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那位移民局的官员听罢顿时大为吃惊。
这时兰曼小姐跨前一步坚决地说：“绝不能把她送进拘留所！我要留在这里同她呆在一起，不让你们把她送进拘留所！”
移民局的官员们匆匆地讨论了一会儿。一位叫加德纳博士的富有同情心的卫生检查员也反对把宋蔼龄送进拘留所。他说：“那个地方不是像样的人呆的！”
违反移民条例的中国人一般是被关在太平洋邮轮公司码头上的一间小屋里。小屋的条件异常恶劣，通常只有最好斗或诉诸暴力的人才被关进拘留所。然而，眼下这些移民局的官员竟然扬言要把一个年仅15岁的中国女孩同那些人一起关进拘留所。
看来还是兰曼小姐的坚定决心扭转了局面。移民局的官员没有把宋蔼龄关进拘留所，而是把这两个年轻姑娘一起扣在了高丽号船上，而且很快就把她们置之脑后了。兰曼和宋蔼龄被关在一间小舱房里，一日三顿饭吃的都一样，全是牛排、土豆和面包。没有人知道她们的困境，因此她们似乎也无法求助于任何人。
3天过去了，兰曼几乎烦得有些支持不住了，移民局的一位低级官员允许她上岸去给里德博士打电话。她一连查问了十几个地方，最后在旧金山市一位长老会牧师的帮助下，总算找到了里德。
实际上在高丽号停靠码头的时候，有个人曾来接宋蔼龄。他就是当年主持宋耀如婚礼的传教士克拉伦斯·里德博士。里德上船后由于移民局的手续尚未办完，他没有马上见到宋蔼龄。又等了几个小时。见蔼龄一直没有出现，里德只得匆匆离船去参加一个约会，而对宋蔼龄的遭遇一无所知，以至3天后才得到蔼龄的消息。
第二天清晨，里德带着一名护士上了船。女护士负责看护这位中国姑娘以接替兰曼小姐。于是，宋蔼龄又被转移到一艘别的船上，前前后后被扣留了19天。
宋蔼龄没有哭，她不是那种人。有时她也流泪月p完全是因为感到失望和气愤。她一向性格倔强、机灵，不愿轻易暴露自己内心的想法。这些日子是令人苦恼的，因为她毫无办法，只能无可奈何地等着。在这期间，里德博士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通过教会的渠道把这件事反映到华盛顿。最后，他的呼吁总算成功了。宋蔼龄突然获得自由，她的证件不再有任何问题，再也没有人对她的护照提出异议。美国政府现在愿意收留她了。
小蔼龄在里德博士的陪同下上岸，并同里德博士在旧金山逗留了3天，然后同一道乘火车前往圣路易斯，又转车前往梅肯。她于当年8月2日午夜到达卫斯理学院。此时的宋蔼龄，已经比在上海时老成和坚强得多了。
到达佐治亚州后的第一个早晨，蔼龄醒来时发现梅肯《电讯报》在显著位置报道了她的消息：
在前来卫斯理学院途径旧金山时被扣在船上的中国姑娘宋蔼龄小姐，已随同步惠廉牧师于今天凌晨零点30分来到梅肯。步惠廉牧师离开上海后在路上耽搁了一段时间。大家不会忘记，步惠廉夫人在回国途中在横滨病逝。这位中国姑娘在旧金山耽搁的时候一直在等着步惠廉。
宋小姐的母亲是一位中国基督教徒，她是在上海长大的。她的父亲希望把她送到美国来念书，完成学业后回国在她的同胞中传播基督教。
“她从小就受到我们教会的熏陶，”卫斯理学院院长格里昨天说，我们的传教士步惠廉先生今年夏季回国休假时很乐意带她来美国。他当然希望最好是卫斯理学院录取她，因为他的许多姐妹和侄女甥女都毕业于我们学院。”
步惠廉牧师给格里院长写了一封信，欣然为这位基督传教士的女儿前来美国作好了安排，并按照卫斯理学院的规定为她作好了一切准备。
步惠廉牧师到达旧金山后，这位中国姑娘同他会合。因此她不再是孤零零地一个人横越大洋，前来卫斯理学院的。据说这位姑娘相当聪明。
“当然”，她不会勉强其他小姐同她交朋友，也不会被迫同任何其他小姐交朋友，”格里院长还说：“她们不会受到约束，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一点也不担心，相信她定会受到友好和有礼貌的对待。”
根据格里院长所掌握的情况，宋小姐是来卫斯理学院念书的第一位中国姑娘，但是众所周知，该学院过去曾几次录取过印第安姑娘。
格里在自己家里给她腾出一个小房间。宋蔼龄来到梅肯后的第二个月，就作为“预科生”人学了。
如此的遭遇和如此的折磨，给宋蔼龄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一直耿耿于怀没齿不忘。
1905年冬天，宋蔼龄的姨父温秉忠受清政府学部派遣赴美考察教育，他将宋蔼龄接到华盛顿并带她一起出席了白宫的宴会，还介绍她与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认识。席间，罗斯福总统与这位中国少女亲切的交谈起来。当总统问她对美国印象如何时，蔼龄直率地说：“美国真是美极了，我在这里生活得很快活。但如果不是我初来美国的痛苦记忆，我还会更快活。”接着宋蔼龄叙述了自己去年来美国时的遭遇。”我认为美国是一个自由之邦，可你们的官员把一个15岁的姑娘拒之门外。这和我们中国的待客之道大不一样，我很失望。”据说，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听罢当场向宋蔼龄这个中国少女表示了道歉。
第三章 混沌时代
1．因病得福的小祥熙
那是1889年的秋天，孔祥熙刚刚过完他9岁的生日不久，同往常一样，他依旧随父亲在私塾里一门心思地苦读着圣贤之书。在孔繁慈不徇私情的严格督导下，孔祥熙小小的年纪却已能够饱读诗书了。他就犹如一块厚厚的海绵，贪婪地吸吮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丰厚营养和精华，一点一点地丰富着自己，武装着自己。然而就在此时，一场悄悄袭来的大病，差点就夺去了孔祥照那嫩芽般的小生命。以至慌得父亲孔繁慈匆匆将私塾关了门，便背上爱子四处求医问药去了。
此正所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那是秋天里的一个早晨。孔繁慈起床后发现，平日欢蹦乱跳的小祥熙竟在一夜之间蔫了许多，不爱跑跳也不爱说话了。孔繁慈不知发生了什么，摸摸儿子的头并拉拉儿子的手一问，才知道孔祥照自觉身体不适。孔繁慈二话没说，赶紧跑出家门找乡里郎中来给儿子看病。郎中来后一检查，原来孔祥熙患了虾腮。当地人俗称“虾蜞瘟”。这倒是当地常见的一种小病，用不着惊慌害怕，当下那郎中用中药敷治加上每天用热毛巾敷上几次，只几天的工夫，孔祥熙就又恢复了平日里那种天真活泼可爱的模样。
谁知祸不单行。没出一周的功夫，孔祥熙的脖子上又生起疮来。并且这次乡里郎中来也不行了。孔繁慈只好去请太谷城内著名的中医师来给儿子治病。岂知这一次吃药热敷均不管用，伤口继续溃烂，一天天地扩大蔓延，孔祥熙更是痒痛难忍，人也明显地消瘦下来。孔繁慈看着小祥熙那痛苦的样子，想到儿子的病情日见严重而且久治不愈，最要命的是根本没有找到一个有效的医治办法。
爱子如命啊！何况那时孔祥熙又是孔家一脉单传的独苗苗。孔繁慈竟日寝食不安，心如刀绞，但又有劲使不上。当时考虑再三，孔繁慈作出了一个使孔氏家族及四周乡里都不免猛吃一惊的大胆决定：他要送孔祥熙到太谷城内基督教会开设的仁术医院里去医治。
孔繁慈作为孔子的后代，且一向是崇尚国学，笃信中医，骨子里有着中国士大夫传统的“尊王攘夷”的观念，有着强烈的排外心理。但独生儿子是他的命根子，是他的掌上明珠。为了儿子不至于受继母的虐待，当初他可以终身不再续弦。现在儿子重病缠身了，他能眼看着病魔夺去儿子幼小的生命吗？不能！万般无奈之际，孔繁慈只好有病乱投医了。
想不到的是，孔繁慈这个举动，竟遭到了本家族人和乡亲们异乎寻常的鄙视。
有病投医，这本是极正常的举措，为什么还会遭到如此指责和鄙视呢？
事情坏就坏在那仁术医院是洋鬼子办的医院上面了。
提起洋人在中国设教堂、办医院的事，说来可就话长。最初，是西方的基督教作为一种文化输人中国。在清朝以前，这种输人成规模的大致有三次，且历经了几百年的时间，结果却收效甚微，得不到中国民众的普遍信从。原因主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根深蒂固，且遭遇到在中国已居统治或主导地位的佛教、道教的顽强抵制。因此当时一直未能打开在中国的局面，以至西方的基督教会一度中止了基督文化在中国的传播。
但当进入十九世纪中叶以来，西方基督教会发动的第四次对华传教运动，却终于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并在中国近代社会的百余年历史上，留下了种种抹不掉的罪恶劣迹。从当年在北中国民间广泛流传的一句俗语中（“酒肉和尚、风流尼姑、奸邪神父”），我们就不难看出，当年中国老百姓对西方基督教输入中国的评价如何了。而且，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里，尽管西方的基督教会都以文化形式披上了合法的外衣，但因裹夹在东西方巨大的文化冲突背景下，以至遭到中国社会普遍的激烈抵制。如果说，这一次西方社会的宗教人侵能够最终得以成功，恐怕主要原因就在于当时中国的落后和贫穷。
从十九世纪70年代开始的30年间，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先后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于是帝国主义国家间掀起了争夺亚非殖民地的狂潮。正是这个时期，西方基督教的海外传播恶性发展。帝国主义国家利用传教事业做为侵略工具，进行大规模的殖民掠夺。他们直言不讳地承认：传教事业可以代替殖民讨伐战争赢得殖民地人民。就这一点来说，“一个传教士低得上一营军队”，所以“在殖民地修建教堂、驻有传教士，就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