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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不审而斩”作为一种与公平正义的法秩序极不和谐的声音，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是极为短暂细弱的，和者无几，且瞬间随风而逝，几乎没有掷下更多的回响。然而人们的确听到过它，非但如此，还听到它发自于与纳粹法西斯顽强抗争的邱吉尔先生之口，这就让人们无法不感叹战争逻辑惯性的强大，也无法不对它曾经预示的巨大危险可能感到心悸。说来很有意思，二战即将结束的1945年，时逢英国大选，在抗击纳粹法西斯的战争中功勋卓伟的邱吉尔落选了，让出了首相的位子。一种传统的说法是，选民们认为邱吉尔在战争非常时期过于专横独断，如若在战争结束后继续领导国家，有可能危害到英国的民主制度。倘若我们联想到邱吉尔先生“不审而斩”的主张，无疑会接受这样一种解释的。
如果说，“不审而斩”是对战争逻辑的一种延续，那么，胜利者们终结战争的逻辑，回归于公平正义的法秩序，首先便是用“先审后斩”开启的。就二战而言，这个开端的基石，则是由盟国组织的国际军事法庭所进行的两次大审判——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牢牢安放在焦土和废墟上的。虽然直至今天，对于这两次大审判的某些问题（例如，适用法律是否“追溯既往”；是否有违罪刑法定的原则；审判是否符合司法管辖权，以及审判是否彻底，等等）仍会听到不同的声音，但不可否认的是，就整个审判而言，它向世界所展现的至少是截然不同于战争逻辑的公平和正义。
比如说，我们看到了在针对二十一名纳粹头目的第一次纽伦堡审判中，有几个重要的数字：自审判开庭至最后判决历时二百四十八天；“有三十三位证人到庭，因起诉受到法庭盘询；有六十一位证人为十九个被告的辩护作证；另外还有一百四十三个证人通过询问而为被告的辩护提供证词；整个审理过程和记录均用了四种语言——英语、法语、德语和俄语。每天，法庭都根据起诉方成员和被告方所有律师的要求，提供其需要的语言的审判副本。单是英语的诉讼副本就多达一万七千页。在准备审理期间，在盟军获取的德国文件中，有多达十万份文件被查看，其中有大约一万份文件被挑选出来，作为可能具有证据价值的文件而被重点审查。在这些文件中，约有四千份被翻译成了四种语言，并在审判时全部或部分出示。”〔10〕
有人曾质疑审判程序是否过于苛刻，美国首席检察官罗伯特·杰克逊回应说：“法官们将调查证据，并得出一个独立的决定……（审判）不应该是政治迫害……我不同情那些人（比如，那些可能的被告），但是，如果我们决定要有一个审判，那么，它必须是一个真正的审判。”〔11〕
比如，在东京审判中，由于运用的是英美法的审判程序，日本律师较为陌生，法庭因此给每一被告指定了一至两名高水平的美国辩护律师〔12〕。而法庭对于控诉证据的真实和具体要求则极为严格。至今常被提及的一件事是，“中国方面没有估计到战犯审判会如此复杂，而满以为是战胜者审判战败者，审判不过是个形式而已，哪里还需要什么犯罪证据，更没有料到证据法的动用如此严格”，国民政府军政部次长秦德纯到庭作证时，说日军“到处杀人放火，无所不为”，被斥为空言无据，几乎被轰下证人席，以致发出感叹：“哪里是我们审判战犯，还不如说战犯审判我们。”〔13〕
比如说，我们不仅看到了“先审后斩”——戈林等二十二名德国纳粹战犯和东条英机等七名日本法西斯战犯，分别在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中，被法庭判决有罪并被判处极刑；也看到了“审而不斩”——不少被告人虽判有罪但只处以长短不等的监禁；还看到了“审而无罪”——有些被告人被法庭宣布无罪从而获得自由……
我们很难想见，“不审而斩”能够给予纳粹法西斯战犯们如许的辩护权利。因为依着战争的逻辑，纳粹法西斯是敌人，而敌人只是应予消灭的野兽，绝非什么享有充分权利的被告。难道斩杀豺狼还要听听它的辩白吗？也很难想象，“不审而斩”会如此苛求于证据的真实和具体。因为依着战争的逻辑，一切不服从“我”的意志抗拒“我〃的意志的就是敌人，而敌人有罪还须证明吗？同样很难想象，“不审而斩”之下居然会出现“审而不斩”甚或“审而无罪”的结局。因为依着战争的逻辑，对敌人应当毫不留情、不择手段地“全部、干净、彻底消灭之”！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记有这样一件事：1920年1月，当时的苏维埃政府曾经发布过一个废除死刑的法令，这对于那些被判有罪并且即将被斩杀的“敌人”们来说无疑是天大的福音。但是，“这个法令是明智的：它不适用于军事法庭，只适用于契卡和后方的法庭”。因此，要想彻底消灭“敌人”仍然可以采取非常的手段。全俄肃委特科主任雅戈达立即下发一个秘密通令，指示“鉴于死刑业已废除，建议将所有因犯有所列各种罪行而应处以最高措施（即死刑）的人犯送至不属废除死刑法令范围的军事地带”。于是，在废除死刑的法令下达之后，一大批“敌人”仍然被斩杀，“……在布蒂尔卡监狱中，在废除死刑的法令已签署之后，夜间枪毙了七十二人！”〔14〕
历史渐行渐远。今天来翻检二战后的“先审后斩”，却依然能触摸到这笔遗产的温热，体味到它的珍贵。时至今日，战争依旧在与人类相伴而行，战争的逻辑依旧徘徊于我们周围。人类是否可能永远告别战争，远离暴力与强权下的恐惧，将取决于人类是否从每一次劫难中增长了更多的理性。当年道出“法制时代，先审后斩”的梅汝璈先生曾说过：“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此言极是。或可再补充一句：胜利者们若不终结战争的逻辑，亦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邱吉尔先生曾被人们比喻为猛狮，一头敢于面对希特勒怒吼的猛狮，而每一个正义的捍卫者何尝不是如此。问题在于，如果除去了必要的束缚，它们是否也会对着人民咆哮呢？
注释：
〔1〕引自齐家莹编著：《清华人物》，作家出版社2001年版。
〔2〕〔10〕〔11〕参见林正编：《雄辩之美》，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222、224页。
〔3〕〔4〕〔7〕〔8〕〔9〕＇德＇克劳塞维茨：《战争论》，解放军出版社1964年版，第12、12、13、13、12页。
〔5〕（英）马丁·吉尔伯特：《二十世纪世界史》第1卷（下），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85页。
〔6〕参见（英）邱吉尔：《思想与经历》，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77页。
〔12〕〔13〕参见刘洪波：《胜利者的审判》，载《书屋》2001年第1期。
〔14〕见（俄）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上），群众出版社1996年版，第446页。
与伟大的心灵共舞
？ 王开林
英国唯美主义作家王尔德取材《圣经》，创作了悲剧《莎乐美》，仅用短短两万多字的篇幅即将女主人公的爱情推向绝境：在月黑风高之夜，希律王不惜以半壁江山为代价请求莎乐美为他跳舞，莎乐美对半壁江山毫无兴趣，她只想当即获得先知乔卡南完整的人头。她爱这位先知，却屡遭拒绝，得不到他激情的回应，决心用最诀绝的方式——割下他的人头——去猎取一个亲吻。这个故事令人毛骨悚然，疯狂的爱情居然如此残忍和血腥？真是匪夷所思。且听莎乐美临死前亦狂亦喜的喃喃自白：
啊！我吻到你的嘴唇了，乔卡南。我吻到你的嘴唇了。你的嘴唇有一丝苦味。这是血的味道吗？……不，这也许是爱情的味道吧……人们说爱情有一种苦味……不过那又怎样？那又怎样呢？我吻到你的嘴唇了，乔卡南。
莎乐美，这位捧吻先知断头的变态公主，她的名字总给人一种不祥的感觉。其实，在希伯来语中，“莎乐美”的词义为“和平”，这无疑是一个反讽。
放眼西方世界，除了《圣经》里这位冷血酷美人外，还有另一位莎乐美广为人知。相同的是，她也渴望与伟大的心灵翩跹共舞，获得他们的爱情；不同的是，她犹如强力的助推火箭将一位又一位天才送往预定的轨道，她要的不是死吻，而是以创造为旨归，以探求人类灵魂的奥秘为目的。
露·莎乐美（1861～1937）是俄国将军古斯塔夫·莎乐美的掌上明珠。莎乐美不仅天生丽质，而且非常聪明。十七岁时，她偶然亲聆牧师济罗的布道，为其咳唾珠玉的口才和明心见性的智慧所折服，竟自作主张，写信邀请济罗出任自己的家庭教师，信中有这样的话：“……我希望这不是一位牧师与一位信徒的交往，而是两位同样对人类智慧充满好奇的人之间的交流。”济罗曾碰到过形形色色的怪人怪事，他无不应付裕如，这回，他的心弦却被一位少女的诚意拨响了，决定倾其所有，去填满她求知若渴的“欲壑”。苏格拉底、柏拉图、奥古斯丁、笛卡儿、帕斯卡尔、歌德、席勒、康德、克尔恺郭尔、伏尔泰、卢梭、费希特、叔本华等哲人、文豪一个个风尘仆仆，都被济罗从高高的书架上请了下来，他们的著作足以堆成一座小山。换了资质平平的少女，二十年也未必能啃得完这些硬骨头。可是露·莎乐美照单全收，胃口出奇的好，消化力出奇的强，她面对知识的盛宴，“用膳”之后，居然连饱嗝都未打一个。惟有济罗的爱情她完璧归赵。这太不合时宜了，她崇仰上帝，看到的却是一张世俗的面孔，上帝的仆人岂不是理应无欲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