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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祥熙也够大言不惭的。要知在1943年N月时，国民党的财经金融都面临着严重危机，财政收入人不敷出，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工业生产停滞，农民纷纷破产，人民群众怨声载道。把挽救危机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美国援助上的孔祥熙，居然还在大庭广众之下为自己评功买好，不能不说是国民党政治历史上的一大奇闻和一大讽刺。
由于是纪念孔祥熙担任财政部长10周年，孔祥熙也自认为是主角，讲了“10大功绩”之后，还想接着说。于是在一帮捧场者的阿议声中，他又说道，“这些成就的取得，一靠国父（指孙中山）遗教；二靠领袖（指蒋介石）指导；三靠民众拥护和同仁支持；四靠盟友特别是美国在经济上的支持……”
当下孔祥熙还着重谈了他理财的三大诀窍：一是“政重于财”。所谓政重于财，就是首先要想到政。而以往搞财政的人，往往是迷于财而忘了政。殊不知财政财政，财是为了政，政好财自来，政劣财便穷。
二是民重于官。所谓民重于官，是对那些漏税逃赋的无知商民，不妨从轻发落。而对于那些中饱私囊、徇私舞弊的官吏，不妨重罚。一切税源的启发蕴税，只要藏富于民都可酌量宽大，一切征收对象，最好是有钱者多出，无钱者少出。驭吏严、驭民宽，方能财茂双源。
三是事重于人。每用一人，应先看其是否明白事理。只要其人对事务能负担得起，操守足于伏众，不管是仇是亲，识与不识，都应用之。
孔祥熙这几条讲得不错，但他是否按着做了且又做得如何呢？
孔祥熙讲完话后，蒋介石带头鼓掌，纪念会的气氛达到了高潮。各路大员纷纷上前向孔祥熙祝贺，连平日里和孔祥熙最不对付的戴笠也特制了一个又大又高的算盘送来，并在算盘的横梁上烫了一行金字：“民国铁算盘，理财第一人”。
纪念会结束了，孔祥熙回到家里仍处在亢奋中，并情不自禁地哼起了山西家乡小调。
宋蔼龄可没他那么兴奋，她冷冰冰地扔给孔祥熙一句话：“还高兴呢，我看你这个部长当到头了。”
“这你怎么讲？”孔祥熙立时像被二盆冷水浇到头上。
“亏你还是孔家的后代。我问你，孔子的礼你可记得？”
“当然记得，可我并没有非礼呀。”
“你以为老蒋出席纪念会是来抬举你，我看他是来害你！”宋蔼龄此话可谓一针见血。
“为什么？为什么？”孔样熙在这方面似乎永远没有宋蔼龄反应得快。
“哪有为庆祝一个部长担任10周年举行这样隆重的纪念会的？比国庆都隆重？你说说，有哪个部长敢这么干？这分明是炫耀，是挑战，是犯上。我早就跟你说，要你收，会的规模不要搞这么大，你就是不听。你看看老蒋那张脸”
“我看你是神经过敏，你们女人都有这个毛病。”此刻孔祥熙仍不愿相信宋蔼龄的话是真的。
但那天晚上，孔祥熙确实没睡好觉。他做了一个噩梦，梦见戴笠送给他的那把大算盘压在他身上，他怎么搬都搬不掉，急得满头大汗……第二天早晨醒来后，想起了宋蔼龄说的话，更觉得这不是个好兆头。
2．莫须有宋蔼龄“倒蒋”成后台
中国有句老话：“物极必反，否极泰来”。就在孔祥照政治、经济地位达到颠峰状态的时候，他的末日也悄悄地来到了。而和所有中国内部重大消息几乎都是由国外媒体首先披露一样，孔祥熙的挽歌首先也是从美国一家报纸唱起的。
19M年3月的一天，美国《纽约时报》记者布鲁克斯发出一篇在美国公众中毫无反应但却令孔祥熙胆颤心惊的报道。报道说在抗日战争的胜利曙光已经出现的时候，重庆却变成了一个充满忧虑、猜疑和诡计的女巫施术场。
孔祥熙当然知道，这个女巫指的就是宋蔼龄。而这个指责的最终目标，就是他。
19M年4月，一位与国民党南京政府接触密切的美国官员写下了这样一份备忘录：
“目前最明显的事实是，财政部长孔祥熙博士受到几乎所有派别的攻击。同他一道成为众矢之的，还有他的妻子和小姨子蒋夫人。”
“孔夫人在国内政治斗争中似乎变得不那么活跃，夏天可能要去美国渡长假。”
其实，在美国记者披露孔祥熙的丑行之前，香港《大公报》就曾对孔祥熙进行过揭露和抨击，并传到了蒋介石的耳朵里。可以说，那是蒋介石第一次对孔祥熙产生了反感的真正缘由。
当时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发发可危，驻香港的《大公报》一位负责人向国民党政府求援。蒋介石遂电告香港当局，由重庆派一架飞机将这位负责人由香港送回内地。
12月9日，得到消息的《大公报》记者到重庆珊瑚坝机场守候迎接。谁知等那架班机在珊瑚坝机场降落后，记者们没有看见他们的老板，只见从飞机机舱里却走出几只大洋狗、几位保姆和一大批贴着孔府封条的箱子。身着男装的孔二小姐也趾高气扬地走下飞机，然后钻进了一辆在机场守候多时的小汽车。一时，令在机场守候多时的记者们瞠目。
12月12日，《大公报》为此发表了一篇《拥护修明政治案》的社论。社论中指出：“最要紧的一点，就是肃官箴，儆官邪。譬如最近太平洋战事爆发，逃难的飞机竟装来了箱笼、老妈与洋狗，而多少应该内渡的人尚危悬海外。善于持盈保泰者，本应该敛锋谦退，现竟这样不识大体。又如某部长在重庆已有几处住宅，最近竟用65万元公款又买了一所公馆。
这篇社论虽然不长，一下子揭露了两件丑闻，使蒋介石极为恼火。文中指的“某部长”是指外交部长郭泰棋。蒋介石为了平息舆论的抨击，不得不将郭泰棋撤职，让宋子文接替其职务。
而洋狗事件却直指当时红得发紫的孔祥熙，弄得蒋介石很伤脑筋，蒋介石授意交通部“妥善”处理这个极敏感的问题。几天后，交通部便给《大公报》写了一封公函，要求其为洋狗事件做出更正，结果却欲盖弥彰。
这封公函中说这架飞机原本是要载很多因战争逃难的旅客，但因为传闻敌机要来轰炸机场，故飞机要提前起飞。又由于通讯联络因战争被日军切断，所以无法通知众多旅客。飞机要提前起飞，旅客又无法提前赶来，所以飞机上有很多空位子。这时恰巧交通部和中央交通银行有一批箱子要运回重庆，就顺便装上了飞机。决不是私人带洋狗、老妈子。洋狗是美国机师带的，和中国人无关等等。
这封公函虽洋洋洒洒数千字，却破绽百出，自相矛盾。信的结尾处居然还盖着交通部一枚殷红的大公章。
《大公报》做得更绝，12月30日也就是1941年的倒数第二天，竟将这封欲盖弥彰的来信在报末全文发表。
来信见报后，在西南特别是重庆引起强烈反响。在遵义的浙江大学和在昆明市的联合大学的爱国学生，先后发动组织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向蒋介石政府抗议并要求严肃处理飞机洋狗事件。
不久，《大公报》还发表了一篇《晁错与马谡》的文章。文中授引汉景帝杀晁错而败七国之兵、诸葛亮挥泪斩马谡以正军法的故事后说：
“述说以上两段历史有什么意思呢？这说明，当困难当头，除权相以解除反对者的精神武装，戮败将以服军民之心，是大英断，是甚必要。”
文章的柔头指得很清楚。“除权相”就是要求孔祥熙应该对此事负责，要求罢免孔祥熙。“戮败将”是指要杀何应钦，因为当时何氏主要负责军事。
像这样尖锐的带有政治倾向的文章蒋介石以前从来不依不饶，但这次却没有追究《大公报》的责任，因为《大公报》的文章大得民心了。还有就是孔家做得也太过分了。运送旅客的飞机变成运送自家家眷洋狗的专机，又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的紧在关头，这实在是给蒋介石脸上抹黑。
当然，使蒋介石对孔祥熙反感的根本原因，是他发现这位冒似谦和的老好人极为贪婪。有人曾告诉蒋介石，抗战期间孔祥熙利用职务之便大发国难财，至少为自己聚积了10亿美元。一位美国人说，孔氏家族至少有30亿美元。孔家的暴富还引起了国民党内部其他派别的猜忌、妒恨和攻击。最积极的要数陈立夫。陈果夫二兄弟。作为一个惯于耍政治手腕的蒋介石也不能不考虑，为了一个孔祥熙而失去那么多的支持值不值。而最终促使蒋下决心搬掉孔的直接原因，却是宋蔼龄“参与谋划”了一起由高级军官发起的倒蒋的未遂政变。实际上，这对孔祥熙来讲真有点“莫须有”了。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943年12月，中美英在开罗举行三国首脑会议，蒋介石携来美龄前去出席。就在蒋介石身着陆军上将的高级呢套装，带着雪白的手套，面带微笑和罗斯福，丘吉尔握手会谈时，在重庆一群新近晋升的高级军官却在秘密策划一起倒蒋政变。
当时这些激进的军官认定，中国的落后挨打局面是由于将介石极其腐败无能的走狗帮凶。要想挽救中国，必须舍身成仁，推翻蒋介石及其核心人物。这些军官秘密地同为国民党军队做军事顾问的美国准将延伯曼接触，希望能得到美国的支持。美国方面显然对此持慎重态度，他们暂时还看不出这次政变有多大的把握，但他们显然对此感兴趣。因为他们觉得，这样至少可以猛击蒋介石一掌，使蒋对自己和国民党的阴暗面有所重视；所以美国方面对政变计划不置可否。
于是政变在有条不紊地准备着。时间选在蒋介石出访期间的12月12日，这天也正是当年“西安事变”发生的日子。那一次张学良、杨虎城只是捉蒋介石没有倒蒋，而这次他们是要倒蒋而不是捉蒋。
但政变还没有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