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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孔祥熙虽然在美国留学多年，讲着一口十分地道的英语，但一遇到国人，他还是喜欢操起那一口山西老陈醋味的口音与人交谈，并且津津乐道。由于山西话中有些发音习惯十分特别，诸如“拿过酒壶壶，俄来满！”还有“俄吃不了这底些，马刻拿走！”以及“一槐人一个花碗碗”等等，席间逗得子良和子安两个孩子笑个不停。孔祥熙毕竟也是个见过世面的人了，所以对此并不觉得窘迫，反而益发地淋漓发挥，以活跃席间的气氛。
渐渐地，谈话的中心由宋耀如与孔祥熙之间，转移到了宋蔼龄与孔祥熙之间。因为前面重提过的俩人在美国那一面之缘，所以眼下两个人俨然以故知旧友的身份，热烈地叙谈起来。在旁喜得来耀如和倪桂珍夫妇，一时乐得合不拢嘴：这简直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呀！宋夫人情不自禁地暗下祈祷起如此的天赐良缘来。就这样，席间大家边吃边谈，谈到了各自在美国留学的经历，谈了回国后的革命工作，谈到了早年在教会学校的种种趣事。真是越谈越投机，越谈越感到彼此相见恨晚。孔祥熙还讲述了自己在庚子年间的种种冒险经历，并且讲得绘声绘色。连宋夫人听得都人了迷，并暗暗喜欢上这个青年人了，认为孔祥熙能干而富有朝气。当晚主客之间谈笑风生，没有半点虚假客套。宋耀如主动告诉孔祥熙，宋家祖籍也是山西。1644年清军入关后局势混乱，才被迫逃往海南，后来在海南岛文昌县的一个小渔村定居下来。如此说来孔祥熙和宋家算是老乡关系了。临分手时，宋耀如和倪桂珍都一再嘱咐孔祥熙：到这里就像在家里一样，不必客套。
那天晚上，孔祥熙和宋蔼龄度过了永远难忘的一段美好时光。
孔祥熙那因为丧偶已然冷却的心复苏了。
宋蔼龄那充满憧憬的芳心也萌动了。
另外有资料记载，那天晚上在宋家的客厅里，孔祥熙和宋蔼龄作了彻夜长谈。但据说，当晚两个人谈话的中心议题却并非谈情说爱，而主要是谈钱。所以后来世人才有宋蔼龄“谈钱得婿”之说。
当时宋蔼龄讲，她从小就有一种“钱这东西真不可思议”的感觉，感觉钱有种神奇的魔力，它常常搞得人头脑发晕，既干好事也做蠢事。讲到这里，宋蔼龄故意问孔祥熙：
“你说到底是人掌握钱，还是钱掌握人？”
孔祥熙当即答说是人掌握钱。宋蔼龄听后不满意地摇摇头。她说当我6岁多一点刚开始上学时，就已经亲身体会到钱的重要。钱能决定一个人的价值。你比如说我当时穿得好一点、时髦一点，教师和工友也就自然高看我一眼；我周围也就会聚集一帮好朋友，甚至甘愿听我驱使。相反如果不是这样，那等着瞧吧，我将尽遭白眼。
听着宋蔼龄这样一个小女子如此令人怦然心惊的高论，孔祥熙当下真不得不刮目相看了。
宋蔼龄自顾在那里继续说道：“后来我去了美国，最初的时候美国人一听说我是中国人，便自然把穷联系到我的身上，并且都不爱理我，不同我交朋友。但后来，我让父亲给我寄钱，寄我们中国的火腿、腊肉还有丝绸……我只用了一点小钱就改变了自己的处境，以致当时许多人都来恭维我。后来当我毕业时，她们还在美国的报纸上吹捧我……”讲到这时，宋蔼龄忽然停下不讲了。沉默半响，她才接着总结式地说：
“现在我逐渐明白了，有些事情太理想化了不行。有些人整天空喊革命，好像志向远大的很，其实他们的理想和革命，不过都是糕饼上的糖霜。而糕饼只有靠钱才能买到。所以我说，一个不懂得怎样赚钱的人，是世界上最没用的人！”
讲到最后来蔼龄表示，她眼下最渴望的，就是掌握一笔巨大的财富。因为有了这样一笔财富，父亲和孙中山先生就可以比较容易地修筑铁路和再造共和，就可以帮助天下的穷人摆脱贫困。当即听得孔祥熙是目瞪口呆，竖起拇指连称高论高论，真是与君一席语，胜读10年书哇！
后来，孔宋夫妇果真济命抓钱，并且真的成了“四大家族”的首富。而所以如此，关键恐怕还是宋蔼龄当初对钱的这一番深刻认识的指导吧。
宋蔼龄尽管身处优越环境，自身的条件也很好，但要想找到自己的如意郎君也并非易事。和孔祥熙接触以后，她渐渐地发现孔祥熙正是她想要找的理想男子。
前面我们已经不止一次讲过，宋蔼龄是个讲实际的人。她认为“理想主义是蛋糕上的糖霜，蛋糕用动力才能烤熟，而且动力却是要钱的”。在长期的生活中宋蔼龄认识到，人们崇拜卡尔将军，是因为卡尔有钱。父亲从一个极普通的巡回牧师变成上海商界的实力人物，也是因为有钱。而孔祥熙“似乎天生有一种理财的本领”，并且“赚钱赚得很得法”。
恋情往往需要一个契机才能拨动双方心中的和弦，进而产生强烈的共鸣。孔祥熙和宋蔼龄两个讲求实际的人相遇后，即产生了这种共鸣，于是他们的恋情迅速发展了。
1913年秋季的一天，宋蔼龄喜形于色地对全家说：“我要告诉你们一个惊人的消息！”全家人都注视着她。这时宋蔼龄以幸福的口吻向全家宣布：“我们准备到横滨去举行婚礼！”
听到这意料之外又是情理之中的消息，全家人顿时欢呼起来。倪桂珍高兴地合手念道：“上帝祝福你们。”
宋耀如半开玩笑地说道：“怎么这么快呀！”
宋蔼龄娇嗔道：“还不是你嘛爸爸！”
宋耀如想了想，旋即哈哈大笑起来。
1914年春季的一天，孔祥熙和宋蔼龄按照基督教礼仪，在横滨一所坐落在山丘上的小教堂里举行了婚礼。婚礼规模不大，只有宋家的人和孔祥熙的堂兄及几位好友前来参加。那天新娘打扮得高雅而艳丽，粉红色缎子上衣配着长裙子，衣服上绣着深红色的梅花图案，象征着大吉大利，头上还扎着一朵梅花绸结。新郎则穿着一身西装，白衬衫的领子上扎有黑绸花结。
那天由于气候的原因，使这场婚礼增加了一份特殊难忘的记忆，甚至也是一种象征和寓意。举行婚礼的那天早晨，横滨大雨滂沦。4月正是日本樱花盛开的季节，雨水把粉红色的樱花打落得遍地都是，真可谓“雨打残红”。空气里洋溢着一股潮湿的泥土气息。但是当新郎新娘动身去教堂时，天空却突然放晴了。大家极目远眺横滨市区，只见蓝天、白天、绿树、红花、青山和大地都像用水洗过一样，清爽洁净，如诗如画。等到大家用过婚餐，蔼龄且又换上绣有金色飞鸟的苹果绿缎装，夫妇乘车到游览胜地镰仓度蜜月时，有趣的是当他们走下车刚刚踏进旅馆大门后，大雨又倾盆而下。如此成人之美的天气，不由得使孔祥熙连声赞叹道：“这是大吉大利之兆！”
后人还为此作过一副对子盛赞当时景况：
“风调雨顺，乃为天公作美助兴；
金玉良缘，原是泰山牵线穿针。”
从此，孔祥熙和宋蔼龄正式结为夫妇。
孔祥熙与宋氏家族联姻，又有了能干的贤内助，此后不仅官运亨通青云直上，而且对中国近现代史的进程也产生了当时人们尚意想不到的重大影响。
自1926年开始，孔祥熙在国民党的政坛上活跃了20余年，曾身兼国民党行政院长、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等要职。宋蔼龄虽没有什么名义上的官衔，但其活动能力、才干和智谋心计均为中外人士所称道。当年宋庆龄曾说：“倘若大姐是个男人……她在15年前就会统治中国。”
还是在婚前，宋耀如曾对孔祥熙和宋蔼龄二人提出要求：“你们婚后能去做一个时期的传教工作吗？或者从事相当于传教的崇高事业？”二人同时回答说：“能！”
宋蔼龄接着说：“爸爸，我考虑过了，打算到中国的穷乡僻壤去办一所大学。”
宋耀如问：“哪里？”
孔祥熙回答：“山西太谷，我们想尽快回去。”
接着宋蔼龄又向父亲说明了她已建议由妹妹庆龄接替自己的秘书工作，只等国内形势有所好转，就马上回国。宋耀如听后点头应允。
婚后孔祥熙和宋蔼龄住进了东京的新家。除了每天看报读书和偶尔的社交活动外，宋蔼龄白天几乎无事可做。好在孔祥熙全力帮助孙中山处理党务，一些白天没干完的工作，晚上回到家里由妻子帮助处理。同时宋蔼龄也通过孔祥熙了解了外面的一些情况，就这样他们在日本东京又度过了一年的美满幸福时光。
1915年袁世凯在篡夺了总统宝座之后，又在北京紧锣密鼓，积极筹备洪宪帝制。袁世凯的复辟活动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流亡日本的革命党人密切注视着国内政局的变化，并决定派人回国，策动和组织反对袁世凯的武装斗争。
2．夫妻双双荣归故里
1915年，根据国内形势的变化，孙中山先生命孔祥熙夫妇作为中华革命党的特派员，先行一步返回山西太谷从事秘密活动。但他们回国的公开理由，是回太谷老家，增设铭贤学校大学预科。所以临行前孔祥熙特意花了几天时间，在东京参观了几所大学，购买了一大批图书资料和教学仪器。1915年秋天，孔宋伉俪先宋耀如一家一步回到上海。孔祥熙回到上海后并没有急于启程回太谷办学，而是根据孙中山先生的意见，积极联络上海军政要人中的革命党人，策动反袁起义。当时国内的云南、广东、贵州及广西各省先后宣布独立，讨袁声势浩大。但是孔祥熙在上海却出师不利，他的行踪很快引起了北洋政府的注意，并准备将孔给予拘留。幸有上海都督陈其美暗中传递消息，通知孔祥熙火速离沪。
于是孔祥熙夫妇只得暂时放弃策动武装起义和军事讨袁的使命，离开上海前往太谷。
从上海启程前，宋夫人（这时宋耀如已回到上海）担心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