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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经济等的贸易同多人统治政体有着本质上的联系。然而此种贸易则与君主政体联系甚微。因为此类贸易的原则是少赚钱，甚至比任何别的国家都赚得少，但是却能从长久稳定的贸易往来而获得的利润中得到补偿。而此类贸易在一个讲究奢侈的民族中是根本行不通的。因为这些民族，人们消费奢靡，讲究排场，眼里只有伟大的计划，而对别的东西是不屑一顾的。
正是出自这种想法，所以西塞罗 ＇5＇ 说：“我一点也不喜欢一个民族既是世界的统治者，同时又是经纪人。”实际上，我们应该料想到，这种国家的每个人，以及整个国家，他们的脑袋里充满了伟大蓝图的同时，也充满了一些细小的计划，这本身就是矛盾的。
但这并不意味着推行经济等贸易的国家不能成就一些伟大的事业，这类国家里的人们具有一种君主制国家里所不具备的果敢精神，其原因如下：
一种贸易可以导致产生另一种贸易，小型买卖发展成中等交易，再发展成为大型贸易交往，原本不打算赚很多钱的买卖，结果也变得有机会赚钱了。
此外，批发商人的伟大事业总是同公共事业交织在一起。然而在君主制的国家里公共事业却总是受到商界的怀疑。但是在共和政体的国家里，商人对公共事业的发展则持信任态度。因此，大型贸易事业不适合于君主制国家，而适合于共和体制的国家。
总而言之，在共和体制的国家里，由于人们对自己的财富感到十分安全，所以他们什么买卖都去做。正是人们对从事贸易赚取钱财感到十分安全，所以人们敢于投入资本，以期获得更多的回报。他们仅仅只是在获得的方式上冒一点风险，因为大家都希望能有好运气。
我并不是说任何一个君主制的国家都不能从事经济等贸易。我只是认为这种贸易的本质不适合君主制国家的政治体制；这也不是说我们所知道的那些共和政体的国家完全不从事奢侈型贸易，而只是认为此类贸易与共和政体没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至于专制政体的国家就更没有论述的必要了。总的规律是：在专制国家里，劳动只是为了维持现有的东西，而不是为了更多的获得；而在自由的国家里，劳动的目的是为了更多地获得而不仅仅只是为了维持现有的东西。
第五节 从事经济等贸易的民族
马赛是在狂风暴雨的大海上航行的船只的避风港。这里的风向、暗礁及海岸的地形都表明这里易于登陆。因此马赛也就变成了船客们经常光顾的港口。马赛贫瘠的土地决定了这里的人们只能以经营贸易为生。他们必须用勤劳来弥补大自然的吝啬；他们只有公正待人才能同那些给他们带来繁荣的蛮族友好相处；他们必须安分守己，生活才能得以太平；他们必须保持俭朴的生活习惯才能依靠盈利甚微但又十分靠得住的贸易买卖生存下去。
暴政产生经济等贸易，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当人们因暴政所迫不得不逃人沼泽、海滩、荒郊和野岛时，逃亡者在这里找到了栖身之地。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从外界获得生活资料。于是贸易产生了。推罗、威尼斯以及荷兰的一些城市就这样建立起来了。
第六节 兴旺的航海业所产生的某些后果
从事经济等贸易的国家经常需要把某一个国家的货物作为资金用来从另外一个国家换取商品。有时候某一宗买卖盈利甚微，但是人们并不沮丧。因为他们寄希望于在别的生意上把钱赚回来。荷兰就是这样一个惟一从事南北欧之间贸易往来的国家。从某种角度来看，荷兰人运往北欧的法国葡萄酒就是他们在北欧从事贸易买卖的资本金而已。
我们知道荷兰某些来自远方的舶来品的销售价格并不比商品原产地贵多少。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原来，当运货的船只需要压舱物时，船长就购进大理石，当需要对运载的货物进行分类堆放时就去买一些木板。这样当货船抵达目的地后船长就会把大理石和木板卖掉。只要船长认为价格合适就会出手，并认为已经赚了不少，因为荷兰本地也有大理石采矿场和森林。
不仅无利可图的买卖可以使商人得到好处，就连赔钱的生意也可以给他们带来好处。听说在荷兰捕杀鲸鱼通常无利可图，然而那些因为捕鲸业发展需要造船而被造船公司雇用的人和那些为捕鲸船提供帆索锚具、船上设备和生活给养的供货商们，他们依然是整个捕鲸业的受益者：虽然在捕鲸业上赔了钱，然而却在供给品上大捞一把。这种贸易就像一种赌博。获得头彩的愿望诱惑着每一个人。大家都愿意下赌注，最聪明的人也愿意来赌一把，仿佛大家都认不出赌博的庐山真面目：它使人们迷惘，凶残，倾家荡产，它还使人们虚度年华，甚至断送生命。
第七节 英国的贸易精神
英国同任何国家均无固定税率。可以说英国的税率是随着国会的更迭而发生变化，并随着一些经常取消或增添的法律条款的变化而变化。英国希望以此来保持国家的独立。英国对外国商人在该国经商十分嫉妒，从不用各种契约束缚自己，而只依附本国的法律。
其他别的国家总是为了政治利益而牺牲经济利益，然而英国总是为了经济利益而牺牲政治利益。英国也是世界上最好的能以其宗教、商贸和自由三项伟大成就炫耀于世的民族。
第八节 如何限制经济等贸易
某些君主政体的国家制定了一些非常适用的法律用来抑制从事经济等贸易的国家的贸易发展。例如，禁止这些国家购进非产品生产地生产的产品；只能使用购货国制造的船只从事商贸运输等。
制定这些强加于人的法律应能使自己自如地进行贸易活动。如若不能那至少犯了同没有这样的法律一样的错误，因为同从事经济等贸易的国家通商是十分有益的。这些国家不苛求高额利润，贸易上的需求使它们对贸易伙伴多少产生了一些依赖性。这些国家目光远大，业务范围广泛，知道该在什么地方倾销其产品。这些国家资金雄厚，有能力收购大量的食品并能够准时付清货款。可以这样说，这些国家讲究信用，原则上爱好和平，因为它们同其他国家通商的目的是为了赚钱，而不是为了征服这些国家。我认为，同这样的国家做买卖要比同那些总是竞争而又不能给予上述优惠的国家通商划算得多。
第九节 贸易的排他性
如果没有重大的理由，就不应该排斥任何国家同自己通商贸易。这是一条真正的准则。日本人只同中国和荷兰两个国家通商。而中国仅从食糖这一宗买卖上就获利十多倍，有时候在回购日本人的货物上也能赚取同样多的利润。荷兰人从日本人身上赚的钱也同中国人一样相差无几。可以说，所有按日本人的这一原则同他人做买卖的国家肯定会受到欺骗，因为只有竞争才能使商品价格公道，并使商品与商品之间建立起正确的关系。
绝不能以某个国家愿意以一定的价格购买全部商品为借口而把自己的商品仅仅只售给那个国家。波兰人就是用这样的方法把自己的小麦全部卖给了格但斯克 ＇6＇ 。好几个印度的国王也同荷兰人签订了同样的合同，把自己的香料卖给他们 ＇7＇ 。这样一些协议书仅适用于贫穷的国家。这些国家只要生活资料有了一定的保证就会放弃使自己更富强的愿望。这些协议书也适用于奴役制的国家。在这些国家里，奴役迫使人们放弃了利用自然资料创造财富而不得不用这些资源进行吃亏的贸易买卖。
第十节 适合于经济等贸易的制度
从事经济等贸易的国家有幸建立起了银行。而银行又以其信用为担保发行了新的价值标记——钞票。但是如果在从事奢侈性贸易的国家也实行同样的制度，那人们就犯了一个大错误。在君主政体的国家里开办银行，这就意味着使金钱和权力成为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也就是说，有能力办事的人却无权力去办；而有权力办事的却是无能的人。在这样的政体下，当然只能是君主拥有或能够拥有财富。一旦发现那里还有多余的金钱，君主会立刻把它变成自己的财富。
出于同样的原因，推销商们为联合经营某项买卖而成立的公司也极不适应君主政体制度。这些公司的本质就是要使私人能被赋予使用公共财富的权力。然而在君主统治的国家里，只有君主才拥有公共财富的支配权。我还要说，这些公司也并不总是适应于从事经济等贸易的国家。因此，只要不是商务繁多，超出了个人能力之所及，最好不要动用专属特权去干扰贸易的自由。
第十一节
续前
从事经济等贸易的国家可以成立一个免税自由港。国家的俭朴总是与个人的节俭形影相随。国家的俭朴就像是经济等贸易的灵魂。建立自由港后免除关税的税款损失可以从共和国的工业财富中得到补偿。然而在君主政体下建立自由港则是没有道理的。建立这样的港口惟一产生的作用就是给进口奢侈品免除了缴税的负担。这样一来国家也就放弃了奢侈性贸易惟一能给国家带来的好处——缴纳关税，同时也放弃了能够限制奢侈的惟一约束。
第十二节 贸易的自由
我们说贸易自由并不是说商人们在从事商贸活动中可以拥有一种随心所欲的权力。如果是这样的话，与其说是贸易自由还不如说是贸易的奴役。限制商人并不等于就是要限制商贸。即便就是在自由国家里，经商的人也会碰到无数不随心的事，法律对他们的束缚一点也不亚于奴役制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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