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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父子发生矛盾时，她多半劝导儿子，让父亲胜利。所以卡夫卡在家里总是心情压抑的。他前期的短篇小说代表作《判决》、《变形记》等，可以透视到他的家庭关系的基本面貌。在这两篇小说问世后不久，卡夫卡在 1913 年 8月 21 日的日记里写道：
现在，我在自己的家庭里，在那些最亲近、最充满爱抚的人们中间，比一个陌生人还要陌生。近年来我和我的母亲平均每天说不到二十句话；和我的父亲除了几句空洞的大话以外几乎没有别的话可说；和那两位已结婚的妹妹和妹夫不生气根本就没有话要谈。
卡夫卡始终渴望着爱情，也试图缔造一个自己的家庭。他认为：“没有一个中心，没有职业、爱情、家庭、养老金，这就意味着没有在世界上站住脚。”②为了婚姻，他曾进行了长期的努力，在七年（1912—1919）的时间里先后与两位姑娘订过三次婚，都因种种主客观原因而失败。1919 年卡夫卡在《致父亲》那封长信中慨叹：婚姻是他一生中迄今最恐怖的事情。”
他的后半生在他为婚姻问题而争斗的中间，也有过一段美好的、也是悲剧性的爱的插曲：卡夫卡与密伦娜的爱情。密伦娜是一位二十五岁的少妇，④ 卡夫卡：1913 年 8 月 21 日记。
⑤ 卡夫卡，1911 年 10 月 4 日日记。
① 卡夫卡于 1917 年开始患肺结核，1924 年死于喉结核，天年仅 41 岁。
② 卡夫卡：1912 年 2 月 5 日日记。
① 卡夫卡：《1910—1923 年日记）费歇尔袖珍本出版社，法兰克福/迈因，1984 年版，319—320 页。
② 卡夫卡：1910 年 7 月 19 日日记。
她是布拉格长大的前捷克人，性格爽朗、热情、泼辣，富有正义感，思想激进，倾向苏联。他十分赞赏卡夫卡的小说。1920 年初，她打算用捷克语翻译卡夫卡的作品，为此征求卡夫卡的意见，从此她一见钟情，不久就开始了频繁的书信来往。卡夫卡对密伦娜的爱很快达到从未有过的热烈程度。但卡夫卡对密伦娜的幽会要求总是怀着“恐惧”感。而密伦娜却是个典型西方式的开放性的女性，停留在书信中的爱情她是受不了的。半年多以后，双方基本上友好地断绝了通信。
到了晚年，在病入膏肓的情况下，卡夫卡才与一位二十岁的姑娘，名叫多拉·迪曼特产生了爱情。1923 年 7 月，即卡夫卡逝世前不到一年在外地疗养时才认识多拉。由于多拉对卡夫卡一见钟情，并且非常热情、诚悉心照料着他，深深打动了卡夫卡的心，不久他们就同居了，多拉最终成了他真正的生活伴侣。卡夫卡曾写信给她的父亲，要求父亲同意他与多拉的结合，并表示为此愿意皈犹太教。多拉父女都是虔诚的犹太教信徒。父亲根据犹太教教士的意见拒绝了卡夫卡的要求。但多拉一直陪伴他到死，成为最后一个在坟墓上哭悼卡夫卡的人。尽管如此，按照当时的西方习俗也不能算正式夫妻。
卡夫卡对他在婚姻、爱情问题上的屡屡失败显然感慨多端。1922 年 1 月29 日他在日记中写道：
我喜欢正在爱恋的人。但我自己不能爱，我离得太远，我被驱逐了。
究竟为什么这样？主要原因在自己，还是在别人呢？似乎很难说清楚。在一则笔记里，卡夫卡用了形象化的比喻，说了如下一段话：
我曾爱着一位姑娘，她也爱我。但我不得不离开她。为什么呢？
我不知道。好象是她被一群武士包围在中央，他们矛头朝外。只要我向她走近，我就去撞在矛尖上，被刺伤，而不得不退回，……我身边也围着一圈武士，他们矛头向风，也就是向着我。假如向那姑娘挤过去，我就会首先撞在我的武士的矛尖上，从这里我就迈不出脚去了。①总之，在别人唾手可得的东西，在他便成了问题，一切都是“可望而不可即”，这就是他的境遇，他的命运。
就象前面讲到卡夫卡的创作与职业的尖锐冲突时我们不能一味责怪他的职业本身一样，这里我们也不能片面责怪他的家人和任何一位情人，一切都应归因于卡夫卡与文学的缘份太深了，对它太酷爱、太痴情了。但是我们完全有必要揭示和阐明卡夫卡所处的这种种矛盾关系及其紧张程度的事实，因为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我们才能考察卡夫卡的个性的“独立性”形成的诸多因素，从而才能明了他那种“失落感”和漂泊感的因由。
联邦德国研究卡夫卡的专家巩特尔·安德尔斯对卡夫卡有一段很好的评价，他说：“作为犹太人，他在基督徒当中不是自己人。作为不入帮会的犹太人（他最初确实是这样），他在犹太人当中不是自己人。作为操德语的人，他在前捷克人当中不是自己人。作为波希米亚人，他不完全属于奥地利人。
作为工伤事故保险公司的职员，他不完全属于资产者。作为资产者的儿子，① 卡夫卡：《1910—1923 年日记》353 页。
① 卡夫卡：《乡村婚事其他遗作》，法兰克福/迈因，1980 年版，183 页。
他又不完全属于劳动者。但他也不是公务员，因为他觉得自己是作家。而就作家来说，他也不是，因为他把精力耗费在家庭方面。可‘在自己的家庭里，我比陌生的人还要陌生。’”②“误入世界”的孤独体验一个连自己的“身份”都得不到证明的精神漂泊者，他是不会用正常的眼光来看世界的，或者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误入这个世界”的。①这样的人必然会感到世界的冰凉和内心的孤独。在一篇日记里他自述道：“从外部看我是硬的，可我的内心是冷的。”②比这更早，他在给一位名叫海德维希·W 的女友的信中说：
我甚至没有你要求于我的那种对人的兴趣。
这位“被抛入世界”的孤独者，仿佛被置于一个“空荡荡”的空间，没有着落。他在一封信中这样写道：
我被一个空荡荡的房间与一切事物隔开，我没一次不碰到过它的边界。
在人世间感受不到人类共同生活所应有的温暖，这便使他想到了动物。也许动物对人没有偏见和戒心？有一次，他对他的青年朋友雅诺施说：“动物比起人来与我们更接近些……我们发现和动物相处更容易些。”当卡夫卡不得不用动物来比较人的冷漠本质的时候，他的悲凉是乇骨的。正是因为这样，他的那些作为他的内心世界真实外化的作品的主人公，才具有那术鲜明而动人的特征：他们那被抛逐、被毁灭的命运。
他的最初两篇成名作《判决》和《变形记》的主人公首先以被逐者的孤苦的形象与我们见面：前者盖奥尔格·本德曼仅仅因为对父亲的一个恶劣行为（离间儿子与一位远方朋友的关系）当面斥责了一句，就被父亲“赐死”。
他对父亲这一无礼而残忍的“判决”没有抗议，也没有求饶，径直默默地跑到外面的大桥上，纵身水中。后者格里高尔·萨姆沙因突然身患绝症（蜕变为一只大甲虫），丢了饭碗，遂逐渐被家人和邻人厌弃，无情而默默地被逐出了人的世界，过着虫豸的生活，很快在寂寞和孤独中悄然死去。此后的短篇小说《司炉》（又名《消声匿迹的人》，后作为长篇小说《美国》的第一章）的主人公卡尔·罗斯曼只因年少无知，被一中年女仆引诱发生了关系，却被父母无情放逐他乡——美国，在漂泊的路上，这个品性憨直的“英俊少年”不乏奇遇和艳遇，更受尽种种欺骗和利用，他象个皮球似的被人抛来抛去。家人不怜惜他，社会也不保护他。
晚年的短篇名作《乡村医生》比较深奥。但表现人的孤独感仍是一条清晰可辨的主线。医生听到求诊的门铃，马上套马冒雪去十里外的村子去抢救病人，不料他自己的马冻死了，他要女仆去借邻家的马。想不到猪圈里奔出两头高头大马。见病人（一个少年）后。病人却声称没有病。医生正欲往回走时，发现那少年腰间有一个碗口大的伤口。他立即准备给他医治。病人却唤来了家人和亲友把他按倒在病人身旁，剥光了他的衣服，还拳脚相加。此时那两匹马的头伸进了窗内，他仿佛听见马的呼唤，连忙起来纵身跃出窗外，① G。雅诺施：《卡夫卡谈话录》。
② 卡夫卡：1912 年 2 月 5 日日记。
③ 卡夫卡：1908 年 8 月 29 日致海德维希·W 的信。
上了马车。但还光着身子，衣服钩在车尾，怎么也够不着。而两匹马却在冰天雪地里磨蹭着，不肯快走。两旁观看的人虽都是他治过病的人，手脚也灵巧，却不肯帮助。而他心里还惦记着家里的女仆正遭受着那个色迷迷的马夫的欺侮。于是他“坐着尘世的车，套着非尘世的马，迷途难返。”他悔恨交加，呼喊着：“受骗了！受骗了！错听了一次门铃声，一失足成千古恨。”
小说很象是一次梦象的记录，可作多种解释。就人的孤独感而言，至少有三个层面得出来：一是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如主人公裸身在寒冷中，旁观者竟视若无睹；二是“好心不得好报”，如冒严寒去给人看病，反遭挨打；三是居心不善如提供马匹给人救急，却要人家的侍女作出牺牲，而且那两头“非尘世”的马在关键时刻的磨蹭，恰恰为马夫的作恶提供了时间上的保证，仿佛二者在狼狈为奸。这里卡夫卡把现实中的孤独感变成了幻觉，变成了一个梦境的映象。乡村医生作为一个自由职业者，恪守着固有的职业道德，在情欲（占有姑娘）与救人的使命感之间，他选择了后者，以便尽一番社会责任，做一名合乎社会公德的公民。但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已处在传统的价值观念崩溃的时代，社会已经不时兴、不需要他这样的自我牺牲的救助者了，他的一片热心不仅得不到别人的理解和接受，每个人都参与其中，人人都造下一份罪恶。作为一个小资产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