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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来天坛的照片。10月7日，他写信给陈表示感谢。照片的钱有没有付，他日记中没有记录。不过按照他的脾气，他是一定要自己掏钱才能心安的。
10月7日，连《新建设》杂志送给他的稿费一万四千元，“及问，则来人已去”。第二天他就写信托人送还。＇69＇大概他认为自己只是口述，不应该收稿费。老人在这些小事上的认真是我们今天的人所无法想象的。
只有9月25日，招待处带裁缝来给张元济量身材，要给他做棉衣，他“却之再三，坚不允，因许之”。＇70＇
“及身已见太平来”，这是张元济自挽联中的一句话。1949年秋天，当他北上出席政协会议期间，他不断地将《中华民族的人格》一书送人，是不是意味着他认为“太平”时代同样需要呼唤民族的人格呢？一个巨人的人格固然由他一生的事业书写，更是由点点滴滴的小事构成的。电报费、零用钱、相片钱虽然是些小事，却展现了张元济的人格风范。这样的人格取向在过去的知识分子中不是孤立的。这样的人今天还有吗？我禁不住提出这样的疑问。
＇1＇＇2＇＇8＇＇9＇＇10＇＇11＇＇12＇＇16＇＇17＇＇20＇＇21＇＇22＇＇24＇＇29＇＇48＇＇52＇ ＇60＇《张元济书札（增订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691、989、1278、754—755、857、857、857、691、529、173、174、175、175、176、269、417—418、799页。
＇3＇＇64＇《竺可桢日记》，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1261、1287页。
＇4＇＇5＇＇6＇＇7＇＇14＇＇15＇＇23＇＇26＇＇27＇＇28＇＇30＇＇31＇＇34＇＇35＇＇36＇＇37＇＇38＇＇39＇＇40＇＇41＇＇42＇＇43＇＇44＇＇45＇＇46＇＇47＇＇49＇＇50＇＇51＇＇53＇＇55＇＇56＇＇57＇＇58＇＇59＇＇62＇＇63＇＇65＇＇66＇＇67＇＇68＇＇69＇＇70＇《张元济日记》，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1231、1229、1236、1243、1215、1215、1215—1216、1223、1229、1250—1251、1218、1260、1218、1244、1249、1251、1252、1253—1254、1259、1261、1217、1220、1225、1256、1258、1231、1246、1254、1225、1258、1255、1252、1219、1221、1236—1238、1218、1226、1228—1229、1228、1260、1261、1249、1236页。
＇13＇＇19＇＇25＇＇33＇张树年主编《张元济年谱》，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546、552—553、545、546页。
＇18＇＇54＇宋云彬：《红尘冷眼——一个文化名人笔下的中国三十年》，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160、134页。
＇32＇张人凤：《智民之师…张元济》，山东画报出版社1998年版，228—229页。
＇61＇原载王云五《谈往事》，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68年版，215页。转引自张国功《1949年里的出版家张元济》，《东方文化》2003年第2期。
著名报人、作家：包天笑
包天笑（1876—1973），名公毅，字朗孙，天笑是他的笔名。江苏吴县（今苏州）人。曾任上海《时报》编辑、主笔14年，1935年，接编上海《立报》的《花果山》副刊。先后编辑《小说时报》、《小说大观》、《小说画报》等，培养了许多小说家，著有《上海春秋》等数量众多的通俗小说，被称为“鸳鸯蝴蝶派”的开山者和领袖人物，也被誉为“通俗文学之王”。抗战胜利后去台湾，1949年后定居香港，完成了《钏影楼回忆录》等。 1936年，他曾先后在上海新闻界《为争取言论自由宣言》、《文艺界同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上签名。
相思如炽炭，寸寸尽成灰
台湾有一种相思树，两树隔溪而种，枝叶也会纠结相连，当地人以此树烧炭，最耐火。1949年6月13日，年逾古稀的包天笑写了两首小诗，其中之一就是《相思炭》：难期槁木作春回，炉火深红映玉腮。
莫道相思如炽炭，相思寸寸尽成灰。＇1＇这一年大陆正经历着辛亥革命、北伐以来的又一次巨变，包天笑在台湾岛上度过，虽远离大陆的炮火喧嚣和改天换地的喜庆，但他仍无时不在关心着古老大陆上发生的一切变化，对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这片大地的“相思”，他如同热恋中的人一般炽热，无奈“相思寸寸尽成灰”。当年11月21日，他日记中有这样一段绝好的文字：有一事，偶然想起来，可以记一笔：在江南春夏之交，有一种新蚕豆上市，那是最美味的食品。到了老熟了为用亦广，甚么发芽豆、五香豆种种，而且可以代替黄豆做酱。到了台湾来，我们想起此物，谁知台湾农家不种此品，全菜场亦绝踪。询问他们，说是台湾的土壤不适宜种此。我即有所不信，我觉台湾土壤很肥厚，别的蔬菜颇多茁壮，何以不能种蚕豆。拟为试种，而觅不到豆种。会有一位念佛老太太，她从大陆带来一袋蚕豆，这是她念经时计数的（蚕豆一名佛豆，不知何据）。我们向她索取约五六十粒试于隙地种之。向来江南的农家，于农历十二月下种，一直要到明年春末夏初养蚕的时候，新蚕豆方成熟。我们性急，在十一月即种了，到农历新年，即开花结实，采取后煮成一大碗，味甚鲜美。因思有大好蔬菜，各地方都不知种植，实为一缺憾也。＇2＇两天后（11月23日），他就种蚕豆一事又写了一首打油诗：开轩何处面桑麻？狼藉阶前闲草花。
回忆江南蚕事好，我从煮豆总思家。
蚕豆的所以得名，因为其形似蚕，而每在蚕忙时候，生长成熟也。在江南每逢新蚕豆上市，我必连餐四五日。 ＇3＇在孤岛种蚕豆才会使老人情不自禁地忆起江南，忆起旧时的岁月。透过这些诗和日记，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古稀老人对故土无比深情的眷恋，这是任何力量都改变不了的，即便时空也阻隔不断这样的回忆与相思，哪怕最终一切成灰、成尘。遥望江南，战火未熄，他在寂寞的孤岛想起上海年轻时代上海热闹的文学生活、报业生涯，想起故乡、朋友和早已故世的母亲父亲，有一天他决定写一部回忆录， 这年5月《钏影楼回忆录》就开始落笔了。随着台湾形势的日渐紧张，他在写了几万字之后也就搁下了。
值得说明的是他1946年就去了台湾，不是1949年随国民党残余政权逃亡到孤岛上的，他之所以去台湾，是因为他留学德国的儿子包可永在那里从事电气工程，女儿包可珍也在台湾，把他接到台北去奉养。他对国民党向无好感，也无瓜葛，他是一位与现实政治始终保持距离的老人，年轻时正处近代转型时期，他在上海参与了文化变革，曾经在《时报》执笔，在报业史上、文学史上都留下了他的印痕。他与近代史上许多重要人物亲身打过交道，其中有严复、章太炎、史量才、邵飘萍、张元济、陈独秀、蔡元培、黄炎培、马相伯、林白水、苏曼殊、李叔同、沈恩孚、马君武、章士钊、狄平子、陈景韩、雷奋、于右任、汪精卫等等，他的回忆录就是一部生动的个人化的近代史。同样，他在台湾留下的这本1949年日记（3月22日到12月18日）也是1949年中国巨变的活的见证之一，虽然他自称“断烂日记”，“在此大时代的近代史上，或亦沧海之一粟”。自青年时代起，他曾目睹了五色旗的升起，如今又到了青天白日满地红落地，他6月3日的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话：共产党所组织的人民政府，改用镰刀与斧的红旗。有人以此讨论，按自辛亥革命以后，本为五色国旗，国民政府成立时，亦废止五色旗而改用青天白日满地红之旗。自民国成立以来，至此国旗已三易矣。 ＇4＇10月13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此次香港庆祝双十节国庆，还是大部份＇分＇悬挂青天白日旗，小部则已悬中共的新旗。新加坡则颇多悬共方旗帜者。”＇5＇10月10日是双十节，由于笼罩在一种沮丧、逃生的氛围中，岛上“虽有庆祝，却都无兴趣”。＇6＇相比之下，10月25日，“本日为台湾光复纪念日第四周年，各学校商店均放假，市民相当欢愉热闹”。＇7＇岛上的人更在意的是这个从日本铁蹄下解放出来的光复之日。
在孤岛遥望生养他的大陆，包天笑的心是热的也是痛的，血是温的也是流动的，他以国共之外的第三只眼睛看到了一个旧时代的落幕。对一个自清末以来阅过无数兴亡的老人来说，这次更迭也只是在漫长的历史记录中添了一笔，他的记录是出奇地平静，字里行间几乎没有流露出自己任何内心的轨迹。但他每天都在关心着大陆的每一点滴的变化，除了听广播，阅读当地的报纸，他还订阅了上海《大公报》台湾版，在上海战事起来之前，报纸当天下午即可送到，迟也不过一两日。
“回首前尘，几同一梦”，他最后没有回到熟悉的江南，而是归宿在香港，以97岁高龄告别了这个世界。
翻天覆地，风雨飘摇
1949年3月22日 ，当这位古稀老人“忽然兴起，又写起日记来”时，南京政府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他在日记中详细记下了前一天何应钦组阁后发表的内阁名单，政务委员尚有两个名额空缺，“留给民、青两党”，可见国民党直到此时仍要以民主社会党、青年党这些政治花瓶来装饰其一党政治的本质。第二天，他日记中说：“民、青两党，决定不参加行政院。”＇8＇其间，国民党方面派和谈代表一事成为包天笑关注最多的事之一，从他的日记中也不难看出蒋介石虽然名义上下野了，实际上仍在溪口乡间操纵一切，从军事到和谈，莫不如此，而且是尽人皆知，远在孤岛的老人仅仅从收音机、报纸、人际来往中就了解得很清楚。比如，3月31日，主要和谈代表张治中“昨天下午飞溪口，往访问老蒋”。＇9＇4月2日，“张治中登机前，接过两次电话。一是吴忠信从溪口打来的，他答道：‘喂！我知道了，我们研究过了。’一是李宗仁打来的，他答道：‘代总统吗？我们要走了，是！是！再见！’ ”＇10＇4月19日，“吴忠信、吴铁城、居正等，均往溪口请示”。＇11＇翻天覆地之际，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