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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名。＇18＇
尘缘未尽，心态种种
7月18日救国会例会，仍然是讨论新政协代表提名问题。“上海方面，王造时最热中，曾召开会员大会，函电交弛，向衡老力争，非请衡老提出他的名字不可。”庞荩青则在听了沈报告名单后“大发牢骚”，他认为自己代表北方救国会，竟不得提名，“殊不公平”。沈钧儒给庞讲了个故事，全国妇代会时，有关部门为刘清扬作了布置，选举委员她可得百票以上，她不知其事，擅自向代表们拉票，选举结果她得到一百数十票，在被选委员中名次很高，到了复选，团支部把提前布置的百票全部抽走，结果她只剩下数十票，降为候补委员。他讲这个故事，言外之意就是名单必须经领导部门同意，“而代表亦非运动争取可得”，庞“恐未能了解也”。宋云彬在日记中不无幸灾乐祸地写道：“此公好名不亚于余，然自知之明则不逮余远甚矣。”回来，他与叶对饮红玫瑰酒，说起开会时的情形，“相与大笑”。＇19＇他之所以能笑，而庞只能落得“面红耳赤，意殊不平”，而王造时——救国会的缔造者，声名显赫的“七君子”之一，曾在抗日的论坛上发出狮子吼，结果连得一政协代表名额都成了笑柄，难道不值得深思吗？人品端正的宋云彬在这里竟也露出了文人沾沾自喜的一面，不亦悲乎！
当然，他也忠实地记录了历史，提名代表不独救国会如此。7月7日，谢觉哉日记“复周谷城信。周来信盼得选为政协代表，复信已将其材料转筹备会”（1291，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7月17日，同样是沈钧儒主持的社会科学工作者筹备会上，通过了参加政协的代表名单，连候补共十七人。不过，“代表名单并非开会时公共提名商讨，乃经常务委员在会外与统战部协商定妥，由主席将名单宣读，众无异议，即作为通过矣”。＇20＇只是社科界没有人像王造时、庞荩青这样提出异议罢了。
7月19日，连日忙于筹备教代会的傅彬然对叶圣陶说，教代会所提政协代表名单宋云彬也列名在内，如果宋能在救国会提出，那么开会时，他们教科书编委会将有五人出席。＇21＇7月20日，胡愈之告诉宋云彬，昨天民盟开会所提的政协代表名单中有胡本人，这样，救国会又可多提出一人。＇22＇7月21日，有人告诉宋云彬，沈钧儒已将正式的新政协代表名单交给齐燕铭，尘埃并未落定，他内心依然忐忑不安。“救国会之名单何以迟至今日尚未提出（新政协筹备会请各党派于本月15日前提出名单），又何谓非正式名单，令人不解，然亦不便追问也。”＇23＇
“深恐有人先我得鹿”
7月25日的救国会例会上，沈钧儒作报告，讲了三件事。一是最近民盟开会公开批评罗隆基。“楚图南发言最多，罗除一二事不服外，余均接受，态度尚好。” 二是毛泽东曾两次到北京饭店看望张澜，请他为民盟努力。张澜、罗隆基、史良等不久前6月23日才从上海到北平。三是“王造时来信，哀恳提名新政协，言辞凄婉，谓我与衡老二十年交谊，且为‘七君子’之一，若不代表救国会参加新政协，有何面目见人”。王造时的哀恳不难理解。抗战前夕他和沈钧儒等曾一同为抗日入狱，轰动中外。
然后，沈钧儒又将救国会拟提出的政协代表名单读了一遍：李章达、沙千里、沈志远、千家驹、萨空了、曹孟君、闵刚侯、方与严、宋云彬、刘思慕、孙晓村、张曼筠，最后二人为候补。宋云彬从第八改为第九名，他在日记中说“余名列第九，亦可笑也”。晚上他回到住所，叶圣陶出席教代会回来，出示教代会所提政协代表名单，竟没有傅彬然，他大为诧异。当晚有人在救国会开会时还问过他，傅能否从教代会产生，他说可能。等沈钧儒读名单，方与严不从教代会产生，列入救国会名单，教代会方面减少一个竞争者，他觉得傅更无问题。“孰知事出意外，有如是者？”一介书生对此感到大惑不解。＇24＇8月1日本来应该是救国会例会，他到下午还没有接到通知，就打电话去问，才知沈钧儒另有要事，例会停开。“余对于救国会例会向少出席，自被提名新政协代表，每会必到，深恐有人先我得鹿，或被排挤出去。今日例会停开，不能聆听衡老报告，未知名单已否提交新政协筹备会，所提人名有无更动，念念不能忘，甚矣余之热中也。庄生朝受命而夕饮冰，良有以哉。”＇25＇8月11日，宋云彬与胡愈之通电话。“知救国会之新政协代表名单至今尚未提出，因统战部屡向衡老表示，不妨慢慢提出也。看来统战部还想安排一些人进来，我的大名恐终被挤出耳。近来想法又有点不同，觉得做不做新政协代表也无所谓。难道我真正进步了吗？”＇26＇8月15日，他去北京饭店出席救国会例会。“有人问衡老新政协代表已未确定，衡老谓已全部确定，二十五日将开筹备会，下月十日正式开会云。救国会所提名单是否依照前次决议，不得而知，亦未便问衡老，恐为人窃笑也。”可见他还是很在意，而不是“无所谓”。8月17日，在中南海任事的熟人高祖文和他一起在叶圣陶家喝酒时，告诉他已见到新政协代表名单，其中有他，他在日记中有一种石头落地的感觉。“然则救国会名单确已提交筹备会矣。”＇27＇8月22日，救国会有例会。“衡老报告，谓此次各方所提政协代表必须能来平报到出席者，否则应另易他人；刘思慕已有信来，不能出席，拟将孙晓村递补为正式代表，而另推一候补代表。经愈之等推出秦柳方、李庾、陆诒、庞荩青四人，由衡老决定之。”＇28＇
为八股式发言抱愧
8月29日的救国会例会，难得的一次未在日记中涉及代表名额问题。9月3日，宋云彬终于可以放心了，因为这一天他收到了新政协筹备会的三件来函，一是代表名单，二是通知去北京饭店摄影，代表证上需要半身照片，三是通知本月6日到北京饭店办理报到手续。9月5日本是救国会例会的时间，他没有接到通知，估计已停开。6日晚他在报到时领到了纪念章一枚，7日上午他遇到昔日同舟北上的徐铸成、赵超构、王芸生、金仲华等，他们都从上海专程来参加新政协。18日，“各单位代表名次，统战部极为重视，闻事前曾再三斟酌，郑重商讨，然救国会所提名单，以余列第九名，方与严等皆在前，非所谓卢前王后邪”。＇29＇17日下午，救国会的政协代表在北京饭店集议，萨空了报告联络情况，沙千里将以首席代表资格发言，推宋云彬起草发言词，“情难却，允之”。19日，他花了一整天时间认真起草救国会代表的发言词，共二千字。晚上在沈钧儒家讨论。“沈体兰报告，此次各单位首席代表发言，只限于对三个文件（政协组织法、政府组织法及共同纲领）提出意见，因之余所拟之发言稿完全无用。”他提出由刘思慕重新起草，大家都赞同。大约也是这天，他获知救国会不久将宣告解散，已推定胡愈之、史良等筹备一切，包括起草解散宣言及编印有关救国会之历史文件等。＇30＇第二天，他又到北京饭店和刘思慕等商讨起草发言稿。
9月24日，沙千里代表救国会在政协会上发言。“救国会之发言稿，本无精彩，开头又经沈志远加上一段‘人民八股’，更觉无聊。余以救国会代表名义出席政协，听了沙千里把这篇发言稿在台上念，觉得惭愧之至。”＇31＇1949年12月18日，救国会在经过十四年的风雨历程后发表结束宣言，正式宣布解散。
“听冗长之报告，殊不可耐”
开不完的座谈会、晚会、学习会让宋云彬感到难以招架，自3月18日抵达北平以来，各种各样的会几乎无一日断过，有时一日数会，乃至同时有几个会，只好赶场子。比如4月6日下午两时新闻界人士在六国饭店开座谈会，他被邀出席。三时，文艺界在北京饭店有招待会。所以，他在前一个会只坐了30分种，又匆匆去赶第二个会。还有就是“凡开会必有报告，报告必冗长，此亦一时风气也”。4月10日下午，他出席教育座谈会。“听冗长之报告，殊不可耐。……名为座谈会，实则二三人作报告，已将全会时间占尽，我等皆坐而未谈也。一笑。”＇32＇所以4月17日教育座谈会第二次开会，他就不去出席，表示对“此种集会绝不感兴趣”。＇33＇5月17日晚，参加一个关于教科书的座谈会后，他认为“除圣陶有较深刻之见解外，余人均尚空谈，可谓白费时间”。＇34＇8月13日又有教育座谈会，他不去出席。能躲的就躲，这是他当时的大致态度。
3月21日，宋云彬参加一个二百多人的座谈会，其实只是李维汉（罗迈）作报告，“报告甚长，历三小时始毕”。＇35＇5月5日是马克思纪念日，下午三时周恩来在北京饭店作报告，由文管会以座谈会名义邀请文化界人士出席，他在日记中感叹：“到者二百余人，欲‘座谈’何可得也？周报告甚长，主要在阐明新民主主义真义及共产党政策。然对文化界人士报告，有些浅近的道理大可‘一笔带过’，而彼乃反复陈说，便觉辞费矣。”到六点半宣布中间休息时，他和叶圣陶就“乘机脱身”，看戏去了。＇36＇但是有时候想“脱身”而不得，5月10日，他在中山公园露天音乐堂听董必武的报告，有三四千听众，中间休息时，他想提前离开，“至门口为警卫所阻，谓不能出去”。后来下雨，“幸不久即止，否则淋漓尽致矣”。＇37＇5月11日又有晚会，他们讨论董必武的报告。“时髦术语，称为‘学习报告’。会中提及所谓‘学习’问题，推彬然等拟计划。余表示吾人应不断学习，匪自今始。唯物辩证法等亦当涉猎，且时时研究，但如被指定读某书，限期读完，提出报告，则无此雅兴也。”第二天晚上他和叶圣陶对酌时，“谈小资产阶级”，表示“近来对于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