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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上海阿飞横行霸道，一定上了坏人的当，胡作非为，叫政府发觉了，警察才来抓他！”
朱瑞芳听了这位姨侄女的话，心里十分生气，因为刺到她心上的痛处。她绷着脸，说：
“守仁从来不和阿飞往来。你哪能想到那上头去了？幸好守仁不在，要是他听到了，可不依你哩！”
“这个，”吴兰珍心里好笑，觉得这位二太太真是睁着眼睛讲瞎话，徐守仁整天和那些阿飞厮混，徐公馆里上上下下哪个不知道？她一见到守仁那股流里流气的样子，就想呕，只好对他敬而远之。守仁却像一只苍蝇似的老是盯着她，打它不散，轰它不飞。为了这，她最近很少回来，星期六宁可一个人蹲在宿舍里看看书，或者和女同学出去看看电影。她一想到明年要毕业了，更感到自己的知识不够，贪婪地在图书馆里一本又一本的啃书，恨不能一口气把图书馆里那些书吞个干净。一进了试验室，她就舍不得出来，不但一定要把试验做完，私下还希望通过试验，自己也能发明一个公式啥的。学校简直成了她的第二个温暖的家庭。可是大太太常想念她，不用到礼拜六，礼拜四五就叫老王打电话催她回来了。她不好拒绝姨妈的盛情，今天没课，昨天下午便回来了。一到徐公馆，她在姨妈的卧房里时间多，不大愿意出来和守仁白相，但是看在朱瑞芳和姨父的面上，又不好对守仁过于冷淡。她自己划了一个界限：在徐公馆里谈谈玩玩是可以的，有姨妈她们一道和守仁出去也是可以的，就是不单独和守仁一道出去。守仁最近约她几次，她都借故推却了。守仁在她眼里，就是一个阿飞。她在朱瑞芳面前说话，留有余地，只说他和那些坏人在一道，没想到，连这一点朱瑞芳也不承认。徐守仁被捕了，朱瑞芳一定很伤心，不便在这个当口和朱瑞芳争论。
她改口说，“我不过这么讲讲。”
朱瑞芳见她改了口，面孔的表情也松弛了，缓和地说：
“对我讲讲倒也没啥。”
“我想人民警察来抓他，一定有事，人民政府不会无缘无故抓人的。”
“这个么，也很难说。”朱瑞芳紧紧皱起眉头，不好意思把徐守仁的丑事说出来，撒谎说，“天下冤枉的事可多哩！”
“这孩子，受了冤枉？”大太太信以为真。她自己没有子女，对二太太和三太太虽然不大满意，但是喜欢守仁，不管是谁生的，总是徐家一条根呀！她焦急地对徐义德说，“义德，你在外边熟人多，你的办法也多，快点想想办法呀！”
徐义德坐在双人沙发上，从他面前的矮脚小圆桌上抽了一支香烟，点燃了，衔在嘴上，深深吸了一口。他觉得徐守仁不争气，在他脸上抹黑，使他无脸见人，生气地说：
“这畜生，谁晓得他搞的啥鬼名堂，关两天也好，落得家里清静……”
“你不能这么说啊，义德，好歹是自己肚皮里掉下来的。
我们徐家就是这一条命根子，先设法弄出来再说。”
“让这孩子吃两天苦头，他就听父母的话了。”
大太太见他生气，怕守仁在里边吃苦，同情守仁。她怪义德心肠太硬了，不能眼睁睁望着不想办法。吴兰珍对自己再亲热，大了，总要嫁出去的。嫁出门的女，泼出门的水，再也不会回来的。守仁虽说不是自己亲生的，总是徐家的人，自己老了，也有个依靠。她比谁都焦急。她于是望着林宛芝，希望她出来说两句话，想法把守仁弄回来。她对林宛芝说道：
“你看，是不是想法把守仁弄出来？”
昨天夜里，朱瑞芳交代了老刘，不让他把风声走漏出去。她和徐义德商量，由她到公安局进一步了解真实情况，徐义德到人民政府活动活动，把徐守仁弄出来。这样神不知鬼不觉地就把事体办哪。徐义德回到林宛芝的卧房，原原本本告诉了林宛芝。现在只有大太太和吴兰珍不知道徐守仁被捕的原因。林宛芝等了半晌，故作不知地皱着眉头，忧虑地说：
“人民政府既要抓他，一时怕不容易弄出来。”
大太太不死心，进一步对徐义德说：
“不能想想办法吗？”
徐义德紧紧闭着嘴，大太太又说：
“到公安局去打听打听，问问究竟是啥原因，不能让这孩子受冤枉啊！”
老王送茶进来。听大太太说的话，心里忍不住要发笑，但竭力忍住，把茶送到每一个人面前，识相地拿着托盘退了出去。
吴兰珍喝了一口茶，赞成姨妈的高见，仿佛找到了线索，高兴地说：
“这个主意倒好，要不要叫老王去一趟？”
朱瑞芳一听到公安局三个字神经立刻紧张起来，如果让老王一去，西洋镜不是马上戳穿了吗？她转过脸去，望着窗口，透过汕头的抽纱窗帷看到早晨的阳光照着绿茸茸的草地。她盼望窗外有人给她出个好主意，把大太太的意见挡回去。客厅里静静的，没有人吭声。挂在窗外的鹦鹉，听客厅里主人谈话，它也饶舌地叫道：
“守仁，守仁！”
朱瑞芳听到这声音，心都快碎了，可是又不能透露出来。
她想了一阵，说：
“案子没弄清，公安局的人不会说的。义德，你说，是不是？”
徐义德心里十分惦念儿子，嘴上却说：
“这孩子心野了，越来越不听话，别去管他！”
朱筱堂坐在靠墙的沙发上，面色发白，显得疲乏。昨天夜里极度紧张，徐守仁给抓去以后，他虽然躺在床上，可是老睡不着，脑袋枕在枕头上，不断感到自己太阳穴急剧地跳动，觉得蹲在徐公馆里不是一个保险的地方。徐守仁为啥给抓了去？他寻思来寻思去，想不出理由来。如果说共产党像消灭地主阶级一样要消灭资产阶级吧，可是徐义德又安然无事；那么，徐守仁是国民党吧，看上去一点也不像；这真是一个猜不透的谜。上海确是一个奇妙的地方，意想不到的事随时都可以发生。他自己说不定哪一天夜里也许同样被抓进去，可能一会人民警察又来了。他忽然听到有人敲门，额角头上顿时吓出冷汗来，难道说徐守仁被捕以后，告了密，马上来抓他？他躺在床上，圆睁着眼睛，凝神细听门外的动静，悄悄的，夜风吹着窗外树叶子发出沙沙的响声。斜对面林宛芝的卧房里，传来姑父的咳嗽声，刚才的响声并不是敲门，是从林宛芝卧房里发出来的。虽然还没有人来抓朱筱堂，他也认为不能在上海再待下去了。蹲在上海时间久了，乡下那些泥腿子会起疑心，万一出了事，谁照顾娘呢？他下决心准备回去，死活同娘在一道。今天一早醒来，跳下床，伸了一个懒腰，打了一连串的哈欠。他下楼来，本想向姑妈打听表弟的事，见姑妈装做不知道的样子，料想其中一定有奥妙，知趣地不插嘴，闷闷地坐在一旁。现在听姑父讲，别去管他，更加困惑了。他说，“姑爹亲自出面，我想一定有办法。”
徐义德正在考虑找人把守仁保出来。他想找冯永祥给政府首长说一声，大概没有问题，但怕冯永祥到处宣扬。他又想通过江菊霞找史步云，和政府首长打个招呼，把握更大。不过，也有问题：一则江菊霞会抓住他这条小辫子不放，以后更要和他纠缠不清，甩不掉；二则他和史步云的交情不够，同时史步云的头寸太大，这点事用不着惊动他，万一碰个钉子也不好。他正在两难中，下不了决心。他听朱筱堂叫他，不愿讲出自己的考虑，摇摇头，说：
“现在不比从前，共产党办事，公事公办，不讲人情，我亲自出面也不顶事……”
“你不出面，托别人不行吗？”朱筱堂认为姑爹一定有办法。
“也难啊！”徐义德未置可否。
朱瑞芳见大家问个不休，生怕误了给儿子奔走营救，暗示地对徐义德说：
“不早了，义德，你不是说今天早上有事吗？”
“是呀，我要出去了！”徐义德马上站了起来。
徐义德匆匆走了。林宛芝独自上楼去了，吴兰珍陪姨妈到花园去了，朱筱堂急着要回无锡去，向书房一指，对姑妈说：
“我想跟你商量一件事……”
他们两个人走进书房，朱筱堂转身把门关上，谁也听不清他和姑妈谈话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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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７
徐义德的汽车一开出大门，司机回过头来问他“到啥地方”，他还没拿定主意，是找江菊霞还是冯永祥。这两位都是洋派头，事先不约好，不大容易见到。突然上冯永祥家里去了，也有点冒失；江菊霞那里不但需要约好时间，还得选择好地方，不然她会撒娇的，话也谈不进去。他于是对司机说：
“到厂里去。”
熟悉总经理脾气的司机降低了车速，等候吩咐，听说到厂里去，顿时加足油门，那辆白克小轿车在衡山路平坦的柏油路上一阵风似的急驰过去。
他一到厂里，匆匆忙忙直奔经理室，好像有人在等他。经理室里空空洞洞，一个人也不在，他把门关上，连大衣也来不及脱下，便抓起话筒，打电话。他首先打给江菊霞，娘姨说江大姐出去了；再打给冯永祥，也说出去了。他看看手上白金的劳莱克斯手表：十一点还不到，怎么都出去了呢？难道今天工商界有紧急的事体吗？他为啥不知道？党和政府有集会吗？他并没有收到通知。
他脱下大衣，往沙发上一扔，在室内不安地踱来踱去，走到窗口，望见余静向车间走去，他马上想起杨健。守仁的事拜托杨健想想办法，可能有点苗头。仔细一想，他觉得杨健只管长宁区，徐汇区的事他管不上，而且头寸不够，要找市里首长才行。市里首长他认得太少，就是认识的，也不太熟悉，何况这些事，不便亲自出马，要由第三者讲话才方便。他再打电话给冯永祥和江菊霞，家里不在，办公地方也没人。他急得像是热锅上的蚂蚁，走投无路。他不断搔着头皮，望着经理办公室的门发愣。
门忽然开了，露出一个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