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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刻板地把世界看作是早已经拍摄好的电影胶片，认为世界的未来不过是有待放映罢了。波普尔对此进行了批判，指出了历史主义决定论在社会运动中试图“发现”所谓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铁的规律的想法都是绝对的虚妄。我们预言一万年后的行星运动并不困难，但如果预言以人类为主角的社会发展方向则根本不可能。事实说明我们远没有理解上帝的构思，我们甚至不知道上帝是在开天辟地以前就构思好了世界的发展路径还是直到目前他仍然继续构思他的杰作——世界或者永远是他的未完成作品。莫说几千年、几百年的“规律”，就是预言几十年的人类社会发展情况也是很勉强的。因为明显的悖论是，如果我知道若干年后人类将懂得什么，那么我可早就公布那些知识以获得优先权。当然上帝对人类的不自量力并不反感，因为他造人的初衷或许就是用各种现象启示人对他的理解。但必须明确，人类不是上帝的机械玩具，上帝赋予人类精神以高度自由是社会发展不完全受自然律支配的原因。
六、思辨理性与实践理性统一于共同的上帝
人类历史到了耶稣诞生后第二个千年末和第三个千年初，甚至梵蒂冈罗马教皇在为布鲁诺平反后也与时俱进，请霍金教授作宇宙学讲演。尽管科学应该在人类社会的每一个领域、每一个角落、每一个阶层传播，然科学家似乎并不能取代神职人员的作用。理性上帝被托马斯“证明”存在的意义是，人类理性是接近上帝的道路，舍弃这条道路一味地盲目信仰不是上帝所期待的，否则上帝会安于处在不创造任何理性认知能力的生物的状态。托马斯·阿奎那理性上帝的五种证明是理性的证明，而他的证明依然不是“科学”（取科学概念的狭义，即实证科学而不是广义的科学）的证明，尽管我们可以运用科学知识不断完善托马斯·阿奎那的证明。即是说数学、物理学是无法直接推理证明康德《实践理性批判》中悬设的——上帝存在和灵魂不朽的，这也是形而上学永远与人类生存相始终的原因。康德认为，信仰，作为正义、善的根基——上帝，是实践理性所必需，其必需的根据并不能诉诸思辨理性而能完全获得。歌德的《浮士德》在描述上帝与魔鬼的赌博中上帝是最后的胜利者，他得到了浮士德皈依的灵魂，说明人生的有限性使任何一个看似刚强、凶悍的无神论者都有悲哀甚至绝望的时刻，此时（哪怕是在他生命将结束之时）如果听到——孩子，上帝和你在一起，他或许会在刹那间对世界有所领悟、有所感动。这种情感却是古老的。尽管我们有比古人多得多的科学知识，但某些情感千百年来藏于心灵的幽深处没有变化，人的一生大概总会有某个开启的时刻，当你聆听关于某位已逝长者的悼词，尽管是千篇一律中说“愿死者的灵魂在另一个世界得到安宁”，在某个阴雨霏霏的傍晚，即使一位杰出的物理学家也可能相信“灵魂”和“另一个世界”存在，假如死者是他尊敬的老师的话。从某种意义上说，作为对纯粹理性批判的康德哲学可以看作是对托马斯·阿奎那的理性神学的回应，我们可以对他的批判哲学作这样的总结：实践理性和思辨理性尽管同属于纯粹理性，然则二者之间通达的桥梁有无限长，每个人一生的脚步都无法跨越，但我们的意志可以相信二者统摄于共同的上帝。
放眼我们居住的世界，当沉思的心灵看到生命的繁衍，例如发现冷漠的大地竟然有老鹰对雏鹰的哺育、小猴在母猴怀抱里的偎依、幼儿园里孩子们的追逐——难道这不是宇宙中的奇迹吗？没有什么比“精神”从孤零零的大地上诞生更神奇的事件了，宇宙中的“爱”当然不是忽然间凭空从石头的缝隙间迸出来的，而是原自“自然的伟力”和“上帝的力量”——二者之间只是语义学的差别。当然“爱”似乎永远在他的对立面中彰显自身——老鹰对猎物的残忍猎杀，猴国为争夺统治权的搏斗，人类之间轰轰烈烈的战争。上帝不是至善，即使人类可以赋予上帝至善的观念，但必须明确达于至善永远是一个进行中的未完成过程，在此过程中，善不能否定其对立面的存在，而必须依靠其对立者中显现自身并增强人类对他的理解（“反者，道之动”）。要求上帝永远是圣诞老人的妇女们总是要失望的，一本伟大而深刻的诗篇不可能页页描写节日的欢乐。当然，但丁说上帝浩繁的书卷是用爱装订成册的，并且上帝创造的人作为他的惟一读者，人通过在大地上生存阅读上帝，也可以通过哲人的书籍增加自己的理解力，如但丁的《神曲》描写了一个灵魂从地狱游历到炼狱又到天堂的过程，这个过程可以看作是对人类上帝观念演变的比喻。
除非我们不用自然生物的基因而直接在化学实验室里从碳、氢、氧等元素中“制造出”哪怕是最低等的生命；或者，为太阳补充核燃料，推迟太阳系的毁灭时间，否则我们就没有挑战上帝的丝毫权利。上帝赋予了人意志自由，人是自己自由意志的主人，但自由是有限度的，例如你不可能有满足自己吃唐僧肉欲望的自由，即使未来科学能延长人类寿命到几百岁也不能消除死亡，因为你不能杜绝孩子诞生，我们的地球如果非要容纳她几乎无法容纳那样多的人，只能加速毁灭的来临。所以人的精神性对自身生物性的超越不可能是无限的，而试图去僭越上帝更是永远做不到的。
人类在追索上帝的道路上还有无限的路程要走，在自然物质世界和人类心灵世界之间似乎存在着无法逾越的分界线。尽管原则上化学现象可以还原成物理学现象，但因为我们不能把生物学完全还原成化学，生物学也就不能还原成物理学。这困难似乎不仅来自于人类智慧，还来自于对象本身，物理学和生物学似乎存在不可逾越的“本质”性差别；而要把生物学和人类社会学统一起来好像根本不可能；把哲学变成物理学那样严密的科学的想法康德已经有了，后来曾令现象学大师胡塞尔着迷，但在他晚年还是宣布这个梦想破灭了。在人类逻辑思维达不到的地方幸而有信仰来拯救，对于人类知识世界无法填平的自然物质世界与人类心灵世界之间的鸿沟，我们相信只有世界的创造者上帝能够弥合，或者在他心中两者本来就是圆融的。当然，人类思想虽然永远无法企及上帝，却能够不断地接近上帝。
人类精神向外探索的自然科学和向内省悟的宗教与道德是同一部思想史的两个侧面，二者的矛盾可以转化成相互激励的过程。人类的文明史只有几千年，而当文明史到几百万年时，人类向外探求将更加广阔和自由，尽管我们无法预言所达到的程度，但这种探求绝不会因此动摇人性的根基，即人类对理性上帝苦苦探索所得到的“天启”——人对上帝的敬畏和人与人之间的爱与温情。
恐怖主义的异变
？ 林子明
研究恐怖主义的著作渐渐多了起来。一般这些著作都会提到恐怖主义根源的问题，为什么会产生恐怖主义，恐怖主义的过去与现状，第一代恐怖主义在哪里产生等等。关于最后一个问题，较普遍的看法是，十九世纪的俄国民意党是现代恐怖主义的鼻祖。1980年美国《警官》杂志的《恐怖主义史》一文指出，历史上第一次出现“恐怖主义”这个词是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即在雅各宾派执政后期（1793年5月～1794年7月），一年时间里有一万七千人被断头机斩首，三十万人被捕，恐怖蔓延到社会各个角落，因此热月党称雅各宾派为“恐怖主义者”。但《恐怖主义史》认为，真正带组织性质的恐怖行为的是雅各宾专政被推翻“七十五年以后，俄国的革命恐怖分子又重操此业……”文中重点提到了民粹派（民意党前身）的活动家巴枯宁，并指出：“在许多方面，巴枯宁堪称是现代恐怖分子的鼻祖。”〔1〕
当代许多学术著作也持相同观点：“在恐怖主义这一概念正式进入西方政治词汇表约一百年之后，第一个大规模的恐怖活动——‘民意党’笼罩于俄国大地，并为患达四十年之久……虽然民意党在当时的俄国无甚作为，但其在政治暴力活动中所采用的策略和手段，以及在‘恐怖文化’的培育等方面，却为后世的反政府、反权威的恐怖主义组织所继承和效法。”近代史上四次重大的恐怖主义浪潮，第一波发源地是俄国……随后十年……席卷到巴尔干地区”〔2〕。
“1878年一小群俄国立宪党人建立的民意党，为了反对沙皇的统治，奉行了‘以行动作宣传’的信条。对民意党来说，‘以行动作宣传’含义就是选择作为专制独裁体现者的特定个人作为攻击目标。他们认为，沙皇、皇室主要成员以及政府高官等就具有这样的象征性价值。在这个团体中有一个内在的集体信念，即在追求目标的过程中，不应流一滴多余的血。然而尽管他们极其小心和精心地选择目标，却依然会遗憾地伤及无辜。”〔3〕
由此可见，民意党是第一代恐怖组织已成定论。但有疑问，历史上怎有如此奇怪的恐怖主义？“不应流一滴多余的血”、“极其小心和精心地选择目标”对恐怖分子来说不是挺麻烦的吗？
其实，只要熟悉近代史（含文化史），就会注意到，一百多年来，恐怖主义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此恐怖实非彼恐怖。
高尔基写过一篇短篇小说，叫《窈窕的》，说的是西伯利亚一个小村庄的故事。里面有一个情节，一对老婆婆和老大爷每年到一个坟上去哭，哀悼原先住在他们家的一个女孩。女孩是从内地流放到西伯利亚来的，病死在这里。她属于民意党——革命民粹派的组织。按现代西方学者的分类：民意党“在许多方面，堪称是现代恐怖分子的鼻祖”。
老太婆怎么会为“恐怖主义”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