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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妈妈在床上也没睡觉，翻来覆去在捉摸杨健的态度；要说他对余静的婚事没有兴趣吧，他们两人的关系很好，经常对她政治上和思想上帮助，对她生活上关心；说他对余静很有意思，为啥谈到关键的地方，他就借故岔开，不表示同意，不是暗暗拒绝吗？但是他从来没有说过一句不同意的话，也不能断定他真要拒绝。她在床上想来想去，摸不清杨健的主意。她听见余静在床上翻身，也没睡觉，以为也在想自己的婚事，便低声对女儿说：
“今天真不凑巧，秦妈妈刚开始谈你们两人的事，谭招弟来了，把话题岔开，没谈出个眉目来。”
“哦。”
“你别焦急，慢慢我再想办法。”
“我没焦急，”余静说，“怎么说我焦急？”
“别不好意思啦，我晓得，你翻来覆去睡不着，还不焦急吗？”
“我不是想这桩事体。”
“想这桩事体也是应该的，在我面前还害臊吗？”
“真的没想。”
“不管你想不想，过两天，我再请他到家里来吃饭。这趟请他吃晚饭，晚上大概不会有人来打搅的。”
“你再请他吃饭，我可不参加了。”
“天天见面的熟人，还不好意思吗？你不参加，我请秦妈妈找他当面谈一次。”
“不，这桩事体，等等再说，我要抓一抓厂里的工作。”
“还是早点定了，了却我一桩心事。这是你的终身大事体啊！”
“过渡时期总路线，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才是大事体哩！等这些大事体办了，再考虑个人的事体也不迟。我刚才在床上睡不着，想的就是这桩大事体。”
“哦。那就听你的吧。”
她们母女两人的声音低了。半晌，余妈妈发出舒适的鼾声，余静也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第二天一清早，余静赶到厂里，在工会的办公室里碰到赵得宝，她把昨天杨健讲的情形扼要说了一遍，焦急地征求他的意见：
“我们怎么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呢？”
“我们过去和他们接触不够，只是谈生产谈工作才和他们见面。他们不找我们，我们一般也不找徐义德，有事总找酸辣汤打交道，这样就很难了解徐义德他们。”
“你说的对，首先要多接触，才能了解徐义德他们的思想情况，掌握他们动向，进行针对性的工作，我们和梅佐贤打交道多一些，也只是谈生产说工作，很少和他交谈别的问题。”
“最近找他们两人谈谈，好啵？”
“我昨天也这么想。”
“谈啥？”
“谈过渡时期总路线，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这是大题目呀！”
“徐义德参加市里的总路线传达学习，市委统战部直接抓这桩事，陈市长都亲自出马了，我们怎么谈呢？”赵得宝也认为谈过渡时期总路线是个好题目，不过市里已经谈了，在基层里有啥好谈。
“大的方面市里谈了，小的方面一定还有问题；先一般谈谈，然后进一步了解徐义德他们有啥思想顾虑。”
“今天我约徐义德谈谈？”
“你先找梅佐贤，问他徐义德今天来不来，要是来的话，就今天约个时间谈谈。如果今天徐义德没有时间来，改在明天谈也可以。”
“我现在就去。”赵得宝站了起来，匆匆走出去，到了厂长办公室，屋子里一个人也没有，原来梅佐贤还没有到厂里来哩。赵得宝失望地又回到工会办公室。
梅佐贤到沪江纱厂总管理处去了，坐在徐义德对面，小声地向徐义德报告最近和陶阿毛见面的情况：
“……他说，工人当中都传达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分组学习，大家热烈拥护，没有一个不赞成的。”
“改造私营工商业，改造资本家，他们当然拥护。工人当中有啥不同的意见？”
“这方面，我正要谈到。工人当中意见纷纷，有的赞成国家资本主义，但不赞成低级和中级形式，希望直接公私合营，有的嫌公私合营太麻烦，拖拖拉拉，不如干脆没收，简单明了。”
“大多数人的意见呢？”徐义德听到“没收”这个字，根根神经都紧张起来，他猜疑市里传达过渡时期总路线，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表面文章，在基层发动工人讨论，要求没收私营工商业，才是中共方面真正意图。继而一想，上海工商界上层代表人物史步云、马慕韩他们在北京亲自听到毛主席和中共中央首长谈的，又不完全像表面文章，难道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在基层传达的内容，和市里不一样吗？根据他过去的经验判断，这是不可能的，而且从来也没发生过这样的事。那么，工人提出“没收”是啥意思呢？他狐疑不决，摸不透中共的底。他要了解一下，究竟是多数人主张没收，还是少数人的意见。
“多数人赞成党提出来的公私合营。”
徐义德松了一口气，但是还不放心：
“经过小组讨论，这些不同的意见，怎么解决呢？”
“现在还没有解决。”
“这是个大问题，关系我们的利益，关系我们的前途，关系我们的命运，越早解决越好。”
“他说余静去向区委请示，要请区委派负责同志来厂里做解答报告。”
“澄清思想，解决问题，十分重要，非常迫切！”
“是呀！”
“陶阿毛还谈了啥？”
“他说，看上去，共产党真的要共产了，不管是公私合营也好，没收也好，只是时间迟早不同，总之，都要共产的。”“公私合营比没收好，迟共产比早共产好，这样有个准备。
否则，现在没收，就措手不及了。”
“他和你的意见不谋而合。他说越迟越好，就算公私合营吧，党和政府强调自愿，资本家不申请合营，政府也不能强迫。能够争取企业存在自家手里多点时间，对自家有好处，可以自由支配。”
“我也是这个主意。”
“他还说，总经理抽取垫款完全应该的，就是抽调厂里的资金也不是不可以，趁现在还是私营的辰光，多保有一些财产，也给自己留条后路，等到公私合营，公方代表一进厂，啥也动不得了。……”
徐义德听到这里，暗自吃了一惊，仿佛隐私突然被人发觉，自己最近考虑的一些措施，竟然陶阿毛也想到了，只是抢购生活资料的事，陶阿毛没有提起，厂里也没人晓得，他认为他和家里人这回做得秘密，没有一个人泄漏出去，心里稍为安定一些。他对梅佐贤不置可否地“哦”了两声。梅佐贤见他没有吭声，莫测高深，不了解他是赞成还是反对陶阿毛这些意见，就没有往下说。
徐义德完全懂得陶阿毛的用意，他原来也是这个打算，但他比陶阿毛高明，表面坚决拥护过渡时期总路线，积极创造条件，准备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暗骨子里把准备时间拉得长长的，不到迫不得已，决不自愿申请。另一方面，他想摸党和政府的底盘，市委统战部的首长守口如瓶，一点也不泄漏，政府工作人员则避而不谈，叫你摸不着，猜不透。他从梅佐贤报告和陶阿毛见面的情况，想到厂里党总支部和工会，也许听到一些风声，和余静、赵得宝他们接触接触，也许可以摸到党和政府的底盘，至少可以观察出风向，看出一点气候变化的迹象。如果党和政府看中沪江的设备和资产，该申请而不申请，“敬酒不吃吃罚酒”，那也是不利的。何况早知道党和政府的底盘，自己也好有所准备，他说：
“公私合营的事，也不能完全按照我们的如意算盘打，能迟点合营，当然很好；万一党和政府希望棉纺业，特别是沪江，先走一步，我们落后了也不好，阿毛只看到推迟的一面，没看到形势发展，也有不能推迟的一面。”
“对极了！总经理看的全面，想的周密，考虑的深远。这是大事体，确实需要从各方面来看，不是简单推迟的问题。”梅佐贤迎合徐义德的心意说，但看不出总经理的具体计划，他没有讲下去，先看总经理的打算再说。
“我们要摸清党和政府的底盘，就好办了。”
党和政府的底盘徐义德没有摸到，但是徐义德的底盘梅佐贤摸到了。他对徐义德说：
“这才是关键问题。党和政府要沪江办的事，我们只好遵命，违抗不得。党和政府的底盘摸不清楚，下不了决心。总经理高见！”
“最近在市里开会，我在统战部和政府首长面前，谈话的辰光，有意向公私合营问题上扯，可是他们不动声色，滴水不漏，叫你摸不清他们的底盘。”
“是呀，他们的底盘，很难摸到。”
“我想找余静、赵得宝他们谈谈，可能摸到一点气候，看出一些风向。”
“基层干部的嘴比较松点。”
“摸到一些底盘就好办了。”
梅佐贤连忙改口，说：
“只要总经理亲自出马，啥人的底盘都可以摸到。”
“那也不见得。”
“总经理太谦虚了！我了解，本事越大的人越是谦虚。”
徐义德没理会梅佐贤的奉承，他焦急地想早一点了解党和政府的意图，他看了一下写字台上的欧米茄小闹钟，正好十一点，上午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便说：
“你现在到厂里去，约余静和赵得宝下午两点半钟到厂长办公室来谈谈最近的生产情况。”
“不是要摸党和政府对公私合营的底盘吗？”
“不能事先让他们知道。如果了解我们的意图，他们就不会谈了。先从厂里的生产谈起，适当的辰光，顺便引到这方面去，他们无意漏出三句两句，我就可以判断风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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