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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叶芝诗歌中，有两种成分最使我们注意，一是具有多层含义的象征，一是神秘主义。这两种成分常常是同时的、融合的、密不可分的。叶芝重视象征，但更重视神秘。在写于1900年的《诗的象征主义》一文中，叶芝认为：“一切声响，一切颜色，一切形式，或由于它们神赋能量，或由于惯性的联想累积，激起不可界说却精确的情感，或如我喜欢想象的，求得某些无形体的神祗降临我们间，而这些神祗印在我们心头的足迹，便是我们的情感。”叶芝把象征分成两种，即感情的象征和理性的象征。其中，感情的象征指的是唤起某种感情的象征。因此，上引片断的“情感”显然是与“象征”相联的。那么，“而这些神祗印在我们心头的足迹，便是我们的情感”，实际上说的就是，通过象征的方式，暗示出“一切声响，一切颜色，一切形式”中所蕴含着带有神秘性的成分。
叶芝的这种思想，在他1901年所写的《神秘力》一文中说得更透彻。在该文中，叶芝谈到他所信仰的“三大原则”。这“三大原则”是：“（一）我们的心灵的边际是游移的，许多心灵可以互相汇流，以形成或揭露一个单独的心灵，一个单独的能量。 （二）我们的记忆的边缘是游移的，我们的记忆是一个伟大的记忆的一部分，这个伟大的记忆，是自然本身的记忆。（三）这个伟大的心灵与伟大的记忆，可用象征呼唤醒来。”这里所谓的“伟大的心灵”与“伟大的记忆”正是前面所说的“无形体的神祗”。叶芝说，上述“三大原则”“几乎是全部神秘力行为的基础”。那么，在叶芝笔下，象征地道地是一种工具，它的作用就是洞观神秘世界的东西，或曰“呼唤”神祗。这一点，便决定了叶芝的诗作大多是象征主义和神秘主义的统一体。而且，在叶芝的观念中，“伟大的心灵”和“伟大的记忆”实际上是人类的一切知识、一切心理体验的汇聚成的大海，因此，当诗人用“声响”、“颜色”、“形式”等象征物去“呼唤”它们的时候，必定会使这些象征物带上相互关联的多种因素，这就形成了象征的多义性、复杂性，于是便使得本来就已经神秘的诗境变得更为神秘了，甚至于晦涩莫解。
叶芝诗作的上述特色在他的中后期诗作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如《丽达与天鹅》一诗，通过天神宙斯化形为天鹅，同斯巴达王廷达瑞俄斯之妻丽达结合的神话，便表达了丰富、复杂的寓意，即“意味着精神与肉体的结合，阳刚之美与阴柔之美的结合，同时，也意味着创造力与破坏力的结合”。《驶向拜占庭》一诗以拜占庭这个古老的帝都为中心意象，也表现了诗人对艺术与人生、生与死、精神与物质等多方面的思考。至于《在学童们中间》一诗中的意象就更为丰富、丰杂了。约翰·恩第勒寇在《叶芝读者指南》中对此做了解释：“……这首诗企图将‘年已60的微笑着的名人’，年老的过去的情人和自命的哲学家叶芝综合起来，成为像一棵栗树那样的有机物，像一个舞蹈家的动作那么连贯的东西。在结构上，这首诗用一系列三位一体的形象组成：叶芝自己的三种身份（名人，情人，哲人）；婴儿，学童，‘老草人’；情人、修女、母亲所崇拜的三类形象；为爱情 （情人）、虔诚（修女）和母爱 （母亲）所熟知的种种事物；第六节中讲到的三类哲学家，他们用不同方法来确定起初——柏拉图在非自然的 ‘幻影’的形式中发现了真实，比较实际的亚里士多德在自然中确定了真实，毕达哥拉斯在艺术中找到了真实；还有一大堆次要的三位一体物。”
这些作品都使我们了解叶芝诗作的神秘主义。
《基督重临》又是叶芝的代表作之一。相比之下，诗中所采用的意象寓意虽深，却并不算太复杂，因而还没有达到神秘莫测的程度。
《基督重临》作于1920年，集中反映了叶芝的哲学观和历史观。根据基督教传说，基督将在世界末日重临人间，审判人类的罪恶。叶芝认为，古希腊罗马传下来的西方文明今天已接近毁灭，200年内即将出现一种粗野狂暴的反文明，这时基督将重临人间，拯救人类，于是，世界便将进入到一个贵族文明的阶段。诗中写道：
在向外扩张的旋体上旋转呀旋转，叶芝认为人类的历史象一架盘旋而上的楼梯，由正旋体（代表道德、空间、客观）和反旋体（代表美感、时间、主观）两个圆锥体渗透而成的。这句大意是说，历史在向前来断发展。
猎鹰再也听不见主人的呼唤，“猎鹰”比喻人类，“主人”指基督。这句大意是说，人类失去了仁爱之心。
一切都四散了，再也保不住中心，世界上到处弥漫着一片混乱，失去了仁爱，人类也就失去了“凝聚力”，于是人类分崩离析，一片混乱。
血色迷糊的潮流奔腾汹涌，到处把纯真的礼仪淹没其中，“纯真的礼仪”是贵族文化的表征。叶芝的思想属于贵族主义。他认为，贵族阶级拥有财富，深明礼义，只有在他们中间才能产生廉洁的政府，才能创造艺术，保护艺术。这两句描写人类恶性泛滥、互相残杀的情景，叶芝认为“纯真的礼仪”这贵族文明被人类流出的血“淹没”了。
优秀的人们信心尽失，坏蛋们则充满了炽烈的狂热。
描写两种不同的心态。以上6句描绘末日来临前的状态。
无疑神的启示就要显灵，无疑基督就将重临。
坚信基督要重返人间。
基督重临！这几个字还未出口，刺眼的是从大记忆来的巨兽：
荒漠中，人首狮身的形体，如太阳漠然而无情地相觑，慢慢挪动腿，它的四周一圈圈，沙漠上愤怒的鸟群阴影飞旋。
叶芝认为，宇宙间存在一个“大记忆”（一译“伟大的记忆”），它是人类一个神秘的、汇集一切知识经验的大海，是一个“无形体的神祗”。实际上，用今天的话来讲，叶芝的“大记忆”接近于“文化积淀”、“心理积淀”。“巨兽”，象征世界末日时出现的粗野狂暴的“反文明”，叶芝描写它是“人首狮身”。“人首狮身”本是古希腊神话中的妖怪斯芬克斯的样子。斯芬克斯乃长着100个蛇头、会喷火的堤丰与长着半个女人身、半个蛇身的厄喀德那所生。它坐在忒拜城附近的悬崖上，让过路人猜它的谜：“什么东西早晨用四条腿走路，中午用两条腿走路，晚上用三条腿走路？”猜不中，就被吃掉。俄狄浦斯说，这是人在幼年、成年和老年的时候。于是，斯芬克斯羞愤得跳崖而死。在这里，叶芝借用这个形象，是把它作为“恶”的代表（“反文明”就是恶的膨胀、恶的泛滥），是要暗示这种“恶”是宇宙的“大记忆”中原本就有的，而现在它要复生。“荒漠”的意象是暗示“反文明”阶段前世界上遭到的极大破坏：这时世上横行的是“无情地相觑”着“人首狮身”怪，是“愤怒”地“飞旋”着的鸟群。以上几句描绘了“反文明”出现前的景象，渲染了一派阴暗、恐怖的气氛。
黑暗又下降了，如今我明白
20个世纪的沉沉昏睡，在转动的摇篮里做起了恼人的恶梦，何种狂兽，终于等到了时辰，懒洋洋地倒向圣地来投生？
叶芝认为，带来基督教时代的是诞生于耶路撒冷附近伯利恒的一个圣婴，而带来“反文明”时代的则是“人首狮身”怪。而这个“人首狮身”怪将以一个“伪基督”的面目出现。他在《约翰一书》中写道：“亲爱的孩子们，这个世界的最后时刻已经来到。你们都听说过即将来临的伪基督，即反对基督的人，实际上许多这类人早已出现。这使我们对世界末日的临近更加确信不疑。”
在上述几句诗里，诗人描写，“人首狮身”怪在“二十个世纪的沉沉昏睡”后，终于等到了重新出现的“时辰”（文明之后即是“反文明”，历史这个“旋体”是不断循环的）于是，它瞪着太阳光一般“刺眼”的、“无情”的目光，在茫茫的“荒漠”上，由“愤怒”地“飞旋”着的鸟群陪伴，迈着“懒洋洋”的步子，走向圣婴的摇篮伯利恒去“投生”；然后，它就以一个“伪基督”的形象出现于人间，人类社会的“反文明”时代就开始了。
以上我们分析了《基督重临》这首诗的内容。总的看来，本诗主要写的是基督教文明的消亡和“反文明”的来临，表现了叶芝对人类命运的深重忧虑，因此它实际上是一曲旧文明丧失的挽歌。
在艺术表现方面，叶芝采用一系列具有特定含义，既质感强，又寓意深的意象，如“旋体”、“猎鹰”、“荒漠”、“大记忆”、“人首狮身”的“巨兽”、“愤怒的鸟群”等，创造了一个充满混乱、充满疯狂、充满恐怖的幻境，具有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读后使人惊心动魄、毛骨悚然。而且，当我们沉浸于这个幻境之中时，沉睡于我们心灵中的某种“大记忆”，那个“无形体的神祗”，确实也渐渐苏醒了，当然是模模糊糊的，隐隐约约的，这或许是叶芝诗所追求的“神秘力”吧？“一切安排全都朝着圣坛”：瓦雷里
保尔·瓦雷里 （一译瓦莱利，1971—1945）是法国一位杰出的诗人、文艺理论家。生于地中海的塞特市。1889年读马拉美诗作，推崇备至，后成为“星期二集会”的常客，被认为是马拉美的得意门生。不料，21岁时，他即将从法学院毕业，思想却突然发生了剧烈变化，断然放弃了诗歌创作，转到形而上学的思辩方向。20年后的1912年，他的朋友纪德等鼓动他结集出版早年诗作。于是他清理诗稿，有的存旧，有的略加改动，并打算增一首向青春告别的诗，哪知诗兴大发，花了四年时间，写成了500行的《年轻的命运女神》，于1917年发表，1920年出版了《旧诗集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