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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孔祥熙还明确地告诫学生：“手淫最能残害身体，初期为神经衰弱，浸渐便成不易治疗的重症。你们切切不可玩忽，万万不许任性妄为，要知道你们将来能否成功立业，能否为圣为贤，几乎完全以可否克制性欲而为断。”
为了使铭贤学校的学生都能身心健康地发展，孔祥熙采取了一些积极的办法。他特别注意学生们的起居生活，言行举动，严禁学生看课外的那些有害于身心健康的不良读物；并大量准备体育用器，让他们积极锻炼身体，白天认真学习并加强身体的锻炼，这样晚间就能按时人睡，永远有一种饱满旺盛的精力。
正是孔祥熙对学生们进行的这些有意的新式教育，在当地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也取得了明显的效果。1915年4月，华北第一次运动会在太原举行。铭贤学生共取得6个主要项目的第一名，一时威震华北各省。当时许多人面面相觑，不知山西怎么突然冒出这样一支劲旅。从此，铭贤的声誉不胜而走。
后来所谓的“三晋学府，私校典范”，就是当时人们在通过一段时间对铭贤的了解之后，对其比较公正的评价。
孔祥熙不仅注意铭贤学校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而且对当时地方上的一些陋习，也是极力主张从根铲除，就连自己的父亲也不例外。
孔祥熙虽然很早就开始接受西洋教育，对基督教会也是感恩戴德，但他痛恨外国对中国大量输人鸦片。怎样才能禁绝鸦片呢？在他看来，林则徐在广州焚烧鸦片有点感情用事，太冲动了。虽说此举一时大快人心，但最终兵败于大英帝国，带来的后果是五口岸的通商和香港的割让。当时曾有铭贤学生向孔祥熙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监督（铭贤学生对孔祥熙的称呼），假如你奉命禁烟，您会如何办理呢？”
当即孔祥熙不假思索应声而答：
“除了尽焚鸦片烟，对于抽鸦片的我还有一个顶好的办法，那便是把这些人统统充军到甘肃、新疆和古北口外去，叫他们开垦种田，从事畜牧。其中若有人吃不来苦，或者暗中还在抽鸦片，干脆掘一个大坑，丢他们下去活埋。”
看来孔祥熙对吸食鸦片是深恶痛绝并力主彻底根除。那么他是这样说的，做得又怎样呢？
当时铭贤学校所在地的周围，吸食鸦片的人相当多。每当这些吸食者烟瘾发作时，就要涕泪交横，手足委顿不能伸举自如。一些瘾大者，更是面黄肌瘦，肩耸项缩，奄奄一息。孔祥熙每每看到这种情况，心里不免又气又恨。他决心要用自己的力量，根除这种恶习。于是孔祥熙备了酒席，请来村长和当地的士绅，商量给“烟民”戒烟的方法。席间孔祥熙力陈鸦片之害，终于获得了村长和乡绅的支持。大家达成共识后，决定由村长负责管理，把当地的“烟民”分批送进村公所关起来，强行戒烟。同时孔祥熙提议，烟民之中凡是自家有钱的，伙食自备。家里没钱的，由铭贤学校供给。数日之后，戒烟活动有了明显的效果，烟民日渐减少，到后来杨家庄几乎烟民绝迹。
起初，孔祥熙把自己的父亲孔繁慈找来给铭贤学校讲授经史，本意是加强学校的师资力量，以利于自己对铭贤的控制。不料，这个孔繁慈却实实在在给儿子添了不少麻烦。
当地有很多人嗜酒如命，自称“臣是酒中仙”，终日酩酊大醉，还振振有词曰：“一醉解千愁。”
孔繁慈就是这些“酒仙”中的一位。他好酒成癖，每顿必斟，且往往是每斟必醉。这对铭贤学校的教学活动产生了极不好的影响。为了加强对学校的管理，孔祥熙规定师生一律不准吸烟饮酒。可是孔繁慈对此并不太重视，依然我行我素。孔祥熙对此非常反感。他想校长提倡戒烟戒酒，而身为教师的校长之父都可以例外，这怎么能说服其他人呢？于是，他先是暗中命令厨役不要为孔繁慈备酒，继而又当面向父亲讲明其缘由，请求父亲能身体力行支持儿子的戒烟戒酒活动。孔繁慈听罢虽说心里一百个不情愿，但他毕竟是读过书的人，面对族中众多人的压力，当初都能支持儿子冲破阻力去上教会学校、去留学美国。今天孔繁慈为了支持儿子的工作，也为了儿子把铭贤学校办得更好，以提高孔祥熙在家乡的威望，孔繁慈终于答应了儿子的要求。
今天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早已证明了抽烟和过量的饮酒，都是对身体有百害而无一益的，人们也多能自觉地去戒烟和控制酒量。然而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孔祥熙提倡戒烟戒酒，真可谓先见英明且难能可贵。
就在孔祥熙一心一意地为办好铭贤学校进而为桑梓做出贡献的时候，1911年10月10日爆发的武昌起义，再一次改变了孔祥熙的人生轨迹。在时代潮流的感召下，孔祥熙慨然投身到大革命的滚滚洪流之中。
第五章 革命狂飙乍起
1．山西都督阎锡山
公元1911年10月10日，在湖北武昌城内，新军官兵打响了反清起义的第一枪，伟大的辛亥革命爆发了。
早在1904年，武汉知识界即成立了科学补习所，名为补习科学，实则酝酿革命。后由于该组织同华兴会的联系较频繁，以至当华兴会起义计划暴露时，科学补习所也受到了牵连，被清政府强令解散了。
当时，这个补习所的主要成员都是当地新军中的官兵，包括一些学界人士参加。所谓新军，系湖广总督张之洞当时在任上编练组成的。当时有新军第八镇（张彪为统制）和第二十一混成协（黎元洪为统领），并且还在武汉设立有陆军小学堂和陆军中学堂。新军编成后，当时许多有革命要求的知识青年纷纷投人进去，并在新军中迅速形成一股势力发展壮大起来。
后来，科学补习所的一些成员又在日知会的名义下开展活动。所谓日知会本是当地基督教会所办的专供教徒阅读书报的一种机构，后于1906年亦为清政府强迫停止了活动。这样1908年新军中的革命士兵又以为群治学社名义，成立一秘密组织（后改为振武学社）。当时日知会和为群治学社（亦即振武学社）这两个组织，实际上在武昌地区起了传播革命思想、组织和积蓄革命力量的作用。
首先，他们在新军中的工作比较深人，直接组织兵士，并且有些革命知识青年还直接当了兵，并在士兵中起了骨干作用。
其次，他们接受了科学补习所和日知会先前因湖南方面轻易发动起义而受牵累的教训，因而对待起义行动采取比较慎重的态度。由于他们处于军队的环境中，更使他们懂得要注意组织严密。
1908年，由一部分同盟会会员组成的共进会，派人到湖北省活动，并在武汉设立了秘密机关。他们主要是联络会党，试图立即发动起义。由于会党力量不受约束，起义计划不能实现，后来共进会在湖北的活动只得停顿下来。到了1910年下半年，共进会在武汉重新活动起来，并开始进入新军中开展工作。
当时，在有着16000多人的湖北新军中，约有三分之一的士兵和一些下级军官加人了秘密的反清革命组织。
是年8月下旬，在同盟会中部总会推动下，文学社和共进会于武昌举行联合会议以筹划武装起义，并成立了领导起义的统一机构军事总指挥部。当时大家推选文学社领导人蒋翊武为湖北革命军总指挥，共进会领导人孙武为参谋长，刘尧微（复基）和彭楚藩等为军事筹备员。同时会议还决定在汉口设立政治筹备处草拟文告，制定旗帜，并负责将来建立革命军政府的工作。会议原议定10月6日（旧历中秋节）起义，后因准备不足而推迟起义日期。10月9日上午，因孙武等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配置炸药失慎爆炸，清朝政府在武汉三镇大肆搜捕革命党人，刘复基、彭楚藩和杨洪胜等33人被捕，蒋翊武被迫在混乱中逃离武汉。孙武受伤住进医院。其他领导骨干或隐蔽，或逃亡，起义领导机关遭到破坏。当晚，刘、彭、杨3人在湖广（相当于湖南、湖北二省）总督的审讯法庭上慷慨陈词，坚贞不屈，怒斥清政府倒行逆施，祸国殃民。在被押赴刑场时，他们高呼“民国万岁”、“孙中山和未死同志万岁”等口号壮烈就义。凶狠的瑞徽在杀害3烈士后，又下令封锁新军各标（相当于团）、各营和各队（相当于连），禁绝往来并全城戒严，四出捕人。清政府的镇压和恐怖手段，更激起新军中一批接受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影响的士兵和下级军官的强烈反抗。第二天，即10月10日晚上七时许，武昌城内黄土坡新军第八镇工程第八营的一个排长在巡查楼上营房里，发现革命士兵熊秉坤、金兆龙等正在准备起义。当场他厉声责骂：“你们要造反吗！”金兆龙毫不畏惧，大声回答说：“造反就造反！”当那个排长命令士兵去捆绑金兆龙时，金兆龙一跃而起大喊一声：“同志们，反了吧！”顿时，革命士兵们一拥而上，开枪把那个反动排长打死了，接着又打死了前来镇压他们的连长和营长。随后士兵们鸣笛集合了40多人，把清朝政府颁发的肩章撕掉并臂缠白布，在熊秉坤、金兆龙的率领下，斗志昂扬地冲出营房，迅速攻占设在楚望台的清军军械库，夺取了枪支弹药。
这时，武昌城内步、炮、辎重各营兵士和革命党人听见枪声纷纷响应，奔向楚望台。晚11时左右，各路起义士兵3000来人联合起来，分兵三路猛攻清湖广总督署。他们组织了40多人的敢死队，直冲到督置东辕门，仿佛一把尖刀一样猛插进敌人的心脏。炮队也在蛇山连续发炮，配合士兵进攻。督署前枪炮和喊杀的声音震天动地，瑞徽和新军统制张彪等清朝官员仓惶登上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