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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了一个。
孔祥熙首先想吞并民生公司是有原因的。
民生公司1925年成立于重庆，是专门在长江上承担航运的私人轮船企业，总经理卢作孚。
民生公司成立前，长江上游的航运一直是未被开发的处女地。虽然英国和法国等在长江中游的武汉设立了办事处，弄了几条船从事航运，但远远没有形成规模和批量。上海南京的一些航运公司，大都把目光盯在长江中下游水域平缓的地带，所以长江上游地区当年一直无人投入大量资金开发。
四川是天府之国，人川之陆路交通十分不便。当时四川又没有铁路，四川的大量物资运不出去，外地的物资运不进来，商品交换严重滞阻，当地经济发展亦受到很大影响。
正是看到了这些情况，当年的卢作孚决心投资开发长江上游地区的航运，从长江水面上打通人川的通道。他看好这个行业，认为前途无量。
而抗战的爆发，又给民生公司带来了新的发达机会，也证明了卢作革当年的远见。国民党政府和军队向四川转移，大批沿海工厂、学校内迁，都需走水路沿长江逆流而上。于是当时的民生公司成为承担大后方运输的主要运输企业。
为了公司的生意，也为了民生在国民党中的声誉和形象，卢作孚夜以继日废寝忘食，日夜在公司上班。他积极想办法从香港和内地招募、培训工程技术人员，并从湖北、江苏等地收购船只。日军占领南京后，很多船舶公司纷纷将运输船只抛售，卢作孚看准机会，能买的买，能修的修，能租的租。一时民生的实力大增。抗战前他只有各种船只40多艘，而抗战开始时已发展到100多艘，不到两年增加了一倍多。
为了使民生公司的发展有足够的后劲，当时卢作孚派得力人员到香港（那时香港还未被日军占领）采购大量柴油、润滑油及修造船舶用的五金机械，以备一旦战事发展可能遇到的不测。在武汉和广州陷落前，民生公司已从广州香港两地运回了柴油4000多吨，各种机器设备2000多吨。
民生公司一跃而成为当时大后方尽人皆知的大企业，生意红火，利润丰厚，这就难怪孔祥熙要垂涎三尺了。
于是，孔祥熙下决心要吞下这块肥肉。他首先派人调查了这家公司的背景，当他得知民生只是一家私人公司时，不禁皱起了眉头。
说实话，这要是一家官办公司，孔祥熙一个命令或一个指示，就可以毫不费力地弄到手。而这是一家私人公司，就不那么容易了。因为现在正是抗战，这家公司正在为抗战出力，国家又明令鼓励私人企业发展。如果公开地去吞并恐怕对自己不利，但民生公司巨大的利润又使孔祥熙欲罢不能。
在和幕僚商量后，孔祥熙决定下手了。他首先向民生公司伸出橄榄枝。孔祥熙派人到民生公司，说他们为抗战作出了贡献，中央政府对他们很满意，决定由孔院长看望公司职员。卢作孚知道这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但又不能拒绝，于是在一天上午孔祥熙大摇大摆来到民生公司，对着卢作孚和民生的全体员工做了一次讲演（其实是拿着稿念的）。在讲演中，他把民生公司和卢作李大大表扬了一番，说他们同中央政府同心同德，努力工作，为国尽力千古流芳。反正都是些东拼西凑的赞扬词句。最后孔祥熙说，民生公司应成为私人公司的一面旗帜，政府也将对公司给予特别的关怀和关注，不能让这面旗帜倒下去给政府抹黑。
接着，孔祥熙派人到民生公司找到卢作孚，对卢讲，听说贵公司前一段从香港进货后资金有些紧张，孔院长特别关照中央信托局给民生公司投资200万元，以解燃眉之急。
当下卢作孚一听就明白了，因为民生公司那时资金并无困难，这200万元分明是个诱饵。一旦接受，就很难摆脱孔祥熙对公司业务的控制。可是不接受，又会得罪孔祥熙，真是左右为难。
卢作孚想起了张公权。张公权当时任国民党政府的交通部长，和卢作孚是知交。
卢作孚当即在重庆著名的桂花楼酒家请张公权。张自然应邀到来，听了卢作孚讲的情况后，张公权的脸色立时也变得沉重起来。
“作孚兄，”张公权说：“不瞒你说，这件事实在难办。孔祥熙现在是蒋介石的红人，得罪不起呀！”
“难道就眼睁睁地看着民生被蚕食吞并不成？民生公司走到这一步不易啊。这其中也有你老弟的一份心血呐！”
这话说到要害处，张公权在民生也有一些股份。如果让孔祥熙吞并，对张公权也没什么好处。
二人商量后决定，先找人向孔祥熙推掉这笔贷款。理由是民生公司是私人企业，不宜接受官方的投资，特别是中央信托局的投资。民生如确有资金方面的困难，可向对口的交通银行贷款。
于是，卢作孚、张公权请出了交通银行董事长钱新之来办。钱新之和卢、张二位既是同事，又是好友，便欣然前往。
钱备了一份厚礼送给宋蔼龄，然后又向孔陈述了拒绝那笔投资的理由。孔祥熙听了心里极为不快。但他也感到民生虽为私人企业，并且眼下正和交通部及交通银行的人打得火热，居然还有这么多人为民生说情，看来收拾民生的条件还不成熟。
送走钱新之，孔祥熙对宋蔼龄说，‘“你看着吧，早晚我要把民生弄到手。”
孔祥熙平时只看《中央日报》，可自从“关心”民生公司后，他也时常叫人送一些小报来看。不久，果然有一件事被孔祥熙抓住了把柄。
那是一家小报登了一则消息，说是某月某日民生公司的一艘叫民惠号的客轮在小南海翻沉，乘客死伤数十人。
孔祥熙如获至宝，抓住这件事大做文章。他先是利用自己控制的两家报纸《时事新报》、《国民公报》发表评论和消息，渲染沉船事件的后果和对死难者家属带来的悲伤，接着便兴师问罪，要调查事故原因并追查当事人和有关领导的责任。
在“舆论界”作了铺垫之后，孔祥熙在一次国民党行政院院务会议上亲自跳了出来，提出了要进行“民惠轮沉没调查案”的调查，以对人民负责。
但调查来调查去，结果都一样，民惠轮翻沉不属于责任事故而是因为暴风所致。孔祥熙兴师问罪的举动只好草草收场。
民惠轮事件不久，孔祥熙又开始给民生出难题了。
在重庆中央银行附近，民生公司有一幢四层楼房，是公司财务处的办公地点。有一天，卢作孚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打电话人自称是中央银行的总裁助理，口大气粗地提出要民生公司把这幢楼房让给中央银行。
卢作李立刻感到此事非同小可，肯定又是孔祥熙妄图吞并民生的又一招棋。他一面在电话里安抚对方，一面答应尽快给予答复。
放下电话后，卢作革找到张公权和钱新之等人商议，他们都觉得此事以退让为好。于是卢作串亲自打电话给孔祥熙，表示马上设法找另一处房子让财务处迁出，并希望孔祥熙能付给适当的补偿，不一定和原来房的造价相等，也不要使民生吃太多的亏。
卢作李哪里知道孔祥熙的手段。孔祥熙一面在电话里答应，一面授意中央银行的人如此这般。
几天后，中央银行就向民生公司下了“最后通碟”，要他们在某月内腾出。随后不久，民生公司在生意上遇到了麻烦。民生公司曾承担了很多政府部门的运输，而到期没付的运费财政部找出种种理由拒付，与此同时民生公司向中央银行申请的流动资金也扣押和冻结。
孔祥熙还在一次重庆工商界头的聚会中公开说：“卢作孚太不够朋友了”等等。
这种种消息传到卢作孚那里，便他感到从四面八方扔来的绳索已将他套住，如果他现在不想办法解脱，绳索将越拉越紧，最终会致他以死地。
他只有丢卒保车。一个月后，民生公司财务处搬到其它地方，这幢四层楼房卢作孚无条件地送给了中央银行。
当时卢作孚只想用这栋房子买孔祥熙一个好，借机缓和和孔祥熙的关系。但他又错了，孔祥熙得了便宜并不买账，于是又一条无形的绳索又向卢作孚逼来。
一天，民生公司主任秘书张梁找到民生公司的另一位负责人，要这负责人将民生主要股东姓名及所拥有的股数抄一份给他。这位负责人见他是本公司的主任秘书，便认为这一定是老板的意思，就按要求把股东的情况抄给他了。几天后，张梁又约这位负责人吃饭。吃饭时张梁又问起民生公司股票转让买卖的事。这位负责人告诉张梁，民生公司的股票都在私人手中，没法在交易所进行买卖。
张梁又问这位负责人，若有人想大量购买民生的股票，有什么办法。
这位负责人感到奇怪，便问是谁要买？要买多少？
张梁回答说，大概一二百万吧。
这位负责人大吃一惊。因为据他所知，民生现有定股700万且分散在几百个散户手中。其中超过10万的也就几十户。若一个人或一个集团能拥有200万民生的股份，那么这个人或这个集团就可以操纵民生公司了。
对这个非同小可的消息，这位负责人立刻报告了卢作孚。卢作孚马上找到张梁，问他这是什么意思。
张梁回答说，没什么意思，他只是觉得现在法币不断贬值，物价不断上涨，为了防止有人从中投机，了解掌握一些情况以备不测。
尽管张梁对答如流，卢作孚还是起了疑心。他立刻召集几个心腹商讨对策，决定财务处对股票过户一定从严掌握，防止民生的股票被“大户”套购，同时对张梁加强戒备。
卢作孚没有看错，张梁正是孔祥熙打入民生的“暗探”。
张梁原为国民党政府的主任处长，一贯跟随孔祥熙，后由孔祥熙授意经第三者介绍到民生公司。实际是处处为孔祥熙通风报信。孔祥熙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