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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也因此，他才会异想天开地向章士钊建议，共产党建立的政府如果名为联合政府，就应该包括像李国钦那样的人，以便打消西方国家的怀疑，李可以担任外交部长或驻美大使。他认为，比起他本人、李铭、侯德榜，“李是最适合和毛接触的人。我们在中国都有商业利益。不像李一样能够以中间派的身份说话。作为一个商人，他最能使毛认识到一项受到西方民主国家援助的工业化计划的重要，李可以告诉毛，如何实现这一计划。由于李在纽约和华盛顿的各种关系，如果共产党人希望和西方一起前进并且为得到他们的承认而进行谈判时，李最有资格成为新政权的代言人。”＇33＇
这些设想显示了陈光甫作为一位在商场上极为成功的金融家，在政治上的天真和可爱之处。7月4日，陈光甫接到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转来的黄炎培的电报，转达了周恩来劝说他早日回大陆，“共为新中华努力”的意思，他回电表示因健康原因不能回去。
9月12日，在新政协即将召开前夕，李济深派李绍程带着亲笔信到香港面见陈光甫，信中希望与产业金融界的耆宿及有经验的企业经营专家合作。“新中国经济建设根本方针，系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政策，达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凡有利国计民生之私营经济事业，均坚决保护，鼓励积极经营及扶助其发展。”＇34＇把自己毕生的心血献给了中国金融事业的陈光甫对此确实怦然心动，10月31日在给李济深的回信中说：“惟以在港养疴，因失眠症颇觉严重，且耳鸣头晕，其病源尚未查出，仍在继续就医中，一俟健康稍复，即行北上聆教。”＇35＇
10月25日，已是新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李济深再次派李绍程到香港，邀请在港金融界的陈光甫和宋汉章、钱新之、周作民、李馥荪五人北上。陈日记中说：
据说当时在京为此事曾举行过一次会议，有人揣测金融界未曾前往，或有下列三种原因。（一）彼等握有外汇甚多，不能在解放区过严肃生活，故仍留国外消耗其外汇。（二）或者怀疑人民银行之业务过于巩固，故抱观望态度。（三）或者感觉人民银行之业务过于广泛，在在牵涉商业银行业务范围，故觉商业银行前途难于进展，因而徘徊不前。
李绍程当时曾替陈有所解说，说他生活向来严肃，至于第三点则不知所云，毛泽东拟亲自出面来信邀请，李济深说不如由他出面较为轻松，免得他们为难，觉得有非去不可的意思。陈光甫准备下星期一请李绍程午餐面述一切，并将这个意思告诉了宋汉章等人。
这一天的日记中他还回顾自己投身金融业的心路。
余之经营银行宗旨，在于与恶劣环境奋斗，并且要想法帮助生产增加，改善生活水准。
数十年来，均照此做，所惜未曾遇到好政府，迭次遭受打击。现在人民政府在华北华中华东，已做到稳定物价、安定金融的好成绩，本人已深所钦佩。例如提高外汇，原为鼓励出口，但在过去即做不到，倘若汇价有动，则物价即涨，现在一面提高汇价，而一面国内物价能以下落，此种显著好现象，真真不容易做到。又如通货发现，在作战期内，自无法可以避免膨胀，惟所采各种征税方法，皆能压平膨胀速度，使得金融安定，工商能以逐渐复夜。凡此皆足以表示人民政府之成功。吾人自问，殊无更好方法可以出力。
针对揣测他滞留香港不回大陆的三点，他作了如下的回答：
（一）本行外汇资产皆洋机如数陈报人民银行在案，内中毫无公私不分情事。此在吾国环境中，如此清白，可谓难能。本人在港，纯为就医方便，毫无其他用意。
（二）人民政府奠定全部胜利基础，而且铲除数千年来无法根绝之贪污，政治修明而具实效，尤其抱学习态度，实事求是，彻底研究，有此精神，无事不成。此种刻苦耐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之作风，吾人实出自衷心之佩服，无所用其怀疑。
（三）本行在天津和上海竭诚与人民银行合作，最早即在天津独家代理中国银行之在国外收付。内地停业各行均逐步复业，根据人民银行指示，帮助增加生产，参加各种银团。此种积极行动，在解放区皆有事实足以证明。本行总负责人总经理，始终未离上海，各地负责人亦各守岗位，主持业务。
他再三解释：“人民政府邀约北上，此在个人实为无比荣誉，奈余年近七旬，常患失眠，并时有头痛，在港就医，未能复原，此时不能作过度之劳动，故逗留此间，期复健康，倘身体转好，随即回去。本人对于本行董事长一职，经已向董事会辞职，实因身体不好之故。上述本行与人民政府合作情形。是本人之去与不去，原是无足轻重。再本行及中国旅行社尚有设在重庆、成都、昆明、贵阳、台湾各地者，办事人员均共事多年，各该地之政治恶劣，足以发生严重后果，甚至有性命关系，余亦不敢行动，致彼等发生困难，好在不久均可解放，将后顾虑能以减少。”＇36＇ 11月10日，章乃器出面邀请陈光甫、李铭等北上，第二天陈即复函：“4月间因疗养方便来港就医，头晕耳鸣之病源尚未查出，复有失眠，病态严重，是以逗留在港，未能即离。迭荷友好邀约，均无法应命，心中至为歉怅。”＇37＇
对于北上，他既没有打算很快动身，也未一口回绝。
一桩银行业务惊动几位重要人物
这时，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业务中出了件事。9月15日该行经手的一笔950万港币款项，因港方查补第二密码，延迟一天，正碰上英镑贬值，上海的中国银行国外部要他们赔偿损失，对方甚至暗示有吊销执照或没收外汇的可能，要他们迅速解决，不要节外生枝。陈光甫认为问题“不在痛惜财款，而在是非应予剖白，如屈就则将后寸步难行”。11月15日，他约李济深派来的代表李绍程在家午餐时，他将这件事的前因后果书面给李，希望李能电告北京，转告主管部门公允解决。同时抄录两份，由张公权转交《文汇报》张稚琴，此人是李济深驻港代表。第二天，李绍程来，说看过书面材料，“认本行立场正确，毫无错误，不能负赔偿损失责任。可惜本行致中国银行函，措词尚嫌软弱，惟此函送出后，此事即告段落，不必再行理会”。他说可以得到公允解决，他可以先发一电给李济深的秘书，李可转告主管部门电沪。他并拟好了电文。当天陈光甫去张公权那里，知事有凑巧，正好张稚琴去张家，已将材料转交，他已看过，并答应到广州通过李章达设法解决。
陈光甫在日记中感叹，连日对此事接洽，都有巧合。“李任潮约余北上，经此事发生接触，恐余之将后行动，受此影响，或有促进的可能。”＇38＇
11月19日，对于汇款案一事，“此事现在要通天，讲一个道理。我想共党人士的作风，亦是如此，但沪行人员已存恐惧之心而软化”，只求“财去人安乐”，他表示：“余意不在痛惜财物，而在判明是非。”
11月21日，他从张公权那里得知，前一天有中共较具地位的告诉他，说此事他们颇有理由，可以致电陈毅公平处理。
11月22日，《文汇报》张稚琴从广州回来。李章达称“现政府政策在收复人心，此事即使政府吃亏，亦不能用高压手段”。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叶剑英曾与张谈及陈光甫，说他“过去做人正派，在国际上极负声誉，希望出来参加”。＇39＇
这一天，陈光甫发现李绍程原来与李济深没有直接关系，只是与其秘书熟悉。11月25日，中共方面问张公权，汇款案以政治办法解决还是经济方式解决，陈不赞成用政治方法，恐今后“有此结痕，免事易于为难”，所以希望经济方式解决，即交由银行公会仲裁，虽然他知道当时外汇业务有经验技能的多已离开，留下来的或技术不专门，而且限于环境，有所畏忌。但他觉得出于第三者的评判，不是对方的压迫，则可以对本行有个交代。
12月21日，陈光甫认为主要是自己的银行在上海，把对方当作政府机构，先存恐惧心理，也没有详细调查其中真相，从侧面打听，“大概私营银行同业中，亦俱在恐惧气氛内，故咸认以忍痛赔款为合算，以免动摇本行经营之基础”。＇40＇
这件事对他最终下不了决心北行到底有多大的影响，很难判断。但这件小事也要通过惊动叶剑英、陈毅、李济深等重要人物，恐怕也会给他留下印记，难免不望而却步吧。从此之后，陈光甫再也没有北上的打算了。
＇1＇《胡适书信集…中》，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1093页。
＇2＇＇3＇＇4＇＇5＇＇6＇＇7＇＇8＇＇9＇＇10＇＇11＇＇12＇＇13＇＇14＇＇15＇＇16＇＇17＇＇28＇＇29＇＇30＇＇31＇＇36＇＇38＇＇39＇＇40＇上海市档案馆编《陈光甫日记》，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210、227、228—229、229—230、200、212、201、202、204、207、208、211—212、242—243、199—200、201、205、216、232—234、246、214—216、234—236、236—237、239、244页。
＇18＇＇19＇＇20＇＇22＇＇23＇＇24＇＇25＇＇26＇＇27＇＇32＇＇33＇＇34＇＇35＇＇37＇转引自杨天石《海外访史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641、644—645、646、 632—633、634—635、634—635、638、640、639、646—647、647、649、650、650页。
＇21＇《颜惠庆日记》，见《颜惠庆回忆录》，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383页。
诗人、革命家：柳亚子
柳亚子（1887—1958），原名慰高，字安如，后改名弃疾，字亚子，江苏吴江人，近代有影响的诗人、革命家，一生中写下了7000多首慨当以慷、意气风发的诗篇。早年参加同盟会，1909年，与陈去病、高旭等发起光照文学史和革命史的文学团体——南社。辛亥革命后，曾到南京临时大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