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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外章节里他这样写道：“名字表现了、体现了个人与其图腾集团，与祖先，与保护着他参加的秘密团体的无形力量等等的亲族关系……诚然，对于原始人来说，没有任何偶然的东西……关联是包含在原始人所想象和他一旦想到就相信的前件和后件的神秘联系中：前件拥有引起后件的出现而使之显而易见的能力。”〔8〕
如果由姓氏而独钟于“我花开后百花杀”的菊花的冷峻与孤傲是由于人为的联系的话，那么由姓氏到菊花再到兵革光景的金甲，王气盎然的黄衣及代表权力财富的黄土、黄金则是自然的延续，以布留尔的思路而言；“所有的联系就其本身而言绝非偶然”。在几个彼此独立的意象之间，神秘的意义互相渗透、传递，即巢当为王之“天意”得以成立。依照这样的逻辑，黄巢获得使命感或天命，从登基大礼上“殆天意欤”的自言自语里，至少他是越来越相信这一天意了。
至于其名“巢”，大概是其父指望儿子日后荣登科榜之意，因“巢”可书作“窠”，音科，民间吉祥语中有“五子登科”之说〔9〕。科举落第大概重挫了黄巢的尊严，故绝意仕进，选择了有悖于父愿的另外的人生道路。有理由推测，黄巢曾经经过长安城；也许他的长安之行正与他的科举不第有着某种关联。可惜已经无法找到更多的佐证了。总之，黄字情结有两层含义，其一为削去李唐王之极权，以黄姓矗立其上以为巅峰；其二为攻入长安，即“冲天香阵透长安”。在他的逻辑里，上述两者合而为一，天人共祈。然人生大梦，自黄发垂髻到双鬓斑白，持意弥坚，只见量的聚增，未见质的改变。这样，与建立政权、择城设都的通常的革命起义所不同的是，在黄巢心中；占据长安城便上升为决定本质的根本性目的。
乾符二年；王仙芝传檄诸道，打出平均旗号；黄巢加入，任军中判官。政府军从北面郓州、西边汴州、滑州、陈州三面逼近，义军人数虽然迅速增至数万人，但是散兵游勇不堪一击。曾经围攻忻州七月有余，终遭受重创而散。三年正月七日，义军西进，切入中原，危及东都洛阳，觊觎首都。然而政府军前后夹击，迫使义军战士放弃西进计划，掉兵南下。其后义军窜入江淮，横扫江浙，开凿七百里山路由浙趋闽，再入广东，攻占广州。这时已是乾符六年末。四年来义军数量增至数十万，王仙芝分裂被歼，黄巢独统大军，如狂风骤雨，攻城略地，所到之处破坏当地政权，劫掠官方、富有者的财物，无意于政治与根据地建设，一向采用随打随弃的政策。后勤补给除劫掠以外，即强令地方官征调，而地方官员自然转嫁于黎民百姓，涸泽而渔的补给方式又势必使得义军不能在某一地区滞留太久。更重要者，黄巢显然对首都长安以外的其他任何城市与地区缺乏兴趣，只想在进攻与逃跑之间渐渐壮大势力，伺机图谋北上〔10〕。
阿布赛德说：“由于中国出现一个统治阶级的叛徒黄巢，由于黄巢领导了一支日益强大的武装力量，因而其所到之处，官僚和地方豪绅的生命与财产都受到损害。唐政府已被推翻了，权威已被捣碎，唐帝国简直是整个被黄巢推翻了！”〔11〕
乾符六年十月；黄巢发表北伐檄文，历数当朝积弊，明确告知义军将打入关中，以图大事。不久他即乘胜北上，入江陵，过襄阳，转战数十州，沿途布牒守军：“各宜守垒，勿犯吾锋。吾将入东都，即至京邑，自欲问罪，无预众人。”〔12〕义军初次受挫于荆门，二次从采石直捣长安，终于完成“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的皇权之梦。不论南下抑或北伐，这都可视作是黄巢朝向长安的迂回曲折的道路。换言之；如果在起兵之初北方无重兵把守；无坚城之阻，黄巢或许不会南征北战，不会情愿在夹缝中左右逢源求生存，可能会直接楔入长安，披黄衣，坐金殿，等待胜利的到来。
费孝通曾把近代中国的城邑叫做“在权力居于武力这种政治系统里面统治阶级的一种工具。它是权力的象征，也是维护权力的必要工具”〔13〕。天子坐卧之地，神器供奉之所在，据有它便是具有天下。黄巢之所以不惜百转千回接近它，是因为即在不破坏现有权力与政治方式的前提下，想以黄家之旗更换李唐，脱去草寇之恶名，使极权名副其实，步入正统和五行终始之序。因此“冲天香阵透长安”之句，既是比兴，更是明指。一个人如此神迷于某一座城市，视其为灵魂的归依，并不惜发动一场血腥的战争，这本身就是一页意味深长的历史。
历史残酷的诗意还在于黄巢虽然拥有了权力的标志与形式，但没有占据权力本身，所以达成人生大梦的同时即开始了革命的衰败，“满城尽带黄金甲”显然是掩耳盗铃的成功。也许这个“承天应运启圣睿文宣武皇帝”越发相信了黄家日月取代李唐王朝是坚不可摧的天意，入主长安后除分封妻妾、将相以外，我们没有得到义军有其他作为的记载。从三品以上官位换上自己的弟兄，四品以下仍照其旧的政策看，新政府企图运作原有国家机器，可惜并未奏效。一如所有的入侵者，邪恶的纵欲破坏了整个城市。诗人韦庄在《秦妇吟》诗中就连篇累牍地描绘了长安城地狱般的景象。不开财源，不追穷寇，龟缩城中，城外即是一天一天准备充分的敌人，二年零四个月，黄巢在想什么？
据《李秀成自述》所记；洪秀全在1856年韦、杨内讧之后；就一味靠天行事；不言人事。天京垂危之际；洪秀全不听李秀成、李世贤让城出走的建议；自以为是道：“朕奉上帝圣旨、天兄耶稣圣旨下凡；作天下万国独一真主；何惧之有？……朕铁桶江山；尔不扶；有人扶；尔说无天兵；朕之天兵多于水。”〔14〕黄巢并不以宗教为号；但古今造反者的心态大概遵循着某种大致相仿的路数；洪秀全的案例或可被视为黄巢的重复。
隋开运河，漕运成为年输入二百万石的国家大动脉，稍加阻扼，即造成京师大恐，这是任何一个稍有政治军事常识的人都会知道的。然而身经百战的黄巢浑然不觉其累卵之势；百万大军，坐吃山空。这样，惨剧屡有发生：“尚让（黄巢的宰相）厨中食木皮”、“一斗黄金一斗粟”〔15〕。象征权力财富的黄金此时大贬其值。身为转战南北的领袖不会不知道，漕运受阻会使长安城变成一条渐渐缩小的绳索，必定导致窒息毙命。然而这是一条代表极权、天意，闪烁着梦想、自以为是的使命的绳索，欲望与执着的信仰使他不能拒绝引颈受领。我猜想，黄巢被赶出长安时一定感到恼羞成怒，感到被上天抛弃的撕心裂肺的痛苦，也许会发誓再回这座梦想之城……于是他迁怒于与唐军严阵以待的陈州城，对它采用了正面强攻的最愚蠢的方式，三百日不下，以致粮草断绝，“军俘以食，日数千人，乃办列百巨碓，糜骨皮于臼，并啖之”。如此，将最后一点有生力量自我毁弃于光天化日之下。据云：“（巢）昔于城（陈州）北五里，为宫阙之制，曰八仙营。”〔16〕即使在如此危急的情况下；仍不舍弃帝王尊严和形制；简直将昙花一现的长安梦的余绪，延伸到了死亡的边缘。
我们当然鄙薄关于君权神授的祥符谶语，但也坚信如此强烈的权力意志并非空穴来风。可惜中国古典史籍和学者就青少年的经历及家庭出身对个人成长的影响多不涉及；或语焉不详；而以现代学术的眼光来看；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缺陷。黄巢为落第秀才，但“跋扈之意”想必不是自落第之日开始。黄巢似乎遭遇到什么不平，使他异常愤怒。按理说，私盐商出身的黄巢若将其归入商人阶层，他自然会有那个时代商人特有的境遇。在封建极权的世界里，商人所具有的流动性，在社会各层面间的相互渗透、相互依存的一体性，以及价值规律看不见的手调节出的变异性，均构成社会稳定的敌对力量，历代君主对付他们的手段大致相仿：重税、剥夺。安史之乱后，唐政府曾下令对江淮、蜀汉“豪商富户，皆籍其家资所有财货畜产，或五分纳之，谓之率贷”，因此“所收巨万计”。各级政府也“多率税商贾，以充军资杂用，或于津济要路及市肆交易之处，计钱至一千以上，皆以分数税之。自是，商旅无制，多失业矣”。甚至诸商人多被迫亡命入南山为盗〔17〕。此外，经济强夺的同时辅以政治的抑制。太宗立国之初立下原则：“工商杂色一流……必不可超授官秩，与朝贤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18〕中唐后仍坚持工商之子不当仕的原则。而私盐商则是私商中的特殊种类；带有作奸犯科甚至黑社会的性质。因此，安史之乱使唐朝政府的财政捉襟见肘后，肃宗采纳第五琦的榷盐之法，垄断盐价，人为摆脱价值规律的调节，使盐价从天宝至德间每斗仅十钱，二十五年后暴涨至每斗三百七十钱。私盐贩应运而生，尽管严峻刑法，巡院林立，巡捕之卒，遍于州县，但私盐厚利仍然吸引大批商贩铤而走险，“挟持军器，与所由捍敌”〔19〕。《新唐书》云：“黄巢一世鬻盐，富于财，善击剑骑射，稍通书记、办给，喜养亡命。”寥寥数语，便勾勒出黄巢一个黑暗世道的私人武装首领、江湖豪杰的身影〔20〕。
依据唐朝制度；工商者或三代之内不得为官乘舆，也许黄巢应试时伪造了身份与家世，或许勉强准许参加科试；才屡试不第。殷实的家底，较好的学养，广泛与深入的社会实践和交往，加之我们目前尚不甚明了的个人性情气质，所有一切汇集起来，弃置于黑暗社会的全面威压之下，必然会锻造出一个惊人的志向。此外，藩镇割据，盗贼丛生，动荡的社会力量也降低了唐王朝的权威与震慑力量，为其羽翼渐丰的敌人提供了横空出世的机缘。《不第后赋菊》即表示拒绝来自官方的嗟来之食，豁显颠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