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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荣康去坐坐？”
“不……”
“那里清静，没啥关系……”
梅佐贤见老大房附近人太多，讲话不方便，只好跟陶阿毛一同过了马路，走进荣康酒家。上了楼，贴马路的那间小房间正好空着，他们两个人坐了下来。服务员送茶进来。陶阿毛随便要了点酒菜。梅佐贤见服务员离开了小房间，立刻慌张地说：
“你胆子好大呀，阿毛！”
陶阿毛给梅佐贤突如其来地一问，有点愕然，不解地望着他：
“哪能？”
“你晓得现在是啥辰光？”
陶阿毛看看自己的手表，轻松地说：
“六点三刻。”
“我不是问这个……”
“你是说厂里正在‘五反’吗？”
“对，就是这个意思。”他点点头说，“正在‘五反’，我连汽车都不大敢坐，刚才你在老大房叫我梅厂长，万一给人看见，以为我们是攻守同盟哩。”
“就是攻守同盟也不怕……”
“嘘！”他伸出右手的食指指着陶阿毛，叫他不要讲下去。
陶阿毛凑过去，把声音放低一点，问：
“怕吗？”
“现在风头不对，凡事不能赶在风头上。”他的声音比陶阿毛更低微，哀怨地说，“我在厂里和任何人都不打招呼，低头进低头出，避这个风头。”
“‘五反’这股风把你吹倒了吗？”
“也不是这个意思，”他口头上否认，实际一听到“五反”就感到吓丝丝的，“何必一定要顶着风走呢？”
陶阿毛不再和他辩论下去，把话题转到徐义德身上：
“你最近碰到总经理没有？”
“没有，只通过一两次电话。他问起你，为啥最近不照面，连一点消息也没有，叫人着急的不行。”
“找你，你又怕。”
“突然叫我，给人发现对你我都不方便。要是事先约好，当然没啥关系。”
“在厂里找不到机会，我也怕叫人发现，以后工作就难做了。”陶阿毛说出心里的话，他最近确实想找梅厂长谈谈，总捞不到适当的机会。今天无意在老大房碰到，就忍不住大声叫住了他。陶阿毛担心徐义德顶不住，如果都坦白交代，他在沪江纱厂就站不住脚了。他关心地问，“总经理顶的住吗？
你说。”
“总经理顶的住的，他说有两怕：一怕大家心不齐，二怕检举。”
“这两桩事体都不必怕……”
陶阿毛刚讲了一句，服务员端进一盘芙蓉鸡片和一壶老酒，放在他们两人面前，巴结地说：
“今天老酒可好，是加饭的……”
陶阿毛“唔”了一声，改口接上去说：
“等了很久，肚子倒饿了。”他提起酒壶给梅佐贤斟了一杯热腾腾的老酒，笑着说，“来，干一杯！”
“我敬你一杯！”
他们两人干了一杯。服务员看他们的兴致很高，凑趣地说：
“要不要加点下酒的菜？”
“不要了。”
陶阿毛向服务员挥了挥手。服务员马上弯腰退了出去。
半晌，陶阿毛接着说下去：
“这些事和大家都有关系，一定心齐。你说，谁不为自己打算打算？坦白交代了，自己吃的消吗？”
“这话也有道理。”梅佐贤虽然同意，但马上接着忧虑地说，“就怕有的人吃不消。”
“不怕风再大，总要过去的。我想不必担心。”
梅佐贤不同意陶阿毛乐观的估计。他仍然很焦虑，皱着眉头说：
“只要有一个人说出去，就全完蛋哪！”
“不会有人说出去的，”陶阿毛依然信心很高，反问梅佐贤道，“啥人会说？”
梅佐贤把他认为可能有问题的人一一数过去，觉得每一个人都可靠，又都不可靠。他没有把握。他叹息了一声，说：“很难讲。”过了一会儿，他又说，“听说‘五反’工作队收到不少职工的检举材料哩！”
“我是群众工作组的负责人之一，别的我不知道，这个我可清楚。”陶阿毛说到这儿眉飞色舞，仿佛他真的看过检举材料，其实他根本不知道职工检举材料的内容，钟珮文和叶月芳负责保管和整理材料，对无关的人从来不谈。他端起酒杯一口喝完，给梅佐贤和自己又斟满了一杯，得意地撒谎说，“全是宣传攻势，啥检举材料，尽是些鸡毛蒜皮的事。告诉总经理，这方面，他放心好了。”
听到这方面的消息，梅佐贤放心了。但是他还有点怀疑，问：
“真的没有重要材料吗？”
“当然真的。”陶阿毛没有看过别人的重要检举材料，可是表面上装出来好像看过全部检举材料的样子。他很认真地说，“我骗你做啥！”
梅佐贤忽然感到浑身非常轻松，就像是放下一副千斤重担似的，微笑地说：
“我也料到不会有啥重要材料的。”
“你快点把这个消息告诉总经理，叫他放心。”
“总经理那方面倒不怕，就怕别人嘴不稳。”
“啥人嘴不稳，啥人吃亏。”
“那是的。”梅佐贤听陶阿毛这么一说，胆子慢慢壮了，“顶过这阵风，就没事了。阿毛，还有啥消息吗？”
陶阿毛凝神想了想，说：
“别的没啥重大消息。”
“有消息随时告诉我。厂里不方便，可以打电话到我家里的，——最好晚上打来，白天人多嘴杂。”
“好的，有消息马上告诉你。”
“你的工作不容易做，得小心点，别露了马脚。”
“你放心，我的厂长。”陶阿毛拍拍胸脯，说。
服务员送进来一盘软炸里脊。这一次是梅佐贤先举起杯，对陶阿毛说：
“来，干一杯！”
陶阿毛会意地端起杯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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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
陶阿毛从荣康酒家走出来，还不到八点。他站在一路电车的站头上等车，想找个地方去白相，看到斜对面“百乐门”舞厅霓虹灯的光芒，想去跳舞，回去换衣服太晚了，不换吧，那身蓝布人民装又不像样子。看电影吧，一个人又太单调。正在犹犹豫豫，从愚园路那边又开来一辆二十路无轨电车，乘客下来，纷纷走了，只有一个年青的少女慢慢走到一路电车的站上。他笑盈盈地向她点了点头，问她：
“到啥地方去？”
“看电影去。”她暗暗注视了他一下，说。
“哪家？”
“美琪。”
“一个人吗？”
“当然一个人，还有啥人？”
“肯请我看电影吗？”
这一句话问得对方很为难，使她不好拒绝，只好说：
“要看，我请你。”
一路电车从常德路那边轰轰地开过来，天空电车线上时不时爆发出绿色的火花，站在车头上的司车拼命踩着铃，发出清脆的叮叮当当的响声，叫行人让开。车子到了站头上，乘客下来以后，陶阿毛让她先上车，他接着上去买了票。
到了江宁路口，陶阿毛先跳下车，转过身子，很体贴地扶着她下来。等电车开过，他望了望马路两边的车辆，很小心地搀着她的手，像个保镖似的，保护她穿过马路。一到江宁路上，她撒开手，加紧步子，一边打开手里的小红皮夹子拿钞票，赶着去买票。
他走的步子比她更快。她走得有些气喘了，还是跟不上，等她赶到美琪电影院门门，他已经买好了两张票。她心头一愣，问他：
“我请客，哪能你买票？”
“不是一样的吗？怕你来迟了买不到。”
她把手里的人民币送到他面前，说：“代我买，谢谢你。
给你钱！”
他指着右边的楼梯，说：
“快开映了，进去吧。钱你留着，下次请好了。”
她只好跟他走去，坐到楼上最后一排的右边。她不明白陶阿毛是怎么一回事，要她请客，他自己却买了票。主人成了客人，客人倒变成了主人。她望着手里的那张钞票，迷惑不解了。
他若无其事地坐在她左边，望着舞台上的紫色丝绒幕，同时，眼光暗暗向她右边斜视。她又把钞票送过来，他摇摇手，很生气地说：
“你这样看不起我吗？”
“哪能看不起你？”
“难道我万把块钱也出不起吗？”
“不是这个意思，是我请客么。”
“你下次请好了。”
她一时答不上话来。这次请他是碰巧遇上的，而且又是他“将军”“将”出来的。下次请，她不愿意，嘴上却又不好说出口。他代她说了：
“我晓得你请客是勉强的。下次不愿意请，也没关系，你这种人，啥人也不愿意和你往来。”
“这是啥闲话？”
“你太厉害了！”
“啥人讲的？”
“背后哪个不讲你？事事斤斤计较，从来不肯让人，连讲话也不饶人一句。啥人也不愿意和你往来。”
她从耳根子红起，一直红到脸上。当面这样毫不客气地严厉地说她，她还是第一次遇到。过去，她听到的尽是些恭维话，谁也不敢碰她一下。她感到自己的尊严受到损害，在电影院一千多个观众里面觉得自己很孤立。她努力保持着镇静，不表露出来。她想知道别人对她的意见：
“还有啥？”
“多着哩。”他说了这句话，不再往下说。
“你讲讲看。”
她望了他一眼。陶阿毛在她的眼中忽然变得亲近起来。她没想到他这样关心自己，别人对她的意见他都记在心里，并且告诉了她。他年青，有技术，人缘好，可是对她的态度却有些儿冷淡。她等了一会，见他没有说，便要求道：
“讲啊。”
“怕你吃不消。”
“不要紧。”
舞台上的紫色丝绒的幕慢慢拉开，露出雪白的银幕。从乳白色屋顶和墙壁当中放射出来的电灯的光芒慢慢暗弱下去，直到灯光完全消逝，银幕上随着立即出现了七个触目的大字：《内蒙人民的胜利》。他低低地说：
“开映了，以后再谈吧。”
她不好再要求，也没法把钞票给他，只好放到小小的红皮夹子里去。她打开黄铜的拉链，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