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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种比较，一个红卫兵作出了有违人性的事，并造成了相应的后果，但他却诉诸自己那美好的动机，于是他就不必为他所作的一切（包括后果）负责，因为动机可以证明他无辜。但那个勃兰特呢，是他参与了对犹太人的屠杀吗？或者，他有过这样的动机？没有，都没有。可是，他却下跪了。两相比较，明明与红卫兵有关的，但经过一番修辞转换，有关变成了无关；明明与勃兰特无关的，经由他这么一跪，无关却变成了有关。那么，到底是有关还是无关？我揣度着勃兰特的内心，想起了吾土的一则典故，“吾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也许，恕我寡陋，这是忏悔意识匮乏的文化传统中极为罕见的忏悔闪光了，尽管只那么一下。但我很想用它与当今的老红卫兵们共勉，而且更想将这一汉语辞条赠与那个基督徒（？）勃兰特，它与他是多么地吻合。同时我还禁不住为我们祖先偶然达到的这样高度自责的忏悔境界（甚至包括它的表述）而感动。然而当我不放心地去翻书，看看自己的记忆是否有误时，我失望了。它不像我想象的那样闪光，同样，也并不那么适合勃兰特。典故的主人公是晋时的王导，王导的堂兄谋反时以旧怨杀了王导的朋友伯仁。杀前他曾将此打算告之王导，但王导却暧昧地不作表态。事后，王导得知伯仁曾在朝廷上多次为自己辩护时，良知感撼，痛哭流涕之下，故出上言。显然，我的失望是，如果没有伯仁辩护于前，王导能否有愧于心其后？答案看样是否定的，否则当初就该援之以手。在严格的意义上，伯仁之死，王导非但无辜，而且还是同谋。但王导是，勃兰特却不是。他既没有参与屠杀犹太人，犹太人亦非由他而死。相反，二战期间他本人还是反纳粹的地下抵抗组织的成员。在任何意义上，勃兰特都与那场大屠杀无关，他不必有任何意义上的自谴。可是，正如世人所见，他下跪了，跪成一个特写，那笔直的身躯和低垂的头不妨是示给我们的问号：勃兰特为什么下跪？
无辜负疚。当我在自己的文化传统中未能圆满地解释这个问题时（恕我无能），依然是基督文化给了我启示，似乎它能够使我有效地破译出这举世一跪之后更内深的人性密码。惭愧的是，我对“无辜负疚”并不熟悉，比如我不知道它是否有一个相应的典故，而这个典故是否深藏在《旧约》或者《新约》某个纸页发黄的地方。我只是三年前在报纸上的一篇短文中匆匆地接触过它，但这四个字定格一样让我难忘，以至在这篇文章的写作中，不期然而然就跃上了我的键盘。那么，什么是无辜负疚呢？既然我不能找出书证，不妨就发表自己的理解。在这之前，我想引用刘小枫博士一本书中的一位天主教徒的忏悔，她说：“负疚是个人对自己生命的欠缺的道德承负。负疚出于如果我当初……那么就……的假设心愿，一种修改自己的生命痕迹的愿望。如果不是因为一个人心中有与自己实际有过的生活不同的生活想象，就不会有这样的心愿，也就不会有负疚。”显然，这里说的负疚还不是无辜负疚。事实上，说这话的主人公曾因胆怯而未能救助一个有可能受到纳粹迫害的小女孩，此后她便固执地认为是自己使一个生命受过伤。尽管那个女孩最后并未落入纳粹之手，但，她在她那近乎严苛的理解中，那个受伤的生命与自己有关。无辜负疚不然，它的直接前提却是与己无关。把无关的变成有关，乃是自延其“罪”，它所蕴含的哲学毋宁是，在人类生存的终极层面上，个人并不是个人，而是人类。正如荣格所说“我们已不再是个人，而是全体，整个人类的声音在我们心中回响”。因此，他人受难，我亦有份，他人有罪，我亦担当。在这里，他不仅是他，而且是我的又一个生命。诗人西川曾有一短文，命题为“个我、他我、一切我”，我曾在自己的文章中表示过我对这种个人中心主义——这是知识分子通常有的毛病——的异议，但在此刻的语境中，我很愿意反向援引这个受启于《草叶集》中惠特曼思想的句子。个我从来就不是单纯的，他我是个我的叠加，因此，在最宽泛的人道意义上，每一个个我应该自觉有一种“一切我”的担待（而非支配“一切我”的权力）。惠特曼说“我包容一切”，逻辑上也就包容他人的罪过（但却不要去包容他人的功绩），这样，有谁还能说他所发生的一切与我无关呢。直接层面上的无关，转至人类自省的内深层面上却是有关。在有关与无关之间，准确的说法则是人类在其生存上的“息息相关”。正是出于人类在自己生活中的这种相关性，所以，中国的士大夫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把酒临风，忧天下之忧而忧，而在基督语境中，这种人文风骨似乎更有所延进，罪天下之罪而自罪。
我以基督文化中的无辜负疚以及我对它的理解来诠释勃兰特的跪，到此应该收笔了，否则我自己就以为涉嫌成了这位前西德总理的颂赞者，而这是让我十分难堪的，它有违我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执笔原则。一个站在体制之外以批判为务的知识分子宁可把赞辞献给女性，也不会留给官员，尽管正如我说过，我是把勃兰特作为一个人来剖析，他的下跪，与总理无干。然而，现在，我依然需要走出这个“彼得堡”，因为，就无辜负疚这一体现了人性某种品质的基督精神而言，勃兰特是个案但不是孤例。这里，我很想叙述一下前俄国的犹太裔哲学家弗兰克，一位真正的知识分子，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信徒，后来成了东正教的传播者。从他的身上可以使人感知无辜负疚精神的另一侧面。同时，我觉得，弗兰克早年的经历和中国的红卫兵理想主义者们比较接近，因而在性质上两者更容易构成比较——如何面对自己早年的理想与激情。同时在我的潜意识里，也暗暗地希望中国的红卫兵们能够从这位同路人的身上获致某种反思，当然如果他们愿意的话。这是刘小枫博士主编的“二十世纪俄国新精神哲学”系列中的一本书，《俄国知识人与精神偶像》，弗兰克正是在这个由中国人汇编的集子中对他早年所信奉的各种精神偶像作出了深入的批判，其批判本身已使人耳目一新，更令人感佩的是他的批判锋芒竟直指自己，他把真诚的自我批判融入他的忏悔，这种别具弗式色彩的批判性忏悔便使无辜负疚在走向人性之深的同时又泛出极为可贵的思想亮色。
“二十五年前，在俄国青年的一定圈子里充满对献身革命的普遍崇拜。青年大学生无一例外地分为两组：或者是无原则的追求名利地位者和酒鬼——‘贵族阔少爷’，或者是献身于进步和拯救人民的‘有理想的人’，也就是革命英雄。”弗兰克属于哪一组呢？不言而喻。但并非所有的人都是弗兰克。“在莫斯科的这样一个‘无辜’的大学生‘革命’小组里，有一个俄化的德裔贵族出身的青年，性情温和，沉默寡言，很有教养。当小组被捕以后，……这位青年却出乎大家的意料，在监狱里自杀了，而且是用极其残忍的方式，以证明极度的精神失望：先是吞食了大量碎玻璃，然后往自己床上洒了煤油点火自焚。”临死之前，这位青年承认：“使他痛苦的是自己不能成为真正的革命者，自己对这一事业的内在反感，对普通的平静生活的不可克服的愿望。”饶是如此，但当时正处于革命狂热状态中的弗兰克还是忽略了这个青年自杀的真正原因，并将其诿诸敌人。他说：“他的死使我们震惊，但是我们把罪过归于可恨的‘君主专制’制度；我们照例在他的葬礼之后举行了反政府的游行，使我们的革命美德意识得以安慰。”事情本来可以到此结束，事实上也结束了，弗兰克后来也脱离了革命，并被苏维埃驱逐出了俄罗斯，从此便浪迹国外，以至终老。可是若干年以后，弗兰克“回想起此事”，这时才“感到自己对这个无辜的牺牲负有责任”。他这样忏悔：“我感到自己是那些为了革命而在特殊状态下发生的杀人和恶行的道义上的同伙。因为正是我们这些理想的牺牲者，用自己追求革命的思想榜样和革命英雄主义的道德强迫，宣判了这个无辜的年轻灵魂的死刑；我们强行给他加上了他所不情愿的献身革命的无情苛求，尽管我们没有发现这一点。”弗兰克当时没有发现，可是后来发现了，就像那个自杀的青年是无辜的，其实弗兰克也是无辜的，但他却作出了负疚的反省——此可谓俄文版的“吾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但它毫无王导式的个人利害关系在内。相形之下，中国的红卫兵对其受害应该是负有一定责任的，正如弗兰克对那个青年并没有责任一样；遗憾的是，他们却什么也没有发现。当时没有发现，尔后也没有发现，甚至直到今天。如果说普通的人性比高贵的理想更重要，那么，到底是什么遮蔽了他们本应发现并且也不难于发现的双眼？
在无数犹太人的亡灵前，勃兰特长跪无言；而面对一个人的死亡，弗兰克却自忏如剑。两人一个用行动，一个用语言，从不同的侧面给无辜负疚注入了沉重的人道内涵。但，仅此而已吗？所谓“逝者长已矣”，可是活着的人还要继续活下去，而非“存者且偷生”。那么，如何活？如何才能不偷生？这是个问题。负疚是“一种修改自己的生命痕迹的愿望”，忏悔既是告慰亡去的灵魂，也是自新人类生命的祷告。因为他人的死，已使人类的生存亦即我的生存产生了病变。当南美原始森林中的蝴蝶煽动一下翅膀，非洲大陆的草原上便降下一场漫天大雨，大自然尚有此不可思议的“蝴蝶效应”，况乎地球在“村化”中原本就息息相关的人呢。此前，对无辜负疚的理解更多是落实在人道的或道德的层次上，看来是不很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