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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通过许多穿插的故事，对城堡里的统治阶级的专制暴虐和腐化荒淫的行径进行了揭露和鞭鞑，描写了压迫与被压迫的对立。巴纳巴斯一家的遭遇集中反映了这一主题。巴纳巴斯的妹妹奥尔嘉愤慨地说：“在贵宾招待所那些跟班老爷们的眼睛里，我只是一个玩物，他们发起火来，可以任意摧残我。”奥尔嘉的妹妹阿玛利亚揭露说：克拉姆“能够一动不动地呆坐几个钟头，然后忽然做出些残暴行为，令人吓得发抖。”“克拉姆对女人简直是一个暴君，他叫一个女人来，然后再叫一个来，没有一个是玩得久的，一玩厌了又叫她们走。”后来，阿玛利亚因为拒绝了克拉姆的秘书索尔梯尼的求婚，全家陷入极大的恐惧，结果亲友邻人们疏远了，父亲鞋铺里的伙计也跑走了，最后倾家荡产。这就是城堡管辖下的老百姓的命运。
贯穿于长篇小说中的那种层层叠叠、似虚似实的官僚专制统治的母题也出现在卡夫卡某些短篇小说中，《中国长城建造时》就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篇。这篇哲理性小说以冷峻笔调叙述了中国老百姓根据统治者的意志，从全国各地被征调去修筑并无实际防御价值的万里长城，但“他们并不知道现在哪个皇帝在当朝，甚至现在叫什么朝代都还存在着疑问。”在卡夫卡的笔下，这里的长城是人类一切徒劳无益的劳动的悲剧性的象征。
在揭露反动统治阶级的罪恶和残忍方面，卡夫卡的短篇小说《在流放地》
最为惊心动魄。一个士兵因为冒犯上司（上尉军官）的尊严，就被处以死刑，执刑时，用了一架特别的行刑机器，在犯人身上刺字、刻图案，让犯人活活地经受十二小时的肉体折磨后再死去。然而，比杀人本身更残忍的是那个亲自执刑的军官，他表现得简直就象操作一部生产机器那样若无其事。而当他发现新来的司令（法官）要废除这种刑罚，他不动声色地从机器上卸下犯人，又无动于衷地自己躺了上去，亲自操作机器把自己杀死，充分表现出一个决心与自己的杀人机器同归于尽、甘为旧制度殉葬的死硬分子的狰狞面目。
反映一部分普通老百姓首先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困惑和找不到出路的苦恼，是卡夫卡作品中经常出现的主题。《为科学院作的报告》就是这方面的名篇之一。它写一个马戏团把一只从非洲捉来的猿猴驯化成会说话的人的故事，在这只猿猴找到“人类的道路”以前，它被关在一只很窄小的笼子里，站不直，也坐不下，非常难受。但它要的并不是一般摆脱笼子的自由，而“仅仅是出路”。作者把“不自由，毋宁死”这个著名口号改变为“找不到出路，毋宁死”。小说狠狠地嘲弄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关于自由的空谈：
“人类上自由两字的当，似乎上得太多了。”
过个动物故事，也是人类文明演化过程的一个譬喻。运物题材是卡夫卡常用的题材，他认为动物间的关系，比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和谐，所以与动物更好相处。于是动物常常成为他暗喻或反衬人类关系的一种手段。
卡夫卡有一部分作品是以表现父子冲突为内客的。1912 年写的《判决》
是最著名的一篇。主人公盖奥尔格·本德曼决定把自己与富家小姐订婚的消息告诉侨居在彼得堡的好友，但他的父亲背着他给那位朋友写了不少信件，包括上述消息，使那位朋友对盖奥尔格的友谊变得冷淡。当盖奥尔格发现了父亲这种行径时，斥责了他父亲一句话，因而被父亲当即判处投河自杀。盖奥尔格果然就按照父命执行了。小说包含了作者自己的切身体验在内，是作者最珍爱的作品之一。
二十世纪初以来，艺术家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的矛盾是不少作家、艺术家接触到的主题。卡夫卡晚年也在这方面写出了他的著名小说《饥饿艺术家》。它写一个艺人以饥饿为表演手段，曾经名噪一时，但随着时代的变化，观众的兴趣被马戏团吸引了去。他因“找不到适合自己胃口的食物”，孤独地、自觉地饿死在他借以表演的铁宠子里。这一主人公的形象象征着资本主义社会里没有出路的艺术家的悲哀，也可以认为是作者的自审，是个艺术探险者和殉难者的形象。
卡夫卡最出色的短篇小说当推《变形记》，但它已广为我国读者所熟悉，本书中涉及又较多，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他的人物画廊的“非英雄”群卡夫卡笔下的人物，尤其是主人公，都是正直善良的老百姓，属于一般的中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带有作者本人性格的明显烙印。他们共同的性格特征是防守型的弱者，在他们被动的精神状态中大致有这么五种——用作者的话说——“人类的普遍弱点”：孤独感、恐惧感、软弱性、负罪感、虐待狂。第一种本书其他场合已有专论，这里着重谈一下后四种。
恐惧感在卡夫卡的精神状态中占有突出的位置，他的书信、日记里写到的那种莫名的恐惧随外可见。他笔下的主人公往往感到无力掌握自己的命运，惶惶不可终日。《城堡》中的 K 惟恐天有不测风云，即使在夏天，也担心“会下雪”。最典型的是《地洞》这篇小说，主人公“我”是一只不知名的动物，它挖了个很大的地洞，却时刻害怕外界敌人的袭击，成天疲于奔命地一会儿补东壁，一会儿堵西墙，一会儿巡逻，一会儿放哨。“我作为这样一个既宏大又脆弱的建筑物的主人，面对任何比较认真的进攻，我深知自己恰恰是没有防御能力的”，而“世界是千变万化的，那种突如其来的意外遭遇从来就没有少过”，可“危险迟迟不来、而又时时担心着它来”。这篇写于 1923——1924 年的小说对主人公的这种恐惧症描写得淋淳尽致，反映了奥匈帝国的恐怖统治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人们心理上造成的灾难感，也生动描绘了自然界甚至人类社会弱肉强食的普遍生态。
卡夫卡的人物都是“非英雄化”的，是现代主义作品中常见的那种“抛入世界”的“小人物”，一般都是正直、善良的劳动者，对社会黑暗有不平，有怨怒，但他们的致命弱点是屈辱退让，逆来顺受，对强者、对黑暗势力的袭击或欺凌缺乏自卫能力，因而在时代的风云激荡、社会上各阶级较量的时刻彷徨不前，拿不出行动的力量，听任命运的摆布而不敢“扼住命运的咽喉”
（贝多芬语）。《地洞》中那个惶惶不可终日的主人公便是对这类人物的心态的刻画。它说：“我从未有过占领欲或进攻心。”但是，对于别人任何比较认真的进攻，“我都是无力抵御的。”所以一旦强者进逼，“就把我的贮藏品分些给他。”当然，在现实生活中，象这类胆小怕事但心地善良的人，也不失为较好的公民，若从正确的观点和角度去表现，也能塑造出多种性格和有意义的典型来。文艺作品不等于生活本身，它应该比实际生活具有更多的层次和色调；高明的作家既能进入“自我”，又能跳出“自我”，居高临下；既能作“点”的深入，也能作“面”的概括，驰骋自如。卡夫卡从“自我”出发的视角，固然能集聚强光把作者的视线带入“点”的深层，但它撇开了“面”的整体，也隔断了与整体的联系。这是卡夫卡的人物画廊与传统小说的人物画廊的显著区别之一。那些人物仿佛都以卡夫卡的“自我”为母题的各种“变奏”。卡夫卡对于自己的软弱性是深有认识的，他在笔记里写过这样箴言式的自白：“在巴尔扎克的手杖柄上写着：我在摧毁一切障碍；在我的手杖柄上则写道：一切障碍都在摧毁我。共同的是‘一切’。”①而卡夫卡想通过自己的弱点写出所谓“人类的普遍弱点”也是自觉的。他写道：
“我知道，生活上要求于我的东西，我什么也没有带来，跟我与生俱来的是人类的普遍弱点。我用这种弱点……把我的时代的消极面有力地吸收进来。”
① 卡夫卡：《＜乡村婚事＞和其他作品》第 204，1980，德文版① 故有人称他为“弱的天才”。②卡夫卡的“负罪感”不同于《圣经》里讲的基督徒的“原罪”；它可以说是卡夫卡的“新发掘”，是他特有的一种情感。在卡夫卡的书信日记中充满了自怨自杀的情绪。这是由他的二重人格造成的。在他的性格中，有他软弱、妥协的一面，又有叛逆、反抗的一面。在家庭里，他对父亲的家长制粗暴作风十分不满。但又敬佩他的精明强悍，并为自己作为长子未能成为父亲所希望的、能对家庭尽更多义务的儿子而内疚。他看到家里的职工随时受到父亲的怒骂而深表同情，同时又为自已作为这个家庭的重要成员之一而对工人感到有罪。如此等等。
卡夫卡把自己的这种负罪感折射到他的人物身上，造成人物形象扭曲，使他们在遭遇无妄之灾时，态度不能始终如一，往往由抗议变为顺从、妥协以至于完全屈服。最典型的例子是《诉讼》主人公约瑟夫·K。起初他对于法院对他的无端逮捕表示愤慨，甚至在法庭上慷慨陈词，痛斥法院的“藏污纳垢”、“贪赃枉法”，但是，他的反抗情绪不是随着诉讼的失败而激昂，相反，它渐渐平息了下来，最后毫无反抗地服从了死刑的判决。而他服刑时态度之所以那么泰然，除了绝望，还有他内心一个“必然”的声音支持着：原来这场莫名其妙的诉讼震动出了他意识中深藏的“罪恶感”，使他醒悟到：
他在国家法庭面前固然是无罪的，但他作为一个银行襄理，一个不大不小的官员，在正义法庭面前却是有罪的，因为他有时也盛气凌人地对待过向他哀哀求告的穷人，就象高高在上的法庭对待他那样。也就是说，他本人也是构成整个社会“异化”力量的那个庞大机器的一个部件，因而在恶的社会总量中也加进了他自己的一份。那么，他的逮捕和被审判不是合乎天理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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