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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越哭越有劲，声音也越喊越高，到后来有些儿嘶哑了。余静站在一旁，低着冰，暗暗地流泪。小强望着她们俩人发呆，一个大哭，一个流泪。他不知道怎么是好了。他睁着小眼睛向四面望望；别的坟上也有人在哭，有的呜咽地低泣，有的嚎啕地痛哭，有的一声不响地在流泪，门口那边有好几个人站着，可是谁也不来帮个忙。他没有办法，就走到婆婆面前，叫道：
“婆婆，婆婆……”
婆婆没有答应。他拉婆婆的手，用哀求的语调说：
“婆婆，婆婆，你别哭……”
婆婆还是哭。他去找妈妈。妈妈鼻子一抽一抽的，眼泪簌簌往下流。他叫了一声：
“妈妈，你劝婆婆……”
余静站在那里纹风不动，头低下来，眼睛对着她身上的白布腰带，擤了一把鼻涕，鼻子又一抽一抽的了。他叫婆婆，婆婆不应，叫妈妈，妈妈不响。他有点怕妈妈，不敢再叫下去。他靠到婆婆身边，大声叫道：
“婆婆……”
婆婆仍然不做声。他没有办法，也放声哇哇地哭开了。余大妈拭了拭眼泪，摸着他的白帽子，反而劝解他了：
“小强，不要哭……”
他真的不哭了，抬头望着她。
余大妈对坟说：
“你去了，我们天天想你，你晓得啵？……小强今年八岁了，长得很结实，也常常想你……家中生活比过去好了，你不要惦记……你在阴间要保佑我们……”
余静跟随余大妈在坟地走了一圈。她站在坟前，出神地望着长满了青草的坟头，不忍离去。小强怕她又要哭，拉着她的白布腰带说：
“走啦，妈……”
她给他拉走，快走出墓道，从一片雪白的墓碑上头望过去，又凝视着长满了青草的坟头。她心里想：今年无论如何要挤点钱出来，把坟修理修理，种点松树，立块墓碑。
她们缓缓地走出了龙华公墓，跳上了三轮车。余静轻轻地叹息了一声，眼光对着公墓里面那个长满了青草坟头的方向望了又望，依依不舍。
她们三个人坐在三轮车上谁也不言语，经过龙华塔，小强歪过头去，叫了声“婆婆”。婆婆懂得他的心思，没等余静开口，她说：
“你妈要到厂里去有事，下次带你来。”
他留恋地望着云端里的塔尖。
余大妈瞅见余静皱着眉头，像是有一肚子永远说不完的心事。袁国强过世快三年了，余静经常提到他，刚才上了坟，更是忘不了他。她想：人已经去世了，再也不能回来了。余静还很年青，就带着小强这孩子守一辈子寡吗？她想劝余静早点找个对象，可是看到她满脸悲伤的神情，又不好开口，无可奈何地叹息了一声，对三轮车夫说：
“踏快点！”
三轮车在平坦的衡山路上飞一般地踏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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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
“还是替我搬到楼下来好。”杨健幽默地对余静说，“不要孤立我。”
“你住在楼上清静些，对工作也没啥不方便。”余静希望他不要搬动。
“五反”检查队队员住在工会办公室斜对面的两间空房子，原来是沪江纱厂工人夜校的教室，他们来了以后特地腾出来的。那里靠着仓库和托儿所很近，白天和夜晚都很吵闹，余静就给杨健设法在楼上职员宿舍里找到了一小间房，光线好，环境安静，只是离队员远了些。昨天晚上余静领杨健去，他当时就不肯住下，硬要搬到工人夜校的教室里来。余静跟他说教室里没有空。杨健说他有办法挤，真正不行，他还可以睡地铺。余静没有话说，她推托当时没人搬，队员们都睡了，搬过去会吵醒他们，不如先睡一夜，明天再搬。余静希望他能够一直在楼上睡下去，怕他搬下来睡不好，影响身体健康。料不到她今天从龙华公墓赶到厂里，一碰见杨健，他就给她提起这桩事。
“我欢喜和大家住在一道，有事随时好商量。空闲下来，也可以了解了解同志们的思想情况。一个人住在楼上有点特殊，也有点寂寞，还是让我和大家住在一道吧。”
“对面教室闹得很。”
“但是可以和同志们接近，就是工人同志有事来找我也方便些。你要是不给我搬，我把铺盖一卷，自己就掮到下面来了。”杨健双手往肩上一放，好像自己真的把铺盖搬下来。
余静拗不过他，无可奈何地说：
“好，好好，今天一定给你搬下来。”
“让我先谢谢你。”
“那倒用不着，”余静叹了一口气，说，“我怕你睡不好啊。”
她还是放心不下杨健的健康。她知道杨健的身体并不好，近来领导“五反”检查队的工作，比过去在区委统战部里显得消瘦一些。她深知杨健的性格，可能办不成功的事，一定不先讲；凡是他讲的事，一定要办成功。她不再言语，走出工会办公室（现在也是“五反”检查队的办公室）给他去安排。
当余静和杨健谈话的时候，钟珮文走过去要向杨健报告，半路上叫叶月芳摇手阻止了。叶月芳希望余静能说服杨健睡在楼上，这对杨健的身体健康会有帮助。余静一出门，钟珮文就连忙走进去，把手里的几十份检举材料放在杨健面前，说：
“这两天又收到许多检举信，第五百八十六号到五百九十四号是细纱间汤阿英她们的检举材料……”
杨健一边看着登记的目录，一边翻阅着工人们写的检举信，正好翻到汤阿英写的那封，他从头仔细看下去，看到前年六月底沪江纱厂忽然运出许多件纱，把整个仓库都搬空了，引起他特别注意，他看完了，又从头看了第二遍，盯着手里那份材料，陷入沉思里去了。
钟珮文屏住呼吸，觉得杨健一定发现啥重大问题，他想了解，在等待杨健指示，材料联络组好进一步进行工作。半晌，杨健的充满了智慧的眼光从汤阿英的检举信上移开，慢慢转到靠里面墙角落那张桌子旁边的叶月芳身上，注视着她的圆圆的脸庞，低声问道：
“小叶，你记得前年六月底有啥重大事件发生吗？”
叶月芳这个活字典，皱起眉头一想，肯定地说：
“前年六月底区里没啥重大事件，我们部里也没啥重大事件。”
“七月一号呢？”
“党的诞生二十九周年的纪念日。”叶月芳记的丝毫不错。
“这个我晓得。”杨健摇摇头，料想叶月芳误会他问的意思，解释道，“我是说，七月一日在我们这里，或者市里有啥重大的事件发生，特别是关于工商界的事体……”
叶月芳歪过头去，回忆了一下，立即说道：
“前年七月一日，上海市人民政府税务局宣布全市加税，这是市里和区里的重大事体，你传达市税务局通知时，不是说要全体干部注意保守秘密，不要泄露出去吗？”
“对了，我想起来了，是有这回事，确实是桩重大事体。”杨健会意地点点头，他又赞赏地望了一下汤阿英那封检举信，感到十分珍贵，非常重要。汤阿英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常常从表面现象里发现重大的问题，眼光十分尖锐，看问题真是入木三分。他兴奋地问钟珮文：
“还有人检举徐义德六月底赶运棉纱的材料吗？”
钟珮文见杨健对汤阿英的检举信那么重视，有点像丈八和尚摸不着头脑；听杨健查问六月底发生啥重大事体，起初还是莫名其妙，等到叶月芳说出七月一日加税的事，他心中有些数目了。他看到汤阿英那封检举信，也认为重要，但没有像杨健那样重视，更没有杨健那样仔细查问前年六月底发生啥重大事体，暗暗感到自己看材料没有杨健细致，内心有点惭愧。幸好他注意把有关问题的检举材料归纳在一起，经杨健一问，他不慌不忙答道：
“有，仓库的栈务主任马得财检举了赶运棉纱的材料；细纱间记录工管秀芬也检举了这桩事体，别的车间也有检举的，还有……”
杨健看钟珮文没有说下去，便追问：
“还有谁写了？”
“我也写了一点，”钟珮文脸上显出不好意思的表情，一则不愿提到自己，二则他写晚了，但主要的是他写的没有汤阿英那么明确，更没有汤阿英看的那么严重。他微微低着头，小声地说，“在别人写的这方面的检举材料后面，作为附件，抄了个目录，放在汤阿英的检举信的后面。”
“你也看到这个问题，很不错啊。”
“我没有汤阿英看的透彻，提的严重。”
“这的确是个严重问题，汤阿英看的对。这封检举信给我们工作队的帮助很大。”杨健转脸去，对叶月芳说，“方宇过去在这里没有交代这方面的问题，你今天到区里去一趟，看他最近交代这个问题没有！把方宇的问题进一步搞彻底，对沪江厂的‘五反’检查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我先把新收到材料整理一下，然后就去。”
“好的。”杨健转过来，对钟珮文说，“汤阿英写的这个检举材料，要作为一个专题立案，有关的检举材料都放在一个卷宗里，好综合研究，进一步发现问题。”
“我也这么想……”
“那我们的意见完全一致。”
钟珮文站在杨健旁边，指着五百九十五号到一百零七号说：
“这都是打包间检举的……”
“日期、地点都有了，连数量也写得很清楚。”杨健对着那一张张大小不同的纸头上所写的歪歪扭扭的字发生特别大的兴趣：从那些字里他看到工人发动起来以后的热情，从那些字里他看到工人的力量，从那些字里他看到徐义德的不法行为，也从那些字里他预见到沪江纱厂五反运动胜利的光辉。
他的嘴角上浮着笑纹。
“工人检举材料有个特点，”叶月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