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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主义者。受军种间明争暗斗的驱使，明知一定会引发与美英间的问题，他们依然故意在中国的心脏地区滋事，图谋与中国军队发生冲突。同样重要的是，海陆两军都没有从这个事件中吸取教训，没有从这次与现代中国陆军进行的第一场大战所遭受的惨重损失中学到任何新东西。他们一如既往——完全蔑视中国的军队和人民，将他们视为无知、饥饿农民的乌合之众，缺乏民族与国家意识，只要一个猛击就可以轻易地征服。裕仁本人可能私下里也持有这个观念。但是天皇比他的指挥官们更清楚日本在经济封锁面前的脆弱。他特别用心地嘱咐白川要迅速平息上海的战斗然后返回日本。对于上海，裕仁行动坚决地控制着局面，而另一方面，在“农村”地带的满洲，他高兴地袖手旁观着他的帝国在扩张。
上海战争期间以及战争之后，日本的官兵都在实践着1905年日俄战争后确立的决不投降的战场教义，甚至到了病态的程度。1932年2月，被中国俘虏的空闲升少佐通过俘虏交换被遣返日本后，为了洗涤被俘之辱而自杀。空闲的尚武精神受到陆军大臣荒木的表彰，后被供奉在靖国神社。从这以后，被俘幸存下来的官兵经常公开地被迫自杀。很多书籍、电影和舞台剧都歌颂了那些在上海前线主动奉献了生命的“人体炸弹”、“肉弹”。这些故事提高了陆军在国内的声望，同时也增强了它在海外的神秘性。
第一次上海交战之后，犬养内阁内部的意见分歧更加严重。在试图控制部队在上海的展开和军事行动方面，犬养所能依靠的就只有天皇的支持——尽管军人们的行动扰乱了正常的政治生活，但天皇还是不愿意惩戒他的军官们。就在上海的战斗激烈进行的时候，日本国内的战争狂热不断加深，舆论对政友会内阁政策的批判也在增强。“直接行动”出人意外地发展到离谱的地步并不令人感到奇怪——实际上成了恐怖主义。2月9日和3月5日，两位重要的商界领袖——前若槻内阁财政大臣井上准之助与财阀三井合名公司理事长团琢磨男爵——分别遭到暗杀。杀人犯来自一个被新闻报道称为“血盟团”的秘密帮派。在对这两起谋杀事件调查期间，犬养压制了陆海军在上海地区的军事扩张行动。为了重整军纪，他还就解除大约30名军官的职务寻求闲院亲王的支持。就在这个时候，另一片阴云中的恐怖主义霹雳结束了犬养自己的生命，日本政治发生根本性转变的时间表因此而提前。
1932年5月15日，年轻的海军军官们在犬养的首相官邸谋杀了他。另外由陆海军军官和平民组成的两伙暗杀者向政友会党总部、日本银行、警视厅，更为严重的是还向内大臣牧野的官邸投了炸弹，要求废除伦敦海军条约，“散发传单要求净化宫廷内臣”。
在随之而来的政治混乱中，天皇和他的顾问们决定放弃从大正时期开始的政党内阁的尝试。在木户和牧野的建议下，裕仁完全支持官僚政治的政策制定体系，不再支持议会的两个主要保守政党的内阁制。议会政党的活动仍在继续，但宫廷派已放弃了向以选出代表为基础的政党内阁托付立宪制的方法。海陆军领导人宣誓不再通过政变方式来攫取政治权力，而是将注意力转到恢复各自军队的纪律上面。军方停止了扩展政治权力，这给了宫廷派一个重整旗鼓的机会、使其得以任用一个反政变的内阁首脑。
犬养被暗杀次日，其他阁僚辞职，宫廷派开始着手商选下一任首相。同以往一样，他们把与事件无关的西园寺招进宫来，以便在发布天皇决定时让他来做天皇的代理人。从前连决议都是由元老做出，但现在却不同了。5月19日，铃木侍从长交给西园寺一封由天皇、牧野和木户起草的信，上书裕仁关于选任下届首相的“希望”。
九一八事变
裕仁的第一个“希望”是，“首相应该是一个人品高尚者”，这反映了牧野及裕仁的学识顾问、汉学家安冈正笃的思想。当时，安冈成立了“国维会”，主张让“新官僚”占据政治权力中枢。按照他的观点，信仰天皇思想的忠实官员比实现皇室利益的机构更为重要。只有忠臣才能阻止“国体”免遭被国内运动分裂与推翻。保卫皇权的有效方法就是培养完全效忠于天皇的得力人士。在这点上，裕仁与20世纪30年代的“新官僚”是一脉相承。
裕仁的第二条希望——“革除当前政治弊端，整肃陆海军军纪，主要取决于首相的人格如何”——表达了他的关心所在，即要将这两个最重要的任务放到新任首相身上。裕仁的其他希望则反映了他对两个主要保守党派轮流坐庄的不满，因为轮换总是带来政策的变化。对自己的大元帅权威受到侵害一点，裕仁没有责怪反乱的将校军官，而是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以政党为基础的内阁。与军队的叛乱者相比，他更不信任议会政党，他要通过削弱政党内阁的权力——这本来是一项不可动摇的根本原则，来加强天皇的权力。
与政友会总裁铃木喜三郎相比，想必老练的齐藤实海军大将作为一个“举国一致”的内阁首班，更能起用一些意志坚强值得信任的官僚。这些人将成为“新官僚”。他们没有需要效忠党派政治之忧，拥有与天皇共同的价值观和目标，将通过服侍裕仁来为国奉仕。正如明治时期天皇和官僚紧密配合的那样。现在必须恢复这种合作，包括任命激进的改革派的独裁官僚来辅佐裕仁。
所以，很自然地，裕仁不把选择“近法西斯思想者”放在考虑之内，这条禁忌暗指（如增田知子所指出的）新任命的枢密院副议长平沼骐一郎。身为反民主主义的右翼压力集团“国本社”总裁同时又处于政治主流的平沼主张修改明治宪法。他希望自己组阁，他的这一想法得到了森恪的支持。他在枢密院、军部和民间的右翼组织中拥有众多的支持者，右翼活动家们早就为平沼入选宫廷官僚四处活动。因此，不要说西园寺元老，就是裕仁和他的近臣们也有充足的理由反对平沼。
然而在1932年，对于几乎所有的日本人来说，“法西斯”一词既模糊又神秘，主要是指意大利。因此，裕仁对“法西斯”的否定可能来自于（如增田所推测的）这样一个信念，即，任何批评他的近臣、希望改变明治宪法的人在政治上都是不可相容的。裕仁需要的是能让他感到安心的首相。如果那个人绝对忠诚且顺从，那么他是否持有法西斯思想并不重要，只要这位法西斯主义者反对政变，天皇就会满意。有一个事例可以证明这一点。两年后，裕仁对陆军提出的中心概念“国防国家”没有表示任何异议，即使这个词来自纳粹德国，意味着要按一条完全不同于明治国家的路线进行国家重组。
“维护明治宪法”也是天皇的一个重要信念。它表明裕仁深刻理解了1889年宪法的极为有用之处——该宪法既没有规范权力的运用也没有保护日本民众有限的自由和权利。他当然不能允许这样的宪法被修改，因为它早已合法地、“立宪地”实现了他和权力精英们所希望的几乎所有形式的政治统治。
裕仁最后一条希望是把外交建立在“国际和平”的基础上。这并不是对华盛顿条约体系的肯定，而是指维护新的、从侵略中产生的“满洲国”建国后的现状。尽管“帝国”刚刚吞并了新的领土，但在经济上仍要依赖于它主要的批评者和竞争敌手英美列强。这种情况下，裕仁自然希望避免与英美发生新的摩擦。因此，对“满洲国”的巩固应该积极地“和平地”进行。
犬养被暗杀的10天后，裕仁将首相的职位授予了高龄的齐藤实海军大将。齐藤组成的“举国一致”内阁包括外务大臣内田康哉、财政大臣高桥是清、新官僚领导者后藤文夫任农业大臣、陆军大臣荒木贞夫和海军大臣冈田启介。这届内阁在此后两年多的时间里，经历了4次国会会议和阁僚的多次更迭，最终于1934年7月因卷入帝国人绢株式会社的受贿丑闻而垮台。在这段时间里，齐藤主持了“满洲国”建设、日本退出国际联盟和对政府机构的部分重组。
齐藤组阁伊始，马上开始着手准备承认“满洲国”。此事不仅要违背各项条约，与美国的关系也将会涉险。此时国联、国际法和西方国家正在遭受日本政治家、新闻记者、军部官员和知识分子的猛烈批判。国联有关中日纷争的决议被比作1895年曾迫使明治政府放弃了辽东半岛的三方调停。陆军大臣荒木指责国联支持斯廷森的不承认方针，以及将判定日本的行为违背了凯洛格—白里安协定和国联公约。荒木将军还就西方白种人压迫亚洲论进行了发挥。
表面上，日本是要宣告对一个独立国家的承认，实际上，它是想行使对殖民地的宗主权。8月25日，外务大臣内田在第63次帝国议会上发言说：
我认为帝国对支那的态度，特别是9月18日事变发生以来，我方采取的措施极为正当且合法。“满洲国”乃其居民自发成立，应视为支那分离运动之结果，帝国对这种新国家的承认与九国条约的规定毫无抵触。
关于“满洲国”，他表示：“举国一致，即使国家化为焦土，在贯彻此主张上也不能退让一步。”
森恪称赞内田的演说：“有如向全世界宣告，我国的外交已经成为独立自主的外交……有如一个外交上的宣战布告。”这种思想观念上的夸张和虚张声势清楚地表明其见解的异常，即至少从短期来看，日本的政策并不在于国家保障和经济安定。
1932年9月15日，齐藤内阁正式承认“满洲国”，签署了日满议定书。日本承担起“满洲国”的国防责任，而且在秘密的附属文件中，被准予可以在那里为所欲为。
国联为调查这起冲突而成立的李顿调查团于10月2日向国联大会递交了关于满洲事变的报告。但是后者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