龄。
二十世纪的美国有一种“中央帝国”的心态。英国在十九世纪自觉到“拯救”印度，美国在二十世纪自觉到“拯救”中国。1898年美国占领菲律宾后，如果沿着美国的拓疆线路发展，从中西部到西海岸，再从西海岸到太平洋中间的夏威夷，就可以看到太平洋的另一边的中国了，而义和团事件在新世纪的第一年，一直把美国军队送到北京。把太平洋变成美国的内湖，这是最富刺激性的拓疆行动。像西方以往历史上发生的扩张那样，实现这一伟大梦想的先驱，仍是商人与传教士，因为商人们看到中国是个巨大的收获财富的市场，传教士看到中国是个巨大的收获灵魂的市场。在商人与传教士之后，必然跟进的是政客与军人。他们以同样的热情希望改造中国，并以同样的信心坚信中国将被改造成一个顺从并感激美国的经济上开放、文化上基督教化、政治上民主的美国式的“藩属国”。
美国的“中央帝国”心态使美国对中国，这个前中央帝国情有独钟。中国与美国有同样大的领土，中国有五倍于美国以上的人口，在经济、政治、文化上，正处于某种权力空洞的状态。几个世纪以来欧洲国家一直尝试在这块土地上有所作为，但迄今为止只在那里制造了混乱而不是秩序。二十世纪该美国出场了。“到1899年，美国已成为世界上一大强国，这意味着它不仅是一个最大的工业国家，而且乐于仿照欧洲各国的方式在军事上运用其新生的实力，美国领导人欲与这些国家一比高低，它要在远近各地区占有殖民地，让太阳在东太平洋和在加勒比海一样，也照耀着在东亚招展的美国国旗。”〔18〕中国可能成为美国的新边疆，地球上一块最有吸引力也最有危险、因而最富挑战性的地方。
美国对中国的心态矛盾复杂，经常是爱恨交加，恩威并施。一方面是“黄祸”恐慌，使他们惧怕、仇视、打击中国；另一方面又是“恩抚主义”（Paternalism），使他们关心、爱护、援助中国，把中国看成一个不成熟、多少有些弱智低能、也多少有些善良人性的半文明或半野蛮国家。在中国身上，美国感到自己的责任，也从这种自以为是的责任中，感觉到自己的重要与尊严。杰斯普森（Christopher
Jespersen）在《美国的中国形象：1931—1949》一书中曾详细分析过美国对中国的矛盾态度以及在这种态度中体现出的美国对自身中央帝国位置的认同过程。“从十九世纪最后十年到1931年间，美国对中国的态度主要建立在两种强有力但又相应矛盾的冲动上。第一种冲动集中在J。A。贺伯逊所说的上帝与玛门（指财神——引者注）或‘经济与宗教的合作’上……美国的中国观的第二种冲动与前一种对中国进行精神与经济拯救的诱惑完全相反，第二种冲动集中体现在恶毒的种族主义上，最终导致排华法案……美国的中国观从基督教恩抚主义到经济开发热情一直到种族主义偏见，融合了不同的态度、期待、希望，彼此之间甚至完全相反。”〔19〕排华法案与八国联军排除了黄祸恐慌，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美国对中国的态度是一种在精神与经济上“拯救”中国的冲动占了上峰。尽管这种“拯救”的真实意义令人怀疑，就像孔华润指出的：“他们并不爱中国，而是珍惜中国给他们提供的机会——改造这个‘愚昧的’国家，完成基督教使命，或赚钱的机会。”〔20〕其实这也是所有西方势力试图拯救中国的共有逻辑。史景迁（Jonathan
d。Spence）在研究西方三个多世纪援助改造中国的活动时指出：“这些活动背后的内在动机隐曲复杂，他们的真实欲望不是帮助中国，而是帮助他们自己。”〔21〕
美国对中国的“恩抚主义”态度，是美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一度“中国热”与中国正面形象的文化心理的反映。这种文化心理的创造者或奠定者主要是美国传教士。义和团事件之后大批的美国传教士带着所谓的“天赋使命”进入中国，其中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大约三千名来华传教的西方传教士中，一半以上都是美国人。这些传教士不仅向中国介绍基督教与民主政治，也向美国公众介绍中国，他们把中国描述成一个等待光明的黑暗大陆，把中国人描述成一群无知但善良的等待教化的新教徒。正是这些传教士在美国文化心理上奠定了中国形象，为他们的儿女（赛珍珠的父母均为在华传教士）的小说创造了畅销的条件。1931年《大地》出版，是继启蒙运动之后西方又一次具有普遍影响力的“中国热”出现的标志，或者说，是一个起点。
《大地》创造了正面的中国形象，美国人在这个中国形象中看到了普遍人性，也看到他们自身的某种美国精神，甚至体会到“恩抚主义”带来的自我认同与自我满足。随后出现的一系列历史事件，进一步推动了所谓正面的中国形象的传播与深化。首先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日本侵华的战争。美国人发现真正的黄祸不是中国而是日本，中国变成了值得同情的受难者。恩抚主义心态使他们的同情迅速进展为友爱甚至敬慕。美国人开始想象无数个像王龙那样热爱土地的农民变成不屈的战士，用生命保卫祖先的土地。这种形象的创造，得力于另一位传教士儿女——亨利·卢斯（Henry
Lucy）。
亨利·卢斯生长在青岛，是美国来华传教士的儿子，他所控制的美国三大杂志《时代》、《生活》、《财富》，几乎奇迹般地影响着美国公众对中国的认识。如果说赛珍珠塑造了一个质朴善良、乐观坚定、执着于土地、眷恋家庭的可爱可敬的中国农民形象，那么，亨利·卢斯控制的三大媒体，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与抗日战争背景下，进一步将这些故土上耕耘的农民变成守卫故土、抵御外族入侵的不屈的战士，而且，他们拥有了自己出色的领袖，一个肩负着复兴中国大任的基督教国王——蒋介石。亨利·卢斯以传教士的信仰与热情指导他的媒体，要求他的杂志按照美国人希望如此的中国形象报道中国，而不是按照中国的实际情况报道中国。他希望在这些报道中，美国公众认同一种价值，而不是认识一种事实。二十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这三大杂志坚持对中国进行正面报道，它们所塑造的那个抵御外侮、蒙受苦难的坚强不屈的中国形象，广泛地赢得了美国公众的同情与敬慕，从而将美国兴起的中国热推向高峰。
几千名传教士在中国介绍基督教与民主构成的西方的自由世界，结果是中国距离西方的基督教与民主越来越远〔22〕；他们的两位出色的儿女在西方介绍一个纯朴善良、坚毅勇敢的中国形象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