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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果夫也无回天之力，只好眼睁睁地看着法院改判。但总的来讲他还满意，把高秉坊抓进监狱，没杀头也吓了他一身冷汗，总算出了一口恶气。
孔祥熙和陈氏兄弟的争斗通过高秉坊达到了一个小高潮。此后孔家在政坛日渐衰落，陈氏兄弟则日益兴旺发达。但也好景不长，陈氏家族只在极度膨胀了两三年后，就也被蒋介石罢黜，比起孔祥熙来显得更为短命。
值得一提的倒是高秉坊。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他被释放出狱，从此结束了铁窗生涯。
3．竭力讨好杜月笙
在前面我们介绍过，孔祥熙的字是庸之。他常对人说，这个“庸”就是中庸的庸，什么事都是适可而止，留有余地，留有退路而不走极端。这些话，当然是说给别人听的。在官场上他也自有一套行为准则，那就是对蒋介石绝对顺从，对宋、陈等派系则明合暗斗。
当年宋蔼龄爱打麻将，孔祥熙虽不常打，但对麻将术中的“顺着上方、扣住下方、瞒着对方”的口诀极感兴趣。他曾说“麻将不愧是我中华民族文化之精髓，那三句口诀可谓精辟之极”。孔祥熙之所以能从阎锡山手下的一个普通“参议”一跃而成为蒋介石手下的一个部长，又一步一步地登上权力的宝座，一度成为国民党政府中仅次于蒋介石的核心人物，不能不说他确实有过人的精明之处。
孙中山去世后，孔祥熙就认准了蒋介石，死心踏地地为蒋卖力。1927年宁、汉分裂期间，他冒着酷暑奔走于上海、南京及河南等地，为蒋介石当说客，游说于冯玉祥、阎锡山之间。孔祥熙和宋蔼龄还亲自宴请汪精卫，请求汪精卫“顾全大局”，和蒋介石“共图大业”。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后，孔祥熙又去做宋子文的工作，希望他背弃武汉政府到南京为蒋介石做事。
抗战初期，孔祥熙任行政院院长，有人建议他联合“CC系”共同对付政学系。当时他说：“我之所以能有今天完全是蒋先生给的，蒋哪天不相信我，我哪天卷铺盖回家，我才不去联系那伙人。”
正因为孔祥熙对蒋介石“忠心耿耿”，蒋介石才对他委以重任，并事事维护，使孔的势力急剧膨胀。
有一回在一次会议上，政学系的陈仪与孔祥熙因意见不一致争吵起来，双方互不相让，最后竟拍了桌子骂出脏话，一时影响极坏。蒋介石知道后，连忙叫何应钦等陪着陈仪到孔府向孔祥熙道歉。不久陈仪便由行政院秘书长调至浙江省任主席，孔祥熙对蒋介石感恩戴德。
孔祥熙靠蒋介石维持了他的地位，他也为蒋介石和蒋介石政府拼命敛财聚富。1933年以后，孔祥熙开始主掌国民党财政金融大权，到抗战结束时，“四大家族”的财产据说已达200亿美元左右。
当然，孔祥熙也并不仅仅对蒋介石唯命是从。他知道要想在政坛上站住脚，就必须培养发展自己的势力。从他进入政界那天起，他就开始网罗孔家的帮派。
孔祥熙首先选用的“人才”，即是自．己山西太谷铭贤学校的校友。别看孔祥熙留过洋吃过洋饭，他最信奉的还是“亲不亲故乡人”。抗战时期，铭贤学校迁到了四川金堂，学校里毕业的学生中后来很多都成为孔祥熙的死党，职位最低也能在中央信托局或中央银行当个专员。
随着孔祥熙的地位不断上升，势力不断扩大，孔祥熙终于形成了自己的派系。而在孔家派系中又分为几个小派系，如以宋蔼龄为代表的公馆派系；以高秉坊、李毓万为代表的山东派系；以孔令侃为代表的儿女派系等等。这些人都以孔祥熙为核心，相互串通为非作歹，最后也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和影响，打击自己的反对派和竞争对手，孔祥熙还特别注意拉拢和讨好青帮头子杜月笙。
杜月笙是旧中国知名度最高的帮会青帮（亦称安清帮）的大头目。当年在中国他的势力之大，触角之多，名声之高，连蒋介石也要让他三分。
杜月笙是上海浦东高桥镇人。1888年出生于清朝光绪年间，比提携他的黄金荣小了整整20岁。他父亲是个颐荣馆的“堂馆”，出身极贫寒低微。杜月笙4岁丧母，6岁丧父，只得依靠外祖母收养。他只上过半年私塾，讨过饭。因后来染上了赌博的恶习，少年时便被舅父赶出家门。当时，无依无靠的杜月笙只有在上海滩厮混，卖水果跑码头。后来经朋友介绍参加了黑社会，拜青帮“通”字辈头目陈世昌为师。后由陈世昌推荐，在黄金荣手下押运烟土。黄金荣自称是青帮“大”字辈，比陈世昌大一辈，在青帮中颇有影响。杜月笙因在押运烟土等活动中十分卖力，多次化险为夷。因此深得黄金荣赏识，在黄金荣的提携下逐渐发达，最后终于“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杜月笙靠贩运烟土发家成势后，也想做点善事洗涮一下恶名。另一方面，当时社会上的其他派别和势力也需要依靠青帮的影响和力量。因此杜月笙便堂而皇之地成为了知名人士，他担任的职务之多恐怕要创中外名人之最了。据不完全统计也有70多个。其中由他亲自出任董事长、常务董事的就有32家，其挂名的如面粉、造纸、百货、制药、化工、报馆、电影、饭店等90多家。
另外，杜月笙还兼有诸如“国民政府军委少将参议”、“陆海空军总司令部顾问”、“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副会长等等政府和群团的职务。
杜月笙的罪恶和劣迹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他贩卖烟土，坑害人民；他勾结黑暗势力，帮助蒋介石镇压革命；他巧取豪夺，损人利己。只是，在他黑暗的历史中也曾闪烁过火花。在抗日战争中，他也做出一些对民族、对人民有益的事情。在“八·一三”上海抗战中，杜月笙以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的名义，联合各团体组成上海市救护委员会，并同时成立了救护队10个，急救队13个，临时救护医院24所，征集救护车98辆，并特约公、私立医院16所接受伤员。南京沦陷之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及工作人员大都撤退至汉口，杜月笙亲自坐飞机到汉口，与政府有关部门统一商定救护方针，在汉口成立临时救护委员会，设医疗队37个。
杜月笙还与戴笠共同创办了“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进行抗战。戴笠是黄埔系中的主战派，在抗战问题上和杜月笙观点一致。他们俩商定在上海建立一支1万人的武装游击队，以帮会和工人为基础，配合正规军作战。据说当年这支别动队在上海南市和苏州河两岸与日军展开激战，其中大部战死。杜月笙为此极为悲痛屈为那支别动队中很多人是他的徒弟。
1938年春，杜月笙移居香港。在香港，他除了继续从事救护工作外，还接受海内外援助的物资，筹措中国红十字会开展工作所需的经费。当时国民党还设有中央赈济委员会。为了工作方便，杜月笙将第九救济区办事处与中国红十字会机关统设于一处，并在香港最大的饭店辟有房间。当时海外侨胞向抗战捐助的物资大都通过香港，再转运汉口或重庆。
孔祥熙刚当财政部长时，就意识到和杜月笙搞好关系的重要性。为此他曾问过宋蔼龄。当即宋蔼龄的答复是：“杜月笙是不能得罪的，连蒋介石都怕他三分。当然咱们也用不着怕，现在办事黑道白道都得有人。”
当然，孔祥熙曾经领教过杜月笙的厉害。在法币改革时，因提前没给杜月笙报信，叫他损失了5万英镑，杜月笙派人半夜在孔祥熙门口放了一口棺材，孔祥熙至今记忆犹新。因此孔祥熙给自己定下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不得罪杜月笙。
其实岂止是不得罪。为了讨好杜月笙，争取杜月笙对自己的支持，孔祥熙还多次出卖经济情报给杜月笙，让杜大发国难财，以此表明他对杜月笙的感情。
比如“卢沟桥事变”刚一开始，一向不在政治上出头露面的杜月笙忽然公开登上政治舞台，在公开场合大声疾呼，要准备迎接抗战。当时上海战事迫在眉睫，杜月笙开始大量购货囤积。果然不久“八·一三”战事打响，很多人都佩服杜月笙有先见之明。杜月笙也利用这一声势，牵头组织了抗敌后援会，向上海工商界摊派和募集了巨额物资和现金，总额达数千万元，全部由他支配。几个月后上海沦陷，这笔巨款成了糊涂帐。人们忙着撤退、逃命，谁也没有清理过这笔帐目。实际上这笔捐款大都落人他个人的腰包，可以说杜月笙成了第一个发国难财的上海人。
原来，最初是孔祥熙在知道了共产党提出的抗日主张并已为蒋介石迫不得已接受后，旋将“中日两国大战在即”的信息及时透露给杜月笙的，致使杜趁机大捞了一把。
抗战胜利后，日军在投降时向国民党交出的很多棉纱积压在仓库中。蒋介石觉得那些东西不易久放，又要费人费事去照顾管理，便决定将这大批棉纱向社会抛销，以回笼货币筹措内战资金。
孔祥熙得知这消息后，立即告诉了孔令侃，要他所办的“扬子公司”不要经营棉纱。其后孔祥熙又告诉了杜月笙，杜月笙赶紧将手中的棉纱出手。一个月后日军积压的棉纱上市，市场上棉纱价格大跌。就这样孔祥熙的一个信息使杜月笙免受了重大损失。
孔祥熙为杜月笙通风报信，杜月里也给孔祥熙涂脂抹粉。
抗战胜利后不久，四川发生了一次水灾。当时灾情较重，数十万难民流离失所。四川省参议会派向传义和何北衡到上海募捐。他们先找到上海市长吴国恢，吴对他们说真不巧，前不久苏北刚闹过几次灾，上海为他们募捐已弄得人疲财乏，战后经济又尚未复苏，实在没有办法。
那些四川人见官方不行，就去找杜月笙。杜月笙听说了吴国桢的态度后，觉得这是个扬名的好机会，就对四川人说：“抗战期间，我杜月笙吃了那么多年四川的饭，今天四川遭了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