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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经济部的目的，就是为了理顺关系，提高效率，改政出多门为政出一门。但经济部真的要行使自己的职权，就必须要触及各方面的既得利益，将原来一些权贵们主管的业务或肥缺划归到经济部掌管，孔祥熙也不例外。他当财政部长以后，和宋蔼龄等兴办了一些公司和实业，同时他的狐朋狗友也办了不少公司。现在这些公司大部分的业务都归口到经济部，他们说不上话，办事只能公对公，这些平日里以权贵自居、骄横跋扈惯了的人哪能咽得下这口气。宋蔼龄一次为了一笔棉花生意想走走翁文灏的后门，结果翁文灏说棉花一事由常务次长何廉分管，他不好插手。宋蔼龄又打电话找何廉，不料何廉出差不在，这件事就耽误了下来，生意没做成。宋蔼龄却对翁文灏一肚子不满。一次吃饭她把这件事对孔祥熙说了，还说有什么了不起，这那么一点棉花，他签个条子不就调出来，至于推给何廉吗？！
当时孔祥熙也觉得翁文灏做事有点过分。当了个部长，就觉得身份倍增，不知道自己是老几，以为只听老蒋的，谁都可以不放在眼里。另外，孔祥熙还害怕经济部在财经上不配合，搞小金库。经济部上交给财政部的钱少，财政部完不成预算，就要被认为是领导无方和失职。而在经济部那一方面，觉得你财政部是为经济建设服务的，财政支出收入预算除了保证战争，就是要保证经济建设，财政应该围绕经济转，因此在工作上也发生了矛盾。
1939年，日军加强了在军事上的进攻、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沿海、沿江工业城市不断陷落，大片国土沦入敌手，一时造成大后方物资匾乏，特别是粮食、棉花等生活必需品紧缺。翁文灏虽然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效果不明显。由于供给不足，军队的军需品得不到保证，将军们便把失败的责任推到了经济部。在重庆、成都和昆明等大城市，物价也不断上涨，黑市泛滥，民众亦是议论纷纷。
孔祥熙认为时机到了，便吩咐财政部次长、孔的死党除堪等向经济部发难。孔祥熙利用徐堪的部下搜集了经济部商业司司长章元善的材料，准备用章元善为靶子，打倒他身后的翁文灏，以达到夺取经济部大权的目的。
很快徐堪将调查的所谓材料交给了孔祥熙，孔祥熙看后即交到侍从室，由侍从室又转到了蒋介石的手里。
蒋介石看后大怒，抗战伊始正需要严明党纪国法，树立他的绝对权威。此前不久，蒋介石亲自发手令，以抗战不利、丢失山东的罪名枪毙了军阀韩复榘。现在，国民政府内部又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违，在太岁头上动土，不严惩岂能服人心、镇天下？！
蒋介石一个电话找到戴笠，对他如此这般地交待了一番。几天后，章元善就在梦中被叫醒，还没弄清怎么回事，一双冰凉的手铐就烤住了他的双手。
紧接着，由军统和财政部联合组成的工作组进住经济部。经济部顿时大乱，和章元善关系密切的不是被革职就是被调换，主管粮棉的经济部次长何廉也险些人狱。翁文灏一看这来头，知道胳膊扭不过大腿，来了个主动撤退，向蒋介石提出辞呈。
蒋介石虽然抓了章元善，但心里也明白，粮棉油短缺、物价上涨的主要原因是日军大举进攻造成的。抓章元善，是在用曹操杀粮官的办法，是用一个替罪羊来平息各界对政府因粮棉油供应不足而引起的不满。另一方面，蒋介石也深知他手下的官员的特点，这方面他确实比孔祥熙高出一筹。孔祥熙对经济部不满，根本原因是想取而代之。如果让孔祥熙取而代之，不仅会造成孔的权力过于集中强大，而且未必就能保证不产生新的贪污。因此，蒋介石采取了他惯用的伎俩，分权，叫你们人人都分管一方面，人人都有一点权，但又没有最后的决定权。互相牵制，互相争斗，而他蒋介石高高在上，在维持调节这些矛盾和争斗中实现自己的最高统治。但在表面上，蒋介石还是请孔祥熙来，谈谈对改组经济部的意见。
孔祥熙自然“人套”，他向蒋介石建议，为了防止权力过于集中形成的弊端，应将经济部管辖的粮棉两项权力划分出来。在行政院内设粮食局专门负责管理（这几乎等于倒退到抗战前，抗战前就专有农业部管理此类事情）。
蒋介石部分采纳了孔祥熙的意见，对经济部的业务范围做了调整。将粮食业务全部划出，在行政院内设粮食局管理，将经济部主管的花纱业务全部划出，由一位和孔祥熙关系密切的棉纱业巨头穆藕初掌管，然后将经济部直辖的平价购销处的职权大大缩小。粮食局划归行政院后孔祥熙又使之升格为粮食部，由徐堪任部长，而花纱业务则由财政部接管。
但做为一种平衡，蒋介石亦没有批谁翁文灏的辞呈，翁仍然是经济部长。到这时翁文灏才明白，孔祥熙当初推荐他任经济部长的目的何在。为了不再得罪孔祥熙，翁文灏把经济部大权拱手让给孔祥熙，只是过问一下该部下属的资源委员会的企业。部长之职形同虚设。
经济部改组之后，粮食棉花的供应情况并未因此好转，根本原因是国民党上层的各大势力集团都想插手，利益均沾，而不是想怎样发展生产，满足人民需要。因此1940、1941两年物价仍旧飞涨不止，民众苦不堪言。棉花花纱布因有巨额利润，对其争夺也达到了空前激烈的程度。
孔祥熙能向蒋介石“奏本”，别人也可以向蒋介石告孔祥熙。在陈布雷那里，就经常有反映孔祥熙及亲属如何徇私舞弊的“奏本”。巧的很，蒋介石当时刚刚批准戴笠枪毙因走私而犯罪的孔令侃的“把兄弟”、孔祥熙的亲信林世良，就又有人反映穆藕初在花纱收购中欺上瞒下，中饱私囊的罪行。
蒋介石为了平息舆论，直接插手这一具体事务。他命令经济部设立一个物资局，专管收购销售大后方的花纱布任务，由他亲自选了一个叫何浩若的人担任局长。
穆藕初是孔祥熙的亲信，当然不愿让这块肥肉让给何洁若。但无奈这是蒋介石亲自安排的，又不能公开反对。
穆藕初找他的主子孔祥熙想办法。当下孔祥熙对他说：“你急什么，要以不变应万变。先让何浩着高兴几天，他长不了。”
穆藕初见孔祥熙胸有成竹，也信心大增，准备和何浩若打一场持久战。果然，何浩若一上任，穆藕初就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因为经济部改组两年多来，棉花花纱业务一直是穆藕初管辖，何浩若一时还不可能全盘接手，加之人也不熟，就感到工作起来很困难，到处都是软钉子。
比如何法若一上台就规定，农本局和各纱厂每个星期都要结付纱价一次。但穆藕初私下对纱厂老板说：“别看何浩若趾高气扬，他是兔子尾巴长不了。”故意给何拆台。因为穆自持有孔祥熙撑腰，不久终于和何洁若发生了直接的冲突。
物资局成立后不久，何浩若即在重庆邀请各纺纱厂老板，希望他们同心协力，支持他的工作，完成花纱布的购销任务。何浩若感觉需向老板们谈谈他的指导思想：物资局管理的方法是以花控纱，以纱控布，以布控价；管理的步骤是先统制棉花，再统制棉纱，再统制布匹。何洁若还表示，在座各位老板所需的原料，由农本局负责供应。
何浩若的想法不错，可他忘了一点，当时棉花收储业务撑握在他的死对头穆藕初手里。穆藕初在仓库里囤积了大批棉花，就是不供应。纱厂拿着何洁若的批文来要，穆藕初就以日军进攻交通阻隔运输不畅为由，说仓库里没有棉花。
在正常渠道纱厂用棉不能保证，于是纱厂就只好到市场采购。棉商一看棉花需求量大，就趁机抬高物价。纱厂一看市场价高得根本无法承受，就到产棉区陕西等地自行收购。棉商见囤积棉花有利可赚，也到产棉区收购棉花。棉花价格暴涨，市场更加混乱。
消息传到重庆，蒋介石向何浩若询问此事。孔祥熙隔岸观火，穆藕初喜上眉梢。何浩著却急了，亲自跑到西安，宣布国家将对棉花实行统购统销，不允许公司或单位不经批准擅自囤积棉花。考虑到市场上棉花价格已经抬得较高，为了不损害棉农的利益，鼓励棉农把棉花卖给国家，当时何浩若决定将棉花的征购价格定为每担100元，并初步计划征购10万担。
穆藕初收购棉花的价格是比较低的。这样一来，棉商和棉农肯定会把手中的存棉卖给何浩若，穆藕初企图利用棉花做武器挤垮何浩若的计划就会流产。因此，当穆藕初得知这一消息后也如热锅上的蚂蚁，他立刻到孔祥熙那里汇报了情况，并说何浩若将棉花价格定得太高，建议将每担棉花的收购价限定为60元。孔祥熙当即批准，并由经济部下文。在重庆的经济部左右为难，无奈天高皇帝远，他们看到孔祥熙的批示，就按60元1担下了批文。
再说何浩若在西安以为大功告成，正准备摆酒宴庆祝击败了穆藕初的阴谋进攻，一看经济部核准的价格不是每担100元而是60元，不禁大吃一惊。他立即乘飞机飞向重庆，但一得知是孔祥熙拍的板便也没了脾气。
收购价格之争只是揭开了序幕，孔祥熙争夺花纱购销权的斗争随后进入了白热化。当然，孔祥熙不会那么傻，每次争斗，他都坐在幕后让穆藕初冲在第一线。
一次行政院召开国家总动员会，蒋介石亲自主持。翁文灏、何洁若走进会议室时，发现出席会议名单上没有的穆藕初坐在沙发上，就预感到来者不善。果然，会议一开始，当何浩若提出应该调整棉纱征购价格时，本来是列席会议的穆藕初第一个跳出来反对。
棉花实行统购统销后，指定纱厂棉纱征购价格为20支纱每件6900元，16支纱6400元，10支纱5600元，因棉花和机油等原材料价格上涨，各纱厂都要求调整收购价格。何浩若迫不得已，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