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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这样的钟声并非因人感到可怕而绝迹，相反，只要人类自身还存在，钟声就是一种注定。现在我的耳边就未必没有这样的钟声，而且，一九九九，这样的钟声不止一次于无声处响起，想想这个世界和我的身边所发生的一切吧。而这一切尽管不需要我直接负责，但未必不需要我忏悔，如果我愿意这样要求自己的话。因为，面对罪恶，假如我没有尽到一个人的责任，那么，我也就无形中伤害了自己。这是一则印度小说的大意，我很愿意在此援引。一位音乐家死在大剧院的门口，但他的灵魂却迟迟不肯回归天国。因为他看到这一点，只要世界上还有一个人因饥饿而死亡，每个人就都有死亡的可能。正如世界上还有一个奴隶，那么，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奴隶。因为让人饿死、成为奴隶的制度还存在。所以，他说“我不能死”——这也是小说的题目。这位音乐家的话可以引申，只要你身边还有一个人受迫害，那么，你也在劫难逃。也许再行叙述一个反弹琵琶的故事是饶有意味的，它发生在遥远的太平洋东岸，源于美国的一部电视剧。斯考基是美国芝加哥的一个犹太人居住区，但芝加哥也是美国纳粹总部所在地。作为一个结社自由的国家，只要守法，组党和信仰是公民自己的自由。因此，美国有共产党，也有纳粹党。犹太人与纳粹党自然是对头。但这一次，纳粹要到斯考基去游行，宣扬他们的主义。犹太人告上法院，要求禁止游行。于是双方在法庭上展开了论辩。令人惊异的是，为纳粹辩护其游行权利的律师，居然是个犹太人。因此，这位律师理所当然地被犹太社区骂为叛徒。然而，他这样说，他的上辈也被纳粹杀害过，他当然痛恨纳粹。可是，为什么当时纳粹能够杀死那么多犹太人，因为犹太人是少数，而少数人的权利得不到保障。今天，在美国，纳粹也是少数，他们的主张固然荒唐，但是，主张是一回事，而他们的权利却是另一回事。我为之辩护的不是他们的主张，而是他们的权利。游行正是这样的权利之一，这是宪法所保障的。如果我们剥夺了他们的权利，就等于践踏了宪法，也等于把我们自己的权利置于不被保护之地。那么，总有一天，我们犹太人会自食其果，再次遭到迫害。结果，纳粹的游行如期举行，而犹太人却谅解了这位律师。
这样一个陌生的美国故事肯定会让我的很多同胞感到不可思议，我读它的感佩是，人类终于学会从苦难的生存中接受其教训。这位律师在某种意义上未必不是为自己和自己的族类辩护，他根据的正是人类生存的相关原则。在美国的宪政语境中，对“国家社会主义”即纳粹的信仰，如果只是在自己的信仰层面而非有伤别人的行为层面上，它是一种权利。但由于纳粹的臭名昭著，它也只能是极少数，谁会相信它呢。问题是，极少数也有它自己的应有的权利，如果多数以多凌少，这就是不义。这位律师不是为纳粹，而是为这种不义挺身而出，因为他知道，这次不义是针对别人，下次不义就可能轮到自己。因此，为了自己，也要抵抗不义。这是血的教训，当年，面对纳粹的迫害与罪恶，不正是很多人认为与己无关，以至最终酿成巨大的灾变吗？这是当年一位宗教领袖在纳粹集中营的忏悔，现在它被铭刻在美国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门前的石碑上，我无缘亲睹，但却读到它所流传的不同版本，这里不妨摘录其一：“在左派人士被镇压时，我们说与我们无关。在工会被镇压时，我们说与我们无关。在其他犹太人被镇压时，我们还说与我们无关。现在，我们自己遭到了镇压，但已没有人为我们说话了。”何其痛切的忏悔，但悔之晚矣，人已经陷落集中营。以前所有的无关，残酷地变成了有关，有谁能够摆脱这致命的有关呢？丧钟终于为自己敲响。读及这段文字，真正地心手俱颤。它是说给每一个人听的，每一个人都会碰到类似的情况。面对不义乃至迫害却认为与己无关，那么，犹太人的昨天总有一天就会成为我们的明天。因此，在激烈的萨特看来，当别人承受不义、迫害与暴力，一个人如果是旁观而不予抗议，那就不是一个忏悔的问题，更不是什么无辜，而是罪人，要送上道德法庭。他曾经愤怒地抨击一位知识分子没有投入支持黑人反种族歧视的抵抗行为，指责他“犯了谋杀黑人的罪恶”，甚至，“那些被警察、被制度所杀死的黑豹党徒好像就是他扣动扳机的”。萨特果然不同凡响，但惜“其责人也重与周”，与恕道不吻。如果这样的道德枪口反转过来，对准自己，那么，至少是我，愿意引颈。因为，一九九九，在这个世界上，从东到西，从北到南，因其表达上的无奈，与我无关而我又面对与目睹的不义，是那样的违反人权和人性，但，我却无奈地沉默着、苟且着，直至现在。甚至就是眼下的自谴文字，依然像鲁迅所说的那样“抽骨头”。当然，我未必不可以自宽，在不可说的空间中，沉默是无奈。但，至少此刻，我并不想使用任何借口。知识分子原本就是以话语表示自己的立场和担当，我立场何在、担当如何？回答只是一个字“耻”。它刺目地提醒我，一九九九，我是同谋！
跪下去吧，邵建，为你那不义的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