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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部长炯炯的眼光注意着严志发，他的思想上的病位在杨部长的眼光的透视下，清清楚楚地看出来。他的脸红了。他说：
“是的，我的思想还没有暴露，刚才给你打断了。”
杨部长幽默地说：
“这次我不打断你，你尽量的暴露吧，志发同志。”他回过去对余静说，“这一来，你得多等一会了。”
“没有关系，杨部长的指示，对我也有用处。我们那里也有这样的思想，包括我在内，过去我也不了解统战工作，脑子里只有一个模模糊糊的影子。听你一说，清楚多了。”
“那末，坐过来，我们一道谈吧。”
余静坐到严志发旁边去，正对着杨部长。杨部长身后的一张办公桌上坐了一位年轻女同志，看上去不过二十五六岁。
她低着头，头发有些披下来，一心一意地在抄写。
严志发毫不掩饰地把病位指给杨部长看：
“我觉得统战工作是无事找事，给我们工作中添了许多麻烦，没有做党的工作和工会工作那样痛快。我一看见那些人，老实说，总有点别扭，头就痛，不愿意和他们往来。”
“说完了吗？”杨部长问。
“完了。”
“你的话只有一半对，”杨部长说，“做统战工作是有些小麻烦，但是另一方面，减少了很大的麻烦，把全国各民主阶层各民族人士团结起来，为共同纲领而奋斗。共同纲领是我们党的今天的纲领，最低的纲领。我们最高纲领是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全国人民拥护我们，都执行我们的政策，你说，这减少了多少多大的麻烦？”
严志发直点头。杨部长接下去说：
“我们共产党人就从来不怕任何麻烦，在某种意义上讲，我们革命就是找麻烦的。不做共产党员，不革命，不想把整个压迫人剥削人的旧世界推翻，建立一个完全崭新的幸福自由的世界，在家里抽抽烟，吃吃饭，睡睡觉，不是一点麻烦也没有吗？那世界就得让反动阶级统治下去了，你愿意吗？
……”
“我不愿意。”
“所以你参加了党，参加了革命，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在地下时期，你领导工人和反动政府斗争不麻烦吗？你的好朋友，我们的好同志，袁国强同志为了革命，连生命都献出了。全国不晓得多少同志为革命牺牲了。解放后，你做工会工作不麻烦吗？就是你在党内担任个小组长，组里有各种思想情况和各种复杂问题的组员不麻烦吗？同志，做革命工作，都有麻烦，有的还献出了生命，不过是各种麻烦不同罢了。毛主席讲中国革命有三大法宝，其中之一就是统一战线。统一战线是我们党的总路线总政策的一部分，而且是重要的一部分，是我们党的工作之一。你不做，叫谁做呢？大家都不做，那要不要革命呢？……”
“杨部长，”杨部长的话碰到严志发思想上的病位，他听杨部长提到原则的高度来看这个问题，感到自己懂的太少了。他想听下去，给自己多长见识，对党的路线政策可以有进一步了解；又不想听下去，那是因为自己的理由给杨部长这一说，全不值得提。他心中承认自己不对，暗暗往后撤退了。他再也没有什么理由提意见了。
杨部长听他叫了一声没说下去，喝了一口开水，微笑地说：
“这一次是你打断了我……”
“请你说吧，杨部长。”
“我看你还不只是怕麻烦，”杨部长像是一个思想上的外科大夫，他手里拿着一把犀利的刀子，打开患处，很仔细地把腐皮烂肉割下来，割得很干净，病人虽然有点痛，但是好的快。他说，“你主要的是怕和那些人往来，说得深一点，是怕和他们往来之后，受他们影响，甚至于丧失自己的立场，所以还是做工会工作稳当些。这里面有一个谁领导谁、谁改造谁的问题，如果你站稳工人阶级和党的立场，为了工人阶级和党的利益，改造一切可以改造的人，那你怕啥呢？怕和他们往来，不是表现你的坚强，恰恰是反映出你的脆弱，经不住考验，没有把握么？”
严志发猛的站了起来，紧紧握着杨部长的手：
“这一次我真的要打断你的话了，杨部长。我懂了，别的同志为革命连生命都牺牲了，我连这点工作都不能做吗？我一定做。”他激动地注视着杨部长，宣誓似地说，“我向你保证，我要做好统战委员工作。”
杨部长握着他的手，他高兴地看到一个同志愉快地接受了党的任务，说：
“好！”
严志发像是一列火车，经过了长远的旅途的奔波，煤用的差不多，水也消耗了不少，力竭声嘶地到了一个加煤加水的站头。刚才杨部长那一番话，就是无数的烟煤和大量的水加到严志发的火车头里，有了动力，严志发这一列火车又精神十足勇气百倍地轰隆轰隆地向着远大的前程奔驰了。他走到杨部长的门口时，回过头来，以充满了信心的口吻对余静说：
“做吧。”
余静会意地说：
“向你看齐。”
杨部长对余静说：
“志发是个好同志，给他谈通了，他做起来比谁都卖力气，从来不晓得疲倦。”
“是的，他在厂里的群众威信很高。”
“能力也强。”杨部长说，“现在该谈谈你们厂里的事了。”
“你要不要休息一会？你谈了一个下午了吧？”“唔。”杨部长把办公桌上的电灯扭开了。“接着谈吧，用不着休息。”
坐在他身后的那个年青女同志抬起头来，看看天色很暗，她过去开了电灯，送了两杯开水过来，然后，又不声不响地埋到桌子上抄写去了。
余静说：
“要不要先把我们厂里的情况向你汇报一下？”
“你给区委的报告，我看了两遍。报告上已经写了的就不要再汇报了。”
“那我从那次劳资协商会议以后的情况谈起吧。”
“好的。劳资协商会议以后，车间的生活是不是好做了一些？”杨部长关心地首先问这个问题。
“最初一些日子生活确实比较好做了，断头减少，出勤增加，出纱品质由第三级提高到第二级了。……”
“转变得这么快？”杨部长怀疑地问，“生活从此一直好做了？”
“没有，好了不到半个月光景，生活慢慢又不好做了。最近，生活更难做了，断头多了，飞纱也多了，产品质量降低了，……”
“只有缺勤率增加？”杨部长笑着给余静加了一句。
“你说的对，现在差不多恢复那次生活难做的老样子，车间里又唉声叹气，张三怪李四，李四怪张三。”
“你们和徐义德提出这个问题没有？”
“提了，他说是上次劳资协商会议以后，厂里派人到花纱布公司交涉，交涉了好几次，花纱布公司配的棉花才好一点，生活就好做的多了。最近大概是因为棉花缺货，质量差一点，生活不好做。希望工人同志动动脑筋，把机器保全好一点，清洁卫生工作注意一些，生活慢慢会好做的。目前，要求工会领导工人同志克服困难，搞好生产。”
杨部长听余静谈到这里，他注视着办公桌上的翠绿色玻璃灯罩的台灯，回忆余静给区委报告上所说的情形，徐义德那张狡猾而又阴险的面孔在他面前出现了。他想了想，说：
“余静同志，你太老实了。你上了徐义德的当。”
“我上了徐义德的当？”余静不解地问，“为啥？”
“你们那次劳资协商会议没有解决问题，徐义德欺骗了你们。他当时看到工人同志们普遍不满的情绪，把问题提到他面前，无可抵赖，只好承认生活难做和原棉有关系，但马上把大家的注意力转移到花纱布公司身上，并且表示负责去交涉。过了没两天，生活渐渐好做了，这里有一个非常狡猾而毒辣的阴谋，显然是事先安排好的。生活好做了，这一方面缓和了当时工人高涨起来的斗争的情绪，另一方面又从事实上把责任完全推给花纱布公司，叫工人同志看：花纱布公司配的棉花一好，生活就好做了。生活难做和徐义德没有关系。可是，为啥现在花纱布公司配的棉花忽然又坏了呢？这就是徐义德事先安排好的诡计；等大家情绪缓和下去，出勤率增加，再慢慢恢复老样子，否则，他怎么能够剥削工人获得超额利润呢？这么一来，生活难做的责任不在他，钞票却上了他的腰包。”
“会有这样的事体吗？”余静大吃一惊，圆睁着两只眼睛。
“这还有什么怀疑的。你很年青，余静同志，你不了解资产阶级的那一套阴谋诡计。”
“现在怎么办呢？”余静想不到解放后还有这样坏的人，深深感到自己的经验太少，特别是对徐义德这样的人认识不足。
“生活难做显然是徐义德搞的鬼，关键问题是原棉。最近需要再开一次劳资协商会议，顺水推舟，徐义德说最近花纱布公司的配棉不好，那就根据花纱布公司配来的原棉来一次重点试纺。我估计他不好正面反对的，重点试纺，要有领导，要有计划，要组织各车间的力量，在进步骨干分子的严密监督之下进行，看纺出来的结果怎样。我估计纺出来的纱一定很好，那就可以根据重点试纺揭露徐义德的阴谋。通过这一次斗争，可以启发群众，提高群众的觉悟程度，鼓舞群众的斗争情绪，总之，可以把沪江纱厂的工作推进一步。事先，党团要开会好好研究，做好准备工作。把群众发动起来，啥事体都好办了。”
“重点试纺这个办法很妙，只是我们厂里党团员太少，办起事来总觉得人手不够。”余静一想到干部，就有点担忧，她要求道，“杨部长，可以不可以调点干部到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