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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几葱啪芫恕＃�17＇
见证最后的白色恐怖
在1949年的名人抢夺战中，国民党方面虽然一再想拉竺可桢去台湾，但对他也是心存芥蒂，并早已将他列入所谓“和平分子”的黑名单。4月15日，竺可桢的朋友周普文告诉他，曾见到过特务人员的两张黑名单，一张是“反动分子”，不易见到。一张是“和平分子”，很多知识界的朋友都榜上有名，竺可桢也名列其中。＇18＇国民党特务的这张“黑名单”对于竺可桢最终下决心不去台湾，恐怕不会没有影响。他在思想自传中讲到1949年的选择时说到杭州解放前三天离开浙大到上海中央研究院的原因：“首先由于国民党特务视浙大为眼中钉，而且从他们看来我是站在学生方面，是他们的对立面，在他们撤走以前，有可能做些对我不利的事情。其次，我对共产党办学方针毫不了解，不如回中央研究院重理旧业为适当。”＇19＇对于蒋介石排除国民党内的异己，将深得杭州市民拥护、对浙大多有照顾的浙江省主席陈仪免职、幽禁，竺可桢在日记中多次表示了不满。
2月17日一早，他从《大公报》获知陈仪被免职。“公洽到杭后，对于浙大备极爱护，如教职员工之给无价米、吴大信等五人之无条件释放。一旦换调，不知日后省府之是否更变政策也。”
2月18日，“有人以为上月二十六吴大信＇等＇释放时浙大学生大贴标语，省府置之不问不闻，与此次之更调有关，因特务方面必扩大其辞以报告蒋也。余以此知余地位之危险。陈叔谅早有言，谓浙大学生应加取缔，不知校中教职员全不管事，而使余首当其冲也。季谷谓陈公洽星期一九点去上海。任显群则已先时离杭，因任之作风，非有陈公洽之雅量不能相容也”。
2月21日，“省长陈公洽、市长任显群离杭去沪，市民送者极为拥挤，在太平洋影戏园开会”。陈仪临行前，竺可桢去送行，谈了十分钟。“余告以过去渠对于浙大同人给与无价米每月七斗，同人极为感激，而对于学生之越轨行动保安司令部和特务机构均欲严办，总由渠个人加以宽容之办法尤为难得。据云渠此次之免职，重要原因之一为一月二十六吴大信＇等＇五人释放＇时＇沿途游行并贴标语，特务报告更夸大其词一事所致。余得此消息于公洽之口，心中极为不安，因公洽去浙是一极大损失，因其人确有理想，且具胆识也。” 陈仪与任显群离杭前夕还交代说浙大学生办的《每日新闻》千万不要向校外发行，“不然必起冲突”。＇20＇3月3日，竺可桢在南京和翁文灏见面。“陈公洽之看管亦为事实。……三点朱骝先来谈，知陈公洽免职命在十七日前一周已到，广州孙哲生亦不明底蕴，后在上海遇浙警察＇？＇长，知陈公洽确不见客，谓其曾函共产方面，愿单独媾和云……”
3月4日，竺可桢回到杭州。“李季谷来，知陈公洽确被监视于衢州汤恩伯家中，因渠曾亲笔函某长君，劝采取个别与共产党取得和平之故云云……”＇21＇6月6日，他前天听说陈仪“已被押至台湾”，但告诉他的人“认为无性命之忧”。＇22＇7月4日，“李季谷来，知外传陈公洽在台与张学良被一同枪毙之说不确”。＇23＇不过，陈仪最后还是被蒋下令杀害了。
在上海最后的白色恐怖中，竺可桢更是见证了国民党的暴戾，他在日记中一一记下了国民党败退前的罪行。
5月6日，他从上海医学院朱恒璧那里知道，国民党士兵4月26日曾进入复旦，校长章友三受到侮辱。“谓不许友三声张，且搜查其寓所至三次之多，而主持之者皆系学生也。复旦校舍亦受破坏。交大驻兵至万人，在校中搜出左派宣传刊物至二卡车之多，使王之卓不能抗议驻兵云。”＇24＇5月8日、9日，他听说陈鹤琴前日曾被上海警察局拘捕，因左翼的中小学教职员联谊会曾发帖请陈鹤琴为顾问。请柬尚未发出就遭检查，陈以此而被捕。“局中刑事科长适酒醉”，有人问如何发落，“科长乘醉狂言曰一律枪毙。其草菅人命如此”，“后经章友三、王之卓、朱恒璧等四校长向市长力保，由陈良面批交警察厅毛森释放。余闻之毛发为之森然”。＇25＇5月22日，他在霞飞路看见“有黄牛党以高价买卖银元而枪毙”，不过他认为“昨日枪毙者计六人。但抬高银元黑市决非六人所能为力，亦冤哉枉也”。＇26＇6月20日，蒋介石派飞机轰炸上海，竺可桢认为“此时轰炸上海，徒苦人民，实乏意义也”。＇27＇正是对国民党的暴戾有清楚的认识，他才逐渐对蒋介石和国民党政权从失望继而绝望。
“应该有独立之思想”
对浙大和学生的深厚感情，对竺可桢选择留下也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长期以来国民党强硬势力总是指责他“放纵学生自由，甚至纵容共党”，甚至将浙大称为“共匪之租界”，其实是毫无根据的。他一贯信奉孟子、王阳明的性善说，在浙大，他就是以这样的观点看待学生，认为每个学生都是好的，除非他以自己的行为证明自己是坏人。他理解学生对现状的强烈不满，正如他在1948年6月22日的日记中说的：“学校为社会之缩影。因政治不安定，所以学生喜作政治活动。”但他向来不赞成学生从事政治活动，更不认同学生的左倾。
到1948年7月5日，他还对学生说：“目前苏联供给我们以马列主义，美国供给我们以白米面包，但吾人而有知，应该有独立之思想，不能人云亦云，食人唾余更属可鄙。”1949年1月2日晚，他观看了学生游艺会，其中有“讥讽政府”的《逃》、《皇帝与太阳》等话剧；4月5日晚，他带着孩子去参加浙大合唱团春季音乐会，合唱中有沈思岩的《贵州谣》及《八月葵花》等歌曲，他“均嫌政治气味太重”。＇28＇此前1947年11月10日，他在浙大校务会议上曾说：“余同情于子三之惨死，但并不同情其政治活动。学生在校，尽可自由信仰，但不得有政治活动。”对浙大“民主墙”——生活壁报，他的态度也是如此，他不同意政治气味过浓，但他认为只要学生以真实姓名发表批评意见，即属言论自由，没有理由取消。浙大学生自治会出的《每日新闻》“全载共产党广播，为保安司令部所不满；且对外销售”，他也只是“嘱自治会将《每日新闻》出版负责人或机关印出（《每日新闻》只有出版地址）。若欲向外发售，必须向市府登记”，并没有加以干预。＇29＇
竺可桢主张教授治校、学生自治、学术自由、“为学问而学问”，他为浙大确立的校训“求是”就是要求学生追求真理，一切以真理为依归。他本人不过问政治，也劝别人“不必过问政治”。但他担任浙大校长的十三年正是动荡不宁、学运风起云涌的十三年，特别是1942年以来，浙大多次发生学生、老师被捕事件（1942年、1945年、1947—1948年间），每一次他都是尽力营救，竭尽所能，千方百计地奔走，毫不畏缩，更不推卸责任，法庭审判时他都是亲自到场。也因此这个大学校长身上才散发出一种灼人的光芒，大多数浙大师生对他的爱戴同样是真诚的，发自肺腑的。
对他而言爱护学生是他的本分、天职，国民党当局每次叫他开除学生，他的态度都很明确：“故吾人总须爱惜青年，不能以其喜批评政府而开除之。”他认为“办教育之基本信仰与警察厅长不同”。浙大学生领袖于子三被国民党杀害后，他以一个校长的身份挺身而出，公开自己的道义立场，这可歌可泣的一幕必将永远感动后世。1949年9月10日，他在北平六国饭店见到张元济和沙文汉（沙孟海弟，后改名张登，浙江新任教育厅长），“据言于子三并非共产党员。谓余在《申报》上发表了谈话，为于子三抱怨，因此酿成各方之同情，国民党政府因之再不敢大肆搜捕虐杀云云”。＇30＇
为师生的柴米油盐奔走
在浙大的最后时光，为了维护浙大教师、学生的日常生活，为了保证浙大这架机器的正常运转，竺可桢几乎成了一架要款的机器，整天为师生的柴米油盐而烦恼，不断地给教育部、行政院发电写信，甚至到南京面见代总统李宗仁。尽管如此，1月14日，他在上海《申报》上看到一则“竺可桢挑重担”的消息，却深感不安，在他看来这一切不过是分内之事，不该受额外的赞誉。
1月7日，竺可桢写信给教育部代部长陈雪屏催款。“因目前已到公私两无办法之时候。私人方面目前一个月薪水只可购担米（昨白米860元），而公家方面每月经常＇费＇只一万二千元，不及电费八分之一而已，而一月份经费始终未来，故今日拟请储润科及郑石君二人于星期日赴京。”
1月8日，他派人到南京和教育部、行政院接洽。“告以浙大教员困苦情形及校中拮据状况”。又派人到中央银行借款，“以期于星期二可以加发一个月之薪水，因许多教员均将无法维持生活也”。
1月9日，他在日记中抱怨：“又南京公务人员各发二个月之应变费及一千元，而杭州及他埠均未发，此又表示政府之不能公允也。”＇31＇
1月10日，浙大从中央银行借到二月份的经费款。他决定第二天发薪，300元以内的各发1000元，300元以上者发1500元，其余的等南京款到后再发足。晚饭后，他带着孩子松松到街上一走，才知道物价大涨，米近千元一担。＇32＇
1月28日是旧历年除夕。“今日年夜，杭城闹市锣鼓喧天，而政府则和战未决、兵临城下，真所谓‘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不禁感慨系之。”＇33＇ 1月29日是春节，“学生方面扮有旱船、狮子、龙灯、蚌壳精等，并有飞机等纸扎之彩。学生等颇热烈庆祝，而教员则忙于谋生，食不饱，衣不暖，故可谓毫无兴致也……”＇34＇他本人也是忧心忡忡。1月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