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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向孔祥熙求救；孔祥熙旋即利用手中职权向公司贷款，并控制了该公司的大部股份。当时所赚的利润当然多数也流人了孔祥熙个人的腰包。刘鸿生后来对人讲，在上海时我是大老板，到重庆我变成了小伙计。在上海时我为自己赚钱，在重庆我为别人赚钱。
孔祥熙不仅掌握了经济大权，还用手中的大权大力发展自己直接控制或间接控制的商业企业，以及为自己的亲属、亲信创造条件。这就为他在抗战期间徇私舞弊，大发横财奠定了基础，也创造了条件。
2．田赋对农民残酷剥夺
孔祥熙当家理财主要是靠两手，一手是抓钱，一手是抓粮。抓钱，如上面所说就是抓增税、抓借内债外债、抓滥发纸币、搞通膨胀；而抓粮，就是靠田赋，抓征实了。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80％以上。历代统治者都重视农业，都重视抓粮食。明太祖朱元津就有“高筑墙、广积粮”的要诀。当然，在封建社会，没有工业或只有少量的工厂、手工业，田赋是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所以关于田赋的征收办法和改革也特别多。
如明朝以前，田赋多以实物征收。嘉靖年间实行了“一条鞭”法后，停止征收实物，改为征收货币银子。田赋第一次由实物税转为货币税。但无论实物税还是货币税，在蒋介石政权建立以前，都由中央政府征收并纳入国库，无地方和中央之分。
蒋介石在南京建立中华民国后，对田赋进行了改革，即将田赋纳人地方收入系统。这样可以调动各省的积极性，征收的是货币而不是实物。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大片国土沦丧，沿海富庶地区几乎全部落人日寇手中，国民党控制的产粮区日益缩小。加上战争对生产的摧残，军队数量的增多，大量人口的内迁，都使大后方的粮食供应越来越紧张。
起初，孔祥熙以为，只要手中有了钱，粮食不是问题，生产不出来可以到国际市场购买。但自抗战以来的情况表明，他的这种看法越来越与实情不符。
1939年德军入侵波兰，英国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由此爆发。
1941年，日军袭击珍珠港，日美间的太平洋战争爆发。
世界大战使世界粮食市场遭到破坏，粮食成为越来越重要的战略物资，粮食价格也一路上扬。当时对中国来说，即使买到了粮食，怎样运进来都成了问题。日军对东南亚地区的占领严重影响了中国的海运。
从国内来看，由于粮食日趋紧张，不少大地主奇货可居，纷纷囤积粮食以求高价出售。原田赋又以征收货币为主，征来了法币由于不断贬值，实则买不到实际需要的粮食。于是，田赋改革势在必行了。
孔祥熙做为国民党政府主管财政的负责人，对这种情况当然清楚。当时，经常有报告送到他这儿来，要他调运粮食给某省某地，报告都签着蒋介石等要人的大名。还有就是军队，常常抱怨军粮供不足，新组建的部队吃不饱。
于是粮食问题关系到民心军心，关系到孔祥熙的位子能否坐稳。因此孔祥熙下决心改革了。但一改革就要触动一些人的利益，使他又不能不慎重考虑。
1940年，就在美日关系日趋紧张，开战迹象越来越明显的时候，孔祥熙曾找到蒋介石，向他当面汇报粮食问题。
孔祥熙说：“太平洋战争如若爆发，一则美国全力对日作战，军费剧增，必影响对我国的援助。二则太平洋战争势必影响我国的水上通道，从水路运送国内物资将越未越困难。因此，储备战略物资以应将来之需已成为当务之急了。”
当下蒋介石问道：“依庸之弟意该当如何？”
孔祥熙说：“我认为当前最主要的是粮食。大后方几百万军队，数十万官员和几亿民众，一日三餐是每天少不了的，二是粮食生产周期长，受自然条件影响大……”
孔祥熙将粮食的重要性及怎样改革田赋的思路向蒋全盘托出。
蒋介石听了以后说，“好，就由你全权负责这件事。既要办，就要把它办好。”
当时，孔祥熙改革田赋的思路主要是：一是将1927年以来划归各省的田赋税重新由中央政府掌握；二是将明嘉靖以来实行了数百年的货币税恢复成实物税。
孔祥熙在解释他为什么这样改革时说：“吾国田赋，现以国币征收，但目前粮价飞涨，以过去所定之税率，征购现在粮价涨后的田赋，显不妥当……”但通货膨胀是谁造成的呢？孔祥熙当然不会说了。
孔祥熙实行田赋改革是有阻力的，主要来自各省地方官员。长期以来，他们已将收缴田赋做为自己中饱私囊的一个重要途径，一下让孔祥熙把财源截走，这些人当然不肯罢休了。
地方官员虽然不愿意，但胳膊扭不过大腿；再说这是在抗战时期，谁胆敢抵抗就以破坏抗战论处。所以，在1941年初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上，孔祥熙正式提出田赋改革方案时竟以全票通过，并从1941年夏粮收购时开始实施。
孔祥熙知道上面开会通过了，下面还别着劲呢，要使田赋落到实处还将有具体措施。
于是他听从了宋子文、宋蔼龄的建议，在财政部里新增设了一个机构：整理田赋委员会，统一全权处理田赋征收事宜。同时在各省及县设立相应的机构，由各省、县首长亲自出任这些机构的负责人。县以下也设置机构，多少为以纳粮户往返不超过60里为限。
这样，孔祥熙就在全国从中央到地方到乡村设立了大大小小数万个田赋征收机构，从组织上保证了田赋改革的实施。
在落实了组织机构后，为了使各级机构便于操作，孔祥熙又亲自主持制定了田赋的具体征收额度和折征标准。即各省征额应依当年田赋正附税总额，每元折征稻谷两市斗。
比如云南省1941年度田赋正附税额为1500万元，按每元征两斗的规定，应征稻谷300万担；广西赋额为900万元，应征稻谷180万担。
1941年夏季田赋征收后，孔祥熙觉得此价定低了，于是在1942年又把征实额向上翻一番，即每元折征稻谷4市斗。1942年法币比1941年贬值了约20％，折征稻谷却增加一倍，这对农民该是多么大的剥夺。孔祥熙对此却振振有词，他说购粮标准，应根据各地粮产的丰啬情形而定，不需定一个固定不变的标准。
另外不产谷物的地方，农民便要交纳小麦、玉米、豌豆、青梨、大豆和花生等等，而且各种杂粮的折合比率均比稻谷压得更低。
为了推行田赋改革，孔祥熙还不辞辛苦，亲自下去检查，并接见田赋征收机构工作人员，给他们壮胆打气。
在一次接见中他说：“你们都是国家的中坚，你们肩负的使命是国家的希望。”他还说，“田赋征实自古已有之，但弊端丛生，现在实行改革，适应战争，合乎民意，你们要提高认识，树立信心。要唤起民众，支持政府。”
孔祥熙不仅亲自出马，还经常派他的大员下到各省各县监督检查。当时他对财政部提出具体要求，每年不能少于50人下乡检查田赋征实；各省每年不能少于200人下乡；各县在旺征期间，官员应全部出动。他还要求财政部在全国各地建立自己固定的联系点，以便以点带面。财政部根据他的指示，在全国1000个乡里聘用了1000个通讯员，及时向他反映基层在田赋征实时的情况。
由于孔祥熙采取了这些措施，田赋改革取得了成果，实物征收也一年强似一年。如田赋改革的1941年，国民党中央政府征收稻谷及其它粮食455多万担，超额10．39％，1942年征收6600万担，1943年征收了644万担，1944年征收了544万担。4年累计征收粮食2．3亿担，基本上满足国民党党政军各部门的需要数量。
孔祥熙的“政绩”是建立在对广大人民、特别是广大农民的残酷剥削、压迫和剥夺的基础上的，在他向蒋介石报告的那一串串数字的时候，广大国统区的农民正处在无衣无粮的水深火热之中。
比如据国民党的《中央日报》报道，陕西省在1941年，除要负担中央政府的600万担粮赋外，农民还要负担所谓八战区、五战区和二战区的代购及地方各级“公粮”，农民交纳这些粮物后所剩尚不及三分之一。西安的《民众导报》披露说，陕西省榷县中山乡1944年每亩旱田除缴纳粮食二斗二升外，还要出公款8000元，合小麦4斗。当年还是大丰收，所交公款公粮要占三分之一强。1943年，四川省稻谷每人平均4市担，但其中约有2．5担要被充做公粮。
这是从平均数来看，如果具体的每户农民，那情景就更为凄惨。因为田赋征收采取的是比例制而不是累进制。
在四川省长寿县，一个年收入为4500担稻谷的地主，须交缴田赋150担，只占其收入的3％；而一个收入10担的自耕农，须交纳田赋1．3担，占总收入的13％（因为他没有别的收入）；而一个收入只有几担，当时靠租种地主部分土地的贫农，处境就更为困难。除了缴纳田赋，所剩无几根本不能养活家人。这还仅就田赋而言。事实上，除了田赋，农民还要负担很多苛捐杂税，实际负担要比田赋所反映出来的重得多。
孔祥熙在田赋改革时保证，改革田赋是针对每一个人，是“有粮者出粮，有力的出力”，而实际上，地方大地主总是利用自己的金钱和影响及权力，在田赋征收中大做手脚，尽量把负担转嫁到自耕农和贫农身上，从而形成了实际上的“有粮者不出粮少出粮”，而“无粮者多出粮”的局面了。
除了地主大地主的转嫁，国民党基层组织和地方官员也大捞小捞，从中舞弊。如田赋收购一般是通过县、区、保、甲等系统分片包干的。这样，县长、区长、保长或甲长就在实际征收中作弊。上面要一担，他说要两担，完不成就罚。弄得当时农民怨声载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