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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蔼龄在抗战前就在上海办过几个实验性质的救济性工厂，“工合”的想法和她不谋而合。国难当头，她极愿意做一些既合她身份、又能实际帮助抗战、同时又扬名的“实绩”；她也希望通过类似的活动，把宋氏家族重新团结在自己周围。
孔祥熙对“工合”的态度和宋蔼龄却截然相反。其一是“工合”都是散落在各地的小型工厂或小作坊，形不成规模、形不成垄断，无大钱可赚无大利可图，对四大家族和各大垄断财团没有根本的影响；其二是这些小企业或小作坊打的都是抗日的旗号，肯定要来贷款借钱，找他的麻烦；其三是眼下是国共合作，“工合”弄不好会被共产党利用，成为共产党手中的一张牌，这就成了政治问题。而且他深知，蒋介石对共产党是恨到骨髓里去的，有利于共产党的事半点也不能干。
世上的事总是这样，有人讨厌就有人喜欢，有人反对就有人赞成。孔祥熙对“工合”的事反应冷漠，关于“工合”的报告他能推就推，有时甚至看都不看。宋子文却是“工合”的热心支持者。当然宋子文支持“工合”，与其说是热心抗战，还不如说是热心和洋人交往。因为宋子文发现，很多美国人和英国人都对这件事感兴趣。可因势利导，扩大自己的影响，提高自己的声誉，趁机作一个振兴民族工业的表率。
英国大使的态度和社会各界的响应使蒋介石、孔祥熙不得不同意成立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孔祥熙并表态说财政部将提供500万元做为“工合”的开办费。
但从1937年12月卡尔向蒋介石转交了“工合”计划、蒋介石和孔祥熙同意创立“工合”后，到1938年7月，8个月过去了，“工合”的具体成立日期还没确定下来。孔祥熙答应的拨款500万元也像是水中月、镜中花一般。
宋庆龄对此的不满是显而易见的。宋蔼龄和宋美龄也着起急来，她们深知蒋介石和孔祥熙的为人处事的原则。像这种和他们的根本利害无关的事你不去催不去办，就可能永远办不成。
宋蔼龄和宋美龄实在沉不住气了。孔祥熙的拖延实际等于给她们的脸上抹黑。在香港，她们一直在宋庆龄面前说蒋介石和孔祥熙的好话，说他们如何坚决抗日，如何爱国，对“工合”事业也绝对赞同。哪知艾黎等人的计划如同泥牛入海，她们不能坐视等待下去。
宋美龄从香港赶到武汉，恰巧孔祥熙正主持由各路财神参加的讨论“工合”成立的会议。一问得知这种会议已开了数次，都是议而不决。这次会议也从上午开到现在，连“工合”理事的人选还不能确定下来。宋美龄不由怒从心头起。她闯进烟雾缭绕的会议室，对正在开会的孔祥熙、艾黎和端纳说：“你们跟我出来！”
孔祥熙一见宋美龄脸色煞白地闯了进来，不知有什么大事。看了艾黎、端纳一眼，乖乖地跟着宋美龄走了出来。在旁边的一间小会客室里，宋美龄对孔祥熙说：“你已经毁掉了我的很多计划，但这一次你毁不了。你必须为‘工合’提供支持，明天一早艾黎必须得到全部拨款。”
自从孔祥熙和宋蔼龄结婚以来，宋美龄在他的眼中一直是端庄大方，美丽得如同天使一般，也从未对他发过脾气。这是第一次，孔祥熙害怕了，这天下能让他害怕的只有蒋介石一人。宋蔼龄虽让他退让，但他从本质上不怕宋蔼龄。但宋美龄不同，尽管他知道蒋介石对宋美龄并非一往情深，但宋美龄毕竟是蒋的夫人。
宋美龄这一吵一闹，就像给“工合”打一支催产剂。1938年8月初，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总会在经过近一年的酝酿后，终于在武汉诞生了。孔祥熙担任了理事长，宋子文为领导委员会常委，宋美龄为名誉理事长，宋庆龄为名誉理事，宋蔼龄为顾问。
另外国民党方面还有王世杰、邵力子、翁文灏、张治中和俞鸿钧等人参加。共产党方面有林祖涵、董必武和邓颖超等人参加。民主人士有沈钧儒、黄炎培、于斌等人。沙千里和胡子婴还担任了推进处的处长和副处长。
孔祥熙虽然担任了“工合”的理事长，但自知是个挂名，并不能左右和影响“工合”，也捞不到多少政治资本和经济实惠。所以他以抗战期间经费紧张为由，只在“工合”成立伊始给了20万元，以后就再也不拨了。
原来计划500万，现在只给了20万，缺口太大，“工合”运动很快受到了资金短缺的困扰。原来设想的一些计划不仅不能实现，连“工合”总部的正常活动经费都出现了困难。一些原来想在“工合”运动中大显身手的人离开了“工合”，艾黎沮丧地给斯诺写信说，我快破产了，我的人离开了我。
宋庆龄、艾黎、斯诺等人认识到，“工合”运动要想真正在中国立足，就必须要建立自己独立的基金，而不单是依靠孔祥熙和国民党政府。为此他（她）们决定在香港建立了一个筹款机构。这些想法得到了宋蔼龄、宋子文的支持，也得到了香港总督罗富国爵士的支持。经过努力，‘工合’国际委员会于1939年1月在香港成立。
“工合”国际委员会一成立，就立刻着手进行在国际间的宣传和募捐。普律德女士受命奔赴纽约，筹建了“工合”美国促进委员会。罗斯福的夫人担任了名誉主席，太平洋舰队司令雅纳尔将军任主席，普律德女士任秘书，委员有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等百余人。罗斯福总统对“工合”十分关心，多次询问“工合”运动的发展情况，罗斯福专门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表示了对“工合”运动的关注，并希望得到一份关于“工合”运动发展的详细情况的报告。罗斯福总统夫人还在《纽约世界电讯报》上著文，指出“中国人民就工合运动，作极有趣味之试验，我本人对此极应予以赞助。盖中国之胜利及其经济的建立，将可保证远东在民主政府下生存的民族间之交换自由。”
1944年，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华期间，参观了“工合”企业，对中国“工合”运动给予支持和赞赏。由于美国友好人士的帮助，“工合”美国促进委员会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在抗战期间，美国各界友好人士和在美华侨通过“工合”促进委员会，共对华援助300多万美元。
此外斯诺夫妇在马尼拉、宋庆龄在伦敦等地的筹款和募捐中，也都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在这些涉外的募捐筹款活动中，宋子文是起到了重要作用的。宋子文之所以积极投身于“工合”运动是有深刻原因的。首先，宋子文对日本军国主义深恶痛绝，日军的入侵毁了宋家在上海和江浙经营多年的工业和金融业，使宋子文对抗日有着比较坚定的决心；二是孔祥熙掌握了国民党政府的财政和金融大权，他宋子文没有发言权，极想通过发展民间的工业来扩大自己影响和势力，以和孔祥熙抗衡；其三是“工合”运动是宋庆龄极力推荐和发起的，他和宋蔼龄一样，想通过抗日战争姐妹、兄妹找到了共同的敌人，来圆宋家团圆的梦。因此在许多关键时刻，宋子文都坚定地站到了维护、支持“工合”运动一边。这和孔祥熙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工合”运动在国内最大的一次募捐，要算是1941年7月至百月间，在香港举行的持续了两个月之久的“一碗饭运动”。这次募捐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也引起了陈氏兄弟和CC派对“工合”空前的忌恨，以至引起了宋氏家族和陈氏兄弟之间的冲突。当时，孔祥熙身不由己也卷人了这场冲突之中。
“一碗饭运动”是美国医药援华会于1937年首倡的。每年举行一次，主要是在美国友人和华侨中募捐，募捐所得善款用于购买药品和医疗器械，以支援抗战。为了使这项活动能长期地开展下去，并且范围更大、影响更大，1941年5月，在香港成立了“一碗饭运动”委员会，宋庆龄担任名誉主席。委员会确定了募捐方式：即由委员会发售餐券一万张，每张二元，买到餐券的人可到指定的餐室吃炒饭一碗，由参加赞助的饭店、酒家、茶室等提供炒饭。整个活动得到的捐助将作为“工合”国际委员会扩大救济伤兵、难民的基金。
当时香港总督虽因故未能来，却写来了贺信由罗文锦律师在大会上宣读，给这一运动以有力的支持。香港总督在信中说“‘一碗饭运动’是一项弘扬正义、激发善举的运动，相信它在香港会和在英美一样成功。因为它的目的是为了援救侵略战争中的遇难者。凡有爱国之心、凡属血气之人，均应引为己任。”接下来，宋庆龄等也纷纷发言和致词。路易·艾黎还放映了他亲赴各地拍摄的影片，生动形象地介绍了中国的“工合”运动，在怎样艰苦的条件下生产自救的动人场景。在大会主席台上，整齐地摆放着宋庆龄捐赠的孙中山先生生前珍爱的墨宝和纪念品，当场义卖。顷刻间，这些珍品便被销售一空。
8月1日，“一碗饭运动”正式举行，为期3天。而这时，不算捐款捐物，仅捐助的炒饭就达14700碗，超过原来计划的47％。整个香港沸腾了，许多街道两旁的广告牌上，出现了一个个大碗的模型和画面。人们自发地在市中心街道游行，并喊“多买碗饭，多救一个难民！”公共汽车上也贴出大幅标语：“为无家可归的难民请命”、“全部收入拨交中国工业合作社扩大救济工作”等口号到处可见，有的饭店还在门口贴出“欢迎来吃爱国饭”等标语。
香港各界群众盛赞“一碗饭运动”，以此为荣，纷纷购买饭券。8月2日和3日正好是周末和周日，市民全家出动，抉老携幼去吃这顿不平凡的炒饭。香港的驻外使节、香港当局的官员、军官也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