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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敖斯病保咕芽Ь缭觥５笔蹦暇┱吭鹿馐杖胛�1500余万元，而支出则达2200万元，其中仅军费一项就达1800万元，每月不足的700万元，只得靠发行公债和向江浙财团借贷维持。
面对如此巨额的赤字，当时身为财政部长的宋子文极为不满，并发现自己一再受到蒋介石的欺骗。他为支付抗日军费而发行的公债，受到蒋介石的压制。他出席华盛顿和伦敦举行的国际经济会议回国后，发现因“剿共”使国库的赤字又增加了6000万元，财政危机十分严重。当即宋子文急匆匆找蒋介石劝谏，不但没有奏效，反而挨了蒋的一记耳光。
当年10月，宋子文一气之下辞去财政部长及行政院副院长之职。蒋介石随即任命孔祥熙接替，宋子文就从骨子里生出一种憎恨来。
孔祥熙一上台，就立即对上海和江浙金融界下手，切断了宋子文通过他们发挥其政治影响的渠道2使宋子文通过控制金融界来影响政府的计划破产。而在表面上，他却充当蒋宋之间矛盾的调解人。从那时起宋子文就领教了这个他原来瞧不起的山西佬的厉害，在玩弄权术高过他一筹。但佩服归佩服，怨却从此结了。
宋子文辞职来到上海，继续他金融家的生涯。当时报纸报道说，宋子文辞职是健康原因，就有好事的新闻记者来到上海，想了解他到底得了什么病，好以此再来一篇“花边”新闻。不料宋子文直言不讳地对记者说，你看我现在气色怎么样？那记者看宋子文红光满面的样子，便知道这里面有文章。宋子文接着说，我的身体一向很好，有人说我体健如牛，也不过分，这次辞职完全是因为政见不合。合则留，不合则去。为了党国大业，我也只能如此了。
如果说，宋子文对新闻记者还有所保留的话，那对他的秘友则是坦露无遗了。一次喝醉了酒后他说，“给蒋介石当财政部长，跟给他当一条狗没什么两样。”此真可谓酒后吐真言。
宋子文下野以后，担任了中国银行的董事长。在官场上，他败给了孔祥熙。在金融业务上，他决心打一个翻身仗，叫孔祥熙看看，在中国谁是真正的财神爷。他买通交通银行，也与孔祥熙领导的中央银行对着干。凡是孔祥熙想到的，中国银行都想到了，而且先行一步，弄得中央银行处处被动。从1933年到1935年冲国银行迅速发展，现金储备比孔祥熙领导的中央银行多50％，存款多一倍半，有价证券多150倍，资产多近三倍。
对孔祥熙和宋子文的矛盾，蒋介石心里明镜一般，但却无可奈何。准确的说，他甚至有点幸灾乐祸。做为一个玩弄权柄的高手，蒋介石深深懂得如何控制他的这些大臣。给孔祥熙一个肥缺，但又给宋子文一些政策，让其也能发展，客观上对孔祥熙是一个刺激。使你孔祥熙别认为老子天下第一，有竞争，你就得想办法改进工作。你就有危机感，你就得求我来平衡你们的关系。蒋介石就是这样，对于派系之间，他从来都是今天支持一下这一派，明天支持一下那一派；今天拉这个打那个，明天拉那个打这个；使下边的人们谁也成不了大气候，谁想占住脚都是靠他蒋介石帮忙。
因此，宋子文是下野，但并没有失势。在金融界，特别是在民间金融界和买办金融界，宋子文还是执牛耳者，而且不买孔祥熙的帐。宋子文当财政部长时，和美国关系密切，他从美国借款有一个专门的帐本，但离职不交给孔祥熙，也不向孔祥熙汇报。他离开财政部时，财政部次长以下的高级职员大都辞职不干了，弄得孔祥熙十分难堪。当时只有赋税司司长贾士毅没有辞职。贾士毅不是宋子文的死党，他原是旧北洋政府财政部人员，因工作勤勉、为人忠厚、业务熟练，所以被宋子文启用。宋子文辞职后，他觉得自己若跟着辞职没有更好的地方去，就没有跟着走。事后觉得有点不合适，就去宋子文的家中探望。哪知宋子文说：“你是谁？我不认识你，请你出去。”弄得贾士毅偌大一把年纪，眼泪直在眼框里转。
贾士毅知道宋子文真的生自己的气了，心里十分害怕，就去找新任部长孔祥熙。孔祥熙听了他的陈述后本来想给他鼓鼓劲，叫他跟宋子文对着干。后来看他一副老实窝囊的样子，就说你也不必为难，在我手下干，我也不会亏待你。
贾士毅说，“既然已得罪了国舅（宋子文），再在南京恐怕不合适，请孔部长高抬贵手，让我到外地当个职员算了”。
孔祥熙想即使让贾士毅走，也不能太随便，否则人家更会觉得我孔祥熙怕宋子文，损坏我的声誉。于是孔祥熙决定让贾士毅去湖北，但不是去当职员，而是去做财政厅厅长。
宋子文辞去财政部长后，不仅在人事上和孔祥熙捣乱，而且对原财政部的一些直属事业单位，仍抓住不放。比如关务署署长关吉玉，总税务司的英国人梅乐和、张福运，盐务总局局长缨秋杰等。这说起来有点叫人难以置信，但事实却是如此。这些人都是宋子文的亲信，宋辞职后仍听宋子文而不是孔祥熙的。这是因为，宋子文任财政部长时，亲自提拔了他们，对他们有知遇之恩；再者宋子文给他们制订了一套严格的英美传统的人事和工作制度。说话全部用英文，起草任何书信文件也全是英文，上下级之间的批件批文也全是英文，除非对这些部门的人员大换班，否则外人根本无法涉足其内。另外孔祥熙任用的人虽也有留洋的，但和宋子文手下的人很少有私交。因此孔祥熙的命令在这些部门不太管用。
抗战爆发时，孔祥熙正在英国。为了集中财力抗战，宋子文在上海成立了中国银行、中央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四行联合办事处，简称四联总处，由宋子文主持。孔祥熙得知后，立即命孔令侃出面，在上海组建财政部驻沪办事处和宋子文唱对台戏。孔祥熙回国后即要夺“四联办事处”的权，后因战事愈紧，国民党政府迁都武汉，夺权一事暂搁。“迁都”武汉后，孔祥熙就在武汉把“四联总处”恢复起来，并由自己担任主任。宋子文却呆在香港，不到武汉来参加四联总处的一切活动，也不派人到武汉和孔祥熙接洽。他说你孔祥熙自封为“四联总处”主任，事前并没和我商量，我为什么要派人去捧你的场，拍你的马屁？
孔祥熙当了“四联总处”主任不久，就发现这“四联”实际上就是“一联”，交通银行、农民银行、中国银行都和他貌和神离，特别是宋子文直接控制的中国银行，从来不把他这个主任放在眼里。孔祥熙还算明智，看到不行就激流勇退，建议蒋介石出面兼任“四联”主任，这才结束了这种名为四联、实为四不联的局面。
对于宋子文的种种“挑衅”，孔祥熙也是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一有机会便奋力反击。
西安事变后，宋美龄、宋子文因亲赴西安与张学良、杨虎城及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会谈，并将蒋介石安全带回南京。一时成为南京国民党人中的“英雄好汉”，报纸电台纷纷发表文章吹捧。孔祥熙听后极为不快，在家中对他的同僚说：他算哪路英雄？西安事变时是我主张他领蒋夫人去西安，是想给他一个机会，好恢复他同蒋委员长的感情。他却恩将仇报，联合人来倒我。
但孔祥熙无论怎样攻击宋子文也无济于事。一方面，他们在很多问题上认识一致；另一方面，他们在很多利益的问题上相互矛盾。孔主要依靠的是蒋介石，而蒋介石还得利用甚至依靠宋氏家族。所以孔祥熙明白，他对宋子文的反击是有限度的，仅仅在于警告宋子文包括宋氏家族，什么事做得不要太过分，中国现在不姓宋。
一些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也这样看。他们认为，宋氏家族在中国最有影响，甚至实际上掌握着生杀予夺大权；除了宋庆龄外，宋氏家族的每一个成员都在想尽办法捞钱。美国一位记者说，宋氏家族捞钱的主要手段是通过玩弄阴谋骗取中国人通过租借法得到的物资，并把这笔钱中的很大一部分装进自己的腰包。
孔祥熙和宋子文的关系确实给后人留下了不尽的话题。靠蒋介石撑腰，孔祥熙取得了官方的财经和金融大权，也正是由于担心或畏惧宋子文过于膨胀的势力，蒋介石才让孔祥熙取宋子文而代之，这一方面体现了蒋介石的精明狡诈，一方面又体现了宋子文和由他代表的宋氏家族的力量。在以后的十多年里，蒋介石的基本原则是，在财经上依靠孔祥熙，其次才是宋子文，但又让他们两位相互牵制。为了防止他们的权力过于集中，一贯崇拜威胁和讹诈的蒋介石还培养了自己的两支秘密警察队伍，戴笠的军统和陈氏兄弟的中统，以致形成国民党政权内四大家族的“鼎立之势”。但在这四大家族中，宋氏家族无疑是最强大、最长久的一支。
孔祥熙和宋蔼龄的关系也极微妙，宋蔼龄是孔祥熙的妻子，理应站在孔家一边。但同时宋蔼龄又是宋氏家族的核心成员，在很多问题上又站在了宋家一边。
美国驻中国事务处官员谢伟思长期研究中国问题，他曾向美国国务院写过一份关于中国问题的报告。其中很重要的篇幅是讨论宋氏家族及宋子文、宋蔼龄和孔祥熙的关系的。
这位美国人说，宋家真正的智囊人物是宋蔼龄。她是一个邪恶又聪明的女人。她是真正的幕后操纵者，而宋子文只是一个执行者，在中国发生的几乎每一件大事，都必须至少通过宋家的一名成员。据说未蔼龄在中国雇佣过很多刺客，很多中国高级官员都听说过她的行动，但对此都一言不发。
在宋家唯一的例外是宋庆龄。谢伟思在抗战期间专门拜访过宋庆龄。宋庆龄出于正义，提出要对宋子文领导的环球贸易公司进行调查，触发了宋子文和孔祥熙两人最敏感的神经，也给蒋介石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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