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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5月1日，国民党元老派冲破了重重阻力，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国府大礼堂举行了欢迎宋庆龄集会。由于这个会是专为宋庆龄准备的，所以格外引人注目。国民党元老派大都不在一线执政，而在中央监察委员会。所以出席会议的百余名元老中大都是中央监察委员。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致了欢迎词，称赞宋庆龄对国家、对社会和对人民所作的贡献。
宋庆龄在热烈的掌声中发言，她对国民党元老们在抗日战争中团结奋斗的精神表示敬佩，对到重庆后作见所闻感到满意。宋庆龄还揭露和谴责了汪精卫叛国投敌的可耻行径。
宋氏三姐妹到重庆时，正值大雾弥漫的天气刚过，晴空万里的春天来临。日军利用天气晴好对重庆进行了大规模的轰炸。宋氏三姐妹在重庆的日子里，正是日军轰炸的高峰期。但为了给全国妇女同胞树立起一个良好的形象，为了鼓舞全国同胞的抗日决心，宋庆龄、宋蔼龄和宋美龄都冒着危险，在重庆及成都各地视察，看望伤员、慰问孤儿院。
一天，设在重庆的第五陆军医院被安排接受宋氏三姐妹的视察。
当时，为什么宋氏三姐妹视察第五陆军医院呢？说起来还有个插曲。该院院长是个40岁出头的二流大夫，仅被授予少校军衔。后来经人点拨，也学会了弄虚作假的那一套，悟出了官场上“报忧得忧、报喜得喜”的真谛来，于是一个劲地向上面吹牛弄景儿。上面一来检查，好吃好喝地供着，临走时土特产往车屁股里一塞。果然不出一年，第五陆军医院成了样板，他也被晋升为中校。
这次听说宋氏三姐妹要来视察，急得此人像屁股底下着了火。宋庆龄、宋美龄、宋蔼龄是什么人，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弄好了一步登天，弄不好一次玩完。可现在医院里问题成堆，由于缺少经费病房里没有暖气，医疗设备和抢救设施陈旧落后，药品特别是奎宁等抗生素奇缺，需要输血的伤员又找不到血源。特别是近日来日军对重庆狂轰滥炸，伤员剧增，每个病房都是满满的，到处是垃圾，遗弃物和一股股难以人鼻的味道。
一个阳光灿烂的上午，宋氏三姐妹来到陆军第五医院。她们身后拥簇着一群记者和随从。
当下那位院长跑上前去，“啪”地一个立正，睁圆了因熬夜布满血丝的眼睛，提高嗓门说：“第五陆军医院院长前来报到，请夫人吩咐。”
宋美龄向他挥了挥手说：“我们先到病房看看吧。”
宋美龄一头卷曲的黑发，自然地梳向后颈，在后面挽成了一个发髻。她一身深蓝色的旗袍，没带任何装饰物。
宋美龄明白，她到医院视察决不只走走过场，让记者们拍个照片发个消息以捞点政治资本。她已不需要这种廉价的资本了。她是第一夫人，她的一言一行都关系到蒋介石的威望。前方的战事正紧，一批批伤员被送到后方。照顾好伤员就是对前方将士的鼓舞，就是在提高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在群众中的威望。另外她一刻也没有忘记，她始终是在和宋蔼龄、宋庆龄同行。她时刻要给舆论留下这样一种印象，宋氏三姐妹是团结的，她对两个姐姐是尊重的。
宋蔼龄到医院来则纯粹是为了捞政治资本，她和宋庆龄、宋美龄不同。在政治上她无法和这两个妹妹匹敌，她时刻有一种危机感。一方面她借着这次姐妹同行提高自己的身价，像月亮靠着太阳发光一样；另一方面，她也要做出一些实际的事情，以证明自己确实是一位品格高尚、才华出众的妇女领袖。
此外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宋蔼龄也很想了解各大医院目前的实际情况，所面临的不足。她知道医院有时也会成为焦点和热点，在这上面小投入一笔就像放出一个鱼饵，可以换成一名大鱼。
走在最前面的是宋庆龄。同宋蔼龄、宋美龄相比，她显得朴素、大方、高贵而又平和。她穿着一件藏青色的旗袍，没戴任何首饰。每逢记者拍照时，宋庆龄总是谦逊地站在一旁，让宋蔼龄、宋美龄走到镜头前，而且很少讲话。
宋蔼龄当然注意到宋庆龄的这些细节，并想办法把宋庆龄向前推。说起来三姐妹之间的关系也挺微妙，宋庆龄是国父的夫人，宋美龄是蒋介石的夫人，都被称为“第一夫人”，而宋蔼龄又是大姐。所以当行进时她们三个总是几乎并排前行，照相时总是一字排开。特别是宋蔼龄，她极力想给人造成这样的印象，她们三姐妹是亲密无间的。她说服宋庆龄到重庆来，她要宋庆龄住在自己家里，她要孔祥熙向蒋介石建议，在黄山专门为宋庆龄修建一幢名为“云峰楼”的别墅，以供宋庆龄消夏之用。在回渝的全过程中，她随时注意宋庆龄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
从宋庆龄这方面讲，她当然明白宋蔼龄的用心，但生活中有时需要作出一些让步。大敌当前，国家需要团结统一，汪精卫的分裂活动给了日本帝国主义不少口实，不能再做亲痛仇快的事。她对蒋介石保留着自己的看法，但为了抗战，她还是来到重庆。她来重庆本身，就是向世人说明了她对蒋介石抗战的支持。另外她来重庆以后，一直致力于演讲、视察，口径一致地是如何唤起民众打败日寇侵略，决不发表有关国内政治方面的言论。忍辱负重，顾全大局，正表现出宋庆龄博大的胸怀和崇高的品质。
“孙夫人，我们现在最缺乏的就是药品，很多伤员因为药品不足而延误了抢救……”院长一边走，一边对宋蔼龄喋喋不休地讲。
“需要什么药品，你列个清单，我们争取给你想办法。”宋蔼龄回答说。
说话间她们来到一个病房，碰巧看见一个腹部受枪伤的士兵，由于伤口感染停止了呼吸。
宋庆龄从人丛中走上前来，将一束鲜花放在死者的床头，并用白被单慢慢蒙到了死者的面部。
周围有人忍不住哭出了声来。
宋蔼龄也被这沉痛肃穆的气氛所感染。在与其他重伤员一一握手后，她说我要让这里的每位受伤的官兵出院或退伍时，都可以得到一套新军装、一包食品和一些零用钱。宋蔼龄说她所领导的“伤兵之友”将举行一次大规模的募捐，募捐到的钱将全部作为伤兵退伍后的补贴。
宋氏三姐妹又来到手术室，并现场观看一次手术，被手术的是一个年轻的士兵。他腿部中弹，而且已经感染，手术大夫原来想为他截肢。
宋庆龄对大夫讲：“能不能不截肢，设法保住他的双腿，今后他还能有希望。”
宋蔼龄在一旁说：“要多给他输血，钱由我来付。”
宋美龄也说：“一定要想法保住他的腿。”
主刀大夫在她们的鼓励下，开了几处难度很大的伤口，把里面的弹片碎片…一取了出来，并做了严格的消毒和缝合，看来这个小伙子的双腿是有希望保住了。
安排完重庆的日程后，宋氏三姐妹又决定去成都。当时成都和重庆之间又没有铁路，并且恰逢日军连日轰炸，坐飞机更不安全，于是她们决定乘汽车去。
孔祥熙曾为宋蔼龄她们担心，考虑是否有必要千里迢迢赶往成都。要路遇日机轰炸躲避不及，岂不因小失大？一席话说得宋蔼龄有点拿不定主意，便去找宋庆龄商量。宋庆龄听后说，好不容易回来一趟，还是应该去看看。我们去会对那里的军民产生很大的鼓励，他们觉得政府没忘记他们，打日本抗战会更有信心。
宋蔼龄又打电话给宋美龄，宋美龄也决定去。她在电话里笑着对宋蔼龄说：“在上海我就被日军飞机炸过一回，现在不是也好好的吗！”
的确，当时中国的抗日战争正进入最紧张、最关键的时刻。汪精卫叛变投敌，日军准备发动太平洋战争，美国等西方国家里有一些人对日本采取绥靖政策，国民党内部则有人高喊要取消八路军和新四军。一时间中国上空阴云密布，不少人对抗战能否取胜忧心忡仲。而这时宋氏三姐妹的视察和“出访”，确实能起到坚定军心，鼓舞士气的作用。
经过两天的长途跋涉，宋氏三姐妹终于安全抵达成都。两天来她们躲过日军的一次空袭，沿途看见了逃难的人群，以及战争给人民群众带来的苦难，更激起她们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和动员人民坚决抗战的决心。
宋氏三姐妹由重庆赴成都，也引起了很多新闻媒体的关注。一位外国记者在重庆《大公报》这样写到：
“她们（指宋氏三姐妹）在中国旅行就要投宿于当地的客栈里，这样不仅床上有臭虫咬而且天上还有飞机追赶，但你别指望，例如孔夫人，会很自然地适应这种环境。她看起来似乎还是呆在城市中自家舒适安全的房子里为好，那才是她这种人住的地方…… 但是，她吃苦耐劳，三姐妹个个能吃苦耐劳。面对空袭，她们面带微笑，旁若无事，谈吐自然。”
寥寥数笔，真实地记录了宋氏三姐妹旅途的艰辛和她们坚韧不拔的毅力。
4月25日，宋氏三姐妹前往中国合作社成都事务所。数百名女工集合在广场上为她们举行欢迎仪式。当时宋氏三姐妹也发表了即兴演讲。
宋蔼龄说，我们在前往的路途中看到了日寇的暴行，看到了人民所遭受的苦难，也看到了人民奋起抗战的决心。
宋美龄在演讲中着重谈了合作社的工作。她说：“正因为有了你们，纺织女工们，不懈的努力和夜以继日的工作，前线的将士才能英勇无畏地去战斗、去杀敌。合作社的工作要进一步发展，社员要进一步扩大，现在合作社有5万社员，要增加到50万。要让每一个有工作能力、有爱国热情的成年妇女都参加，这是一种责任，一种对国家对民族的责任。”
由于连日旅途疲劳，宋庆龄正患牙痛。但全场女工一再以热烈的掌声邀请来庆龄讲话。
宋庆龄走到台前，用洪亮的声音说：“工合社事业，就是总理民生主义之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