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蛭惚鹊腥烁浚荒闶淞耍蛭惚鹊腥烁酢Ｕ秸氖じ壕龆ㄓ诒┝Φ那咳酰胍庵镜恼逵敕裎薰兀庥Φ笔钦秸氖滓呒�
“战争是一种暴力行为，而暴力的使用是没有限度的。”〔7〕这是从前一个逻辑中当然衍生的另一个逻辑。所谓“没有限度”，在战争的语境中可以直白地读解为“不择手段”。因为，“不顾一切、不惜流血地使用暴力的一方，在对方不同样做的时候，就必然会取得优势”〔8〕。不仅数千年兵器的演化史——从冷兵器时代的石斧木棍大刀长矛，到热兵器时代的步枪手雷和飞机大炮坦克，直至瞬间即可毁灭数十万生灵的核子弹生化武器——在注解着这一逻辑；而且从这一逻辑中，还可以发现那些坑杀战俘、屠戮手无寸铁的平民或者对不设防的和平城市烧杀抢掠、狂轰滥炸的“准军事行动”背后的某种动因。
然而，如果由此得出结论，以为“战争暴力毫无规则可言”，那显然也是极不确切的。
战争的主体是人，人的必由之路则是从野蛮中觉醒而走向文明，从兽性中挣脱而回归于人性，告别原始激情的冲动而向着现代理性进化。如果说，在古代战场上，所谓“两国交兵，不斩来使”还仅仅是为了在敌我双方的壁垒间预留下一线互可沟通的渠道，未必谈得上是发自人性而约束暴力的规则，那么，当战车驶入近现代的战场时，生命的可贵和人道的尊严已经注入了人们的文明意识中；而技术发展的无限可能所生成的无限残忍和无限毁灭性的暴力，更是让人们在颤栗中认识到一个简单的道理：必须将战争暴力约束至可以容忍的最低限度内，否则，人类——不是一部分人，而是所有人——都将被我们自身所释放的怪兽所吞噬。因而在近现代战争中，国际社会创建了一系列战争的法则，诸如不得杀害、掠夺平民；不得虐待杀害战俘；不得侵犯中立国；禁止使用生物化学武器；禁止使用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作用的常规武器；禁止或限制使用地雷、燃烧性武器等等。每一条法则的出现，都显示着人类自我约束的努力，印证着人类文明意识的增长。这看起来有点滑稽，颇类似于人们一面禁止吸毒、卖淫，一面又告诫吸毒者、卖淫者：“如果非如此不可，那么最好不要静脉注射，或者必须使用安全套。”然而仔细一想，在这种荒谬背后，却无疑是一种基于人道关怀最现实的选择。没有战争固然很美妙——国际社会对于“战争罪”的设置，就是希图禁止战争的恶意发动——但是，如果在事实上不可能根除战争，那么至少也应当让它不要突破文明的底线。
战争的吊诡之处，正在于可以把长矛与坚盾——不择手段使用暴力的逻辑与约束暴力的法则——安置在同一历史场景中。不幸的是，其中只可能有一个是强势的；而更不幸的是，每每当紧要关头，“坚盾”便轻易被长矛刺穿，不择手段地使用暴力即刻会成为战争双方毫不犹豫的首选，而所谓约束暴力大多成了一个可以任意背弃的弱势法则。这一点，即使对于正义者来说亦难幸免。我们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场景中，不仅看到了德国人闪电式的不宣而战，看到了日本人的突然袭击，看到了纳粹法西斯制造的一系列惨绝人寰令人至今想起来仍恨得咬牙切齿的大屠杀，也听到了美国飞行员将原子弹投掷到广岛、长崎时，面对腾起的巨大蘑菇云发出的惊呼——“上帝，我们都干了些什么？”不仅看到了伦敦、重庆、斯大林格勒以及其他大大小小的城市在德国、日本战机狂轰滥炸下的断壁残垣，也听到了德国古城德累斯顿遭英国空军空袭后邱吉尔深深的自责——“我们成了野兽吗？”只经历了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战争的克劳塞维茨，是难以想见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至为残酷和惨烈，但在对过往战争的总结中，他对于约束暴力这一法则的脆弱性已经有着清醒的感受和无可奈何的预见：“暴力所受到国际法惯例的限制是微不足道的，这些限制与暴力同时存在，但在实质上并不削弱暴力的力量。”〔9〕这不啻是人类理性的莫大悲哀。
以人的眼光看去，纳粹法西斯们无疑是一群“衣冠禽兽”。既然是野兽，当然不可能期待它不吃人，至少无法期待它不以野兽的方式来吃人。正义者们却不同，他们是人，而且是大写的人，人们有理由希冀正义之师尽善尽美，有理由看到正义旗帜的每一缕经纬都没有沾染污渍，有理由苛求在对邪恶者的反击中一招一式一拳一脚都符合正义的范式——以此来看，于正义者而言，“不顾一切、不惜流血地使用暴力”很难说得上是一种正义的选择。所以，时至今日，依然能够听到不少对于盟军“无差别大轰炸”（尤其是投放原子弹）的诘责诟病，原因大约就在于此。当然，正义者们尽可以作出种种辩解，比如，盟军的“不择手段”是纳粹法西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结果——既然侵略者“不择手段”在先，那么，就不应指望正义的反击讲求“费厄泼赖（Fairplay）”；而且，盟军大轰炸尤其是投放原子弹在事实上终结了战争，此一作用是其他手段无可替代的。的确，1945年8月6日、8月9日美军飞机在日本广岛、长崎各投下一枚原子弹，8月14日人们便听到日本“天皇”细弱颤抖的声音，称“敌人使用了一种无比残忍的新炸弹……其毁灭性无法估量……”因此不得不接受无条件投降。反法西斯阵营的盟国民众闻此欢喜若狂，在胜利游行的旗帜上写着：“我们揍扁了日本人！”这种时间上的紧密连接，使人们相信在缚住苍龙的锁链上，原子弹的投放就是历史所锻造的最后一环……然而，站在文明与理性的立场，以纯粹人道主义的眼光来审视，在不到十分钟时间里便毁灭了数十万平民生命的残酷事实面前，这些辩解何其苍白，何其乏力。
其实，对正义者的“不择手段”，无论后人是指责抑或辩解，都必须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只要你的脚踏上战场，就很难挣脱战争逻辑的羁绊。而当战争尘埃落定，我们更应当关注的是：正义的胜利者们是否终结战争的逻辑，抑或还将循着战争的逻辑前行？
正义的胜利者们依然是可期待的，因其胜利，更因其曾有的正义，使人们有理由相信他们能够收拾残破的山河，平复民众的创伤，带来久违的和平。不仅仅如此，还应当彻底终结战争的逻辑，把一个曾经任由暴力肆虐枪杆横行强权无忌毫无规则可言的社会，回归到正常的状态，回归到公平正义的法秩序之中——“和平”。仅仅归结为“不战”显然不够，只有立在公平正义的法秩序之上，和平才是稳固的，才具有最高和永恒的价值。当然，回归的努力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极为现实的体现，就是应当在公平正义的法秩序中处置纳粹法西斯战犯。
但是，每一次战争都仿佛如迷失人性所引发的精神癫狂。大病虽渐愈，却不免留下诸多后遗症——最为可怕的便是在惯性的作用下，胜利者们无法刹住或者根本就不愿意刹住战争逻辑的快车，依旧迷恋暴力，崇尚暴力，不择手段地使用暴力为自己的意志开路，如同在战争中蔑视一切约束法则一样，不屑于回归公平正义的法秩序之中。从邱吉尔对于纳粹法西斯战犯可以“不经审判，即时枪毙”或曰“不审而斩”的主张里，多少可感受到此种后遗症的存在。邱吉尔是出了名的为民主法制竭力鼓吹的人，之所以提出“不审而斩”是颇令人奇怪的，将之简单地归结为暴风般的复仇情感淹没了理性，实在是欠缺说服力，而最能成立的解释是：战争的逻辑使然。
斩杀是一种极端的暴力。在战场上对纳粹法西斯们大行斩杀，于正义者而言，的确有着正义的依据。但是，正义者们依凭暴力赢取了战争的胜利，一种错觉却可能在战争逻辑的惯性下产生：正义必须由暴力来肯定，正义必须依附于暴力。此种错觉的进一步延伸便是“有暴力即有正义，有强权即有公理”。即使在和平时期对于纳粹法西斯战犯的斩杀，本身已然有着天然的正义，已然是不可置疑的公理，何须要获得法秩序的许可？
然而，当和平降临，战争暴力隐退，即使刀枪未必锈蚀于库中，战马未必悠然于南山——军事暴力依旧有存在的必要，但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主角却必须由国家（或国际社会）的司法暴力所扮演。而在法秩序的架构中，司法暴力——军事暴力亦无例外——却必须绝对置于法的威权之下，如此才能获得自身正义的依据，也才具有正义的价值。换句话来说，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国家（或国际社会）的暴力之所以正义，根源于它受法秩序的支配和对法秩序的服从，而绝不是相反。如果将暴力凌驾于法的威权之上，暴力将丧失正义的依据，每一次斩杀，只会是对法秩序的一次反动；而所谓的“正义”，则将沦落为暴力的奴仆，惟一的功用不过是在每一次斩杀后为暴力擦拭血污。
国家（或国际社会）对于司法暴力的发动，必须通过法律的正当程序，这是法秩序的一条铁的规则。那种“不审而斩”，无论怎样自诩为正义，其实是不择手段使用暴力之战争逻辑的延续。如果说，在战场上与强敌以命相搏之时，正义者难以顾及斩杀的规则，即使国际社会公认的战争法则也无法束缚，尚有可以宽宥的理由，那么，在强敌已经丧失了继续暴力的可能而成为阶下之囚，依然不择手段将其斩杀，便是绝对不可接受的。这种暗夜下操起的刀斧，没有经过法的程序的检验，缺乏法律在形式上的允准，人们无法观察到其应当具有的合法的表征，正义与否其实是无法判断的；更令人不安的是，“不审而斩”作为不受法律制约的“司法”暴力，其实只会异化为一柄可以四处挥舞任意斫杀的专制利斧，无论掌握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