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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九卿包括六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通政使、大理寺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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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其为世道人心之害，尚可胜言哉！” 。另一
方面，清朝统治者对于不利于统治的思想言行，则进行严厉的钳制和残
酷镇压。
乾隆朝编定《四库全书》，这是我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丛书。在编
定过程中，清朝统治者对全国书籍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检查，查禁，销
毁和删改了许多所谓“悖逆”和“违碍”书籍，据不完全统计，当时被
销毁的书籍将近300余种，六七万卷以上，其种数几乎与《四库全书》
现收书相当。
清朝统治者除了销毁、篡改不利于自己统治的书籍之外，还大兴文
字狱，以达到消灭异端，钳制思想的目的。
所谓“文字狱”，是指因文字犯禁或借文字罗织罪名清除异己而设
置的刑狱。文字狱是封建社会中没有政治民主和言论自由的必然产物，
也是专制皇帝用以震慑官吏和知识分子的重要手段。中国封建社会中，
文字狱屡见不鲜，而清朝的文字狱，次数之频繁、株连之广泛、处罚之
残酷，都超过了以往历朝历代。
清朝文字狱是从康熙朝开始的，它是对清初十分流行的民族思想和
反清意识的一种反应，是清朝统治者为了阻遏反清复明思潮而采取的严
酷措施。康熙朝最有代表性的案件是庄廷■的 《明史》案。浙江富商庄
廷■请人增编《明史》，如实地写了明末天启、崇祯两朝的历史，如建
州卫与明朝的关系，被认为有意反清，庄氏全族和为此书写序、校对以
及卖书、买书、刻字、印刷的人等共70余人被斩杀，还有几百人充军边
疆。此案发生时，庄廷■已死，但仍被剖棺戮尸。
雍正时，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激化，文字狱除用来作为镇压具有反清
思想的知识分子外，还成了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工具。如1726年（雍正
四年），江西考官查嗣庭，出题“维民所止”，被认为“维止”二字意
在去雍正二字之首，“谓为大不敬”，将查下狱，查死于狱中，仍被戮
尸。其亲属有的被杀，有的被流放。究此案的真正原因，是由于查嗣庭
依附隆科多。
康、雍两朝文字狱主要打击的对象是具有反清思想的士大夫或政治
上的反对势力，获罪的大多是官吏和上层知识分子。文字狱发展到乾隆
时，更是望文生义，捕风捉影，获罪的人中又有很多是下层知识分子。
很多人无辜被杀。文字狱就是要在知识分子中造成浓重的恐怖气氛，显
示皇帝生杀予夺的专制淫威。如杭州人卓长龄著《忆鸣诗集》，因“鸣”
与“明”谐音，被指为忆念明朝，图谋不轨；“布袍宽袖浩然巾”被说
成是反对清朝服制；“天地一江河，终古自倾泻”被说成是希望天下大
乱等等。甚至为清朝统治者歌功颂德不得法，也会遭到杀身之祸。如直
隶人智天豹编写《万年历》，祝颂清朝国运久长，其中说“周朝止有八
百年天下，如今大清国运，比周朝更久”，可是万年历中把乾隆的年数
只编到57年为止，被认为是诅咒乾隆短命，结果智天豹被处死。
文字狱是封建专制主义空前强化的产物，其根本目的是要在思想文
化领域内树立君主专制的绝对权威。文字狱极大地桎梏了学术思想的发
展，知识分子终日提心吊胆，不敢议论当代的社会问题，也不敢编写历
① 《东华录》雍正朝五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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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只有脱离现实，埋头于故纸堆中。
18世纪80年代以后，由于阶级矛盾日趋尖锐，社会危机日益加剧，
文字狱趋于平息。即便如此，知识分子仍心有余悸。因此，到了19世纪
初，龚自珍仍有“万马齐喑究可哀”的悲叹。
4。清中期社会矛盾的激化
清朝在经历了康熙、雍正和乾隆时期的兴盛以后，至乾隆帝统治中
期，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以及各种社会矛盾日趋激化，大清帝国开始由
盛而衰。
（1）社会矛盾的激化
土地兼并是封建社会无法根治的痼疾。进入18世纪以后，全国已经
统一，大规模的战争基本停止，清政权得到巩固，社会经济逐步恢复发
展，但在商品货币经济的冲击之下，土地兼并又日益严重起来。康熙时，
大官僚高士奇仅在本乡平湖县就“置田产千顷”，又在杭州西溪“广置
园宅”；徐乾学不仅在老家昆山有大量田地和房产，而且还在苏州、太
仓、吴县、常熟、吴江等地置有大量田产，仅在无锡一地就买田1000顷
之多。
与此同时，清朝的人口却在急剧增长，从1741年 （乾隆六年）到
1840年 （道光二十年）鸦片战争爆发前，全国人口从一亿四千万增至四
亿一千万。100年内，人口增加了3倍，平均每年增加270万人，年增长
率为1。88％。在人口剧增的同时，耕地面积的增加却很缓慢，从顺治末
年至乾隆末年的140年间，耕地面积从5亿亩增至9亿亩，这其中虽有
隐匿的成份，但总的来讲，耕地的增长大大落后于人口的增长。加之土
地兼并日益加剧，地少人多、无田可耕的矛盾越来越尖锐。18世纪末，
人均耕地尚有3亩，到19世纪前期时，人均耕地只有2。25亩了。
土地兼并和地少人多的矛盾导致农民纷纷破产，变成了地主的佃
农，被迫承受地主高额地租的剥削。清朝前期仍以实物地租为主，其分
成租的剥削率一般都在一半以上，有的甚至高达七成或八成。此外，清
政府对农民的赋役剥削也越来越沉重。清初的赋役基本上是按明代一条
鞭法制定的，此外，还有茶税、渔税、当税、关税等各种名目的杂税。
（2）吏治和军队的腐败
与广大下层劳动人民苦难生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以皇帝为代表的地
主阶级过着骄奢淫侈的生活。乾隆帝好大喜功，曾6次南巡，所到之处，
极尽奢糜。乾隆还大兴土木，修建宫殿、苑囿，将北京的圆明园从28景
扩建至40景，又在圆明园东南修建长春园、绮春园。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户部尚书福长安的一座花园就有房674间，
游廊楼亭282间；阿克当阿任淮关监督10余年，搜刮大量民脂民膏，人
称“阿财神”，仅鼻烟壶就有不下二、三百枚，其“过客之酬应，至少
①
无减五百金者” 。道光时的闽浙总督颜伯焘罢职回乡时，其随从夫役之
① 《清朝野史大观》卷六，《阿财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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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比得上一支军队。路过漳州时有人目睹，10天之内，每日有六、七
百名杠夫过境，扛抬细软财物。这支队伍所到之处如蝗虫过境，白吃白
喝，骚扰得当地鸡犬不宁，“县中供应，实不能支”，后来，通过贿赂
②
才送走了这尊瘟神 。
与贵族官僚们的奢侈生活相伴随，政权机构中吏治败坏，贪污公行。
乾隆后期，各级官吏粉饰太平，对朝廷报喜不报忧、隐瞒真实情况；办
事不负责任，因循苟且，得过且过，甚至玩忽职守。对来自下面的诉讼
案件，主管官吏拖延塞责。1818年 （嘉庆二十三年），山东巡抚积压案
件1374件，按察使司积压案件6080件。其他各省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
类似的情况。
吏治腐败的另一重要表现是贪污腐化，贿赂公行。清代官员的俸禄
很低，一个七品知县岁俸银仅45两，即便是总督、巡抚这样的封疆大吏，
①
每年的俸银也只有155两至180两 ，在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清
代，这样的收入甚至不足以维持官吏本人和家属的生活。另外，地方上
的办公费用数额很低，而且经常被克扣。康熙帝说：“从前各州县有存
②
留银两，公费尚有所出。后议尽归户部，州县无以办公”。这一制度无
疑逼迫各级官吏另寻他途，因此，贪污受贿便开始盛行起来。清代官吏
贪污的一个重要途径是“耗羡”。政府征收赋税、交纳钱粮时，总会出
现一些合理的损耗，如熔铸银两时会发生零星损失，收放粮米时也会有
一些亏损。因此，清政府允许地方官在收税时每两银子加征二、三分，
称为“火耗”或“耗羡”。这本来是为了抵补合理亏损而增收的附加税，
但地方官在实际征收时，每两银子常常加至一钱以上，重者每两至四、
③
五钱 。加收的“耗羡”一向由地方官支配，所以弊端很大。为清理财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