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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之姿，驱驾一时之贤俊，其强者至有天下太半，然终于覆亡相继，远者不过一传再传而灭，何也？其心固安于无法也，而束缚于中国之法。中国之人，固安于法也，而苦其无法。君臣相戾，上下相厌。是以虽建都邑，立宗庙，而其心岌岌然常若寄居于其间，而安能久乎？且人而弃其所得于天之分，未有不亡者也。
契丹自五代南侵，乘石晋之乱，奄至京邑，睹中原之富丽、庙社宫阙之壮而悦之，知不可以留也，故归而窃习焉。山前诸郡，既为所并，则中国士大夫有立其朝者矣。故其朝廷之仪，百官之号，文武选举之法，都邑郡县之制，以至于衣服饮食，皆杂取中国之象。然其父子聚居，贵壮而贱老，贪得而忘失，胜不相让，败不相救者犹在也。其中未能革其犬羊豺狼之性，而外牵于华人之法，此其所以自投于陷阱网罗之中。而中国之人，犹曰今之匈奴非古也，其措置规画，皆不复蛮夷之心，以为不可得而图之，亦过计矣。且夫天下固有沉谋阴计之士也。昔先王欲图大事，立奇功，则非斯人莫之与共。梁之尉缭，汉之陈平，皆以樽俎之间，而制敌国之命。此亦王者之心，期以纾天下之祸而已。
彼契丹者，有可乘之势三，而中国未之思焉，则亦足惜矣。臣观其朝廷百官之众，而中国士大夫交错于其间，固亦有贤俊慷慨不屈之士，而诟辱及于公卿，鞭扑行于殿陛，贵为将相，而不免囚徒之耻，宜其有惋愤郁结而思变者，特未有路耳。凡此皆可以致其心，虽不为吾用，亦以间疏其君臣。此由余之所以入秦也。幽燕之地，自古号多雄杰，名于图史者，往往而是。自宋之兴，所在贤俊，云合响应，无有远迩，皆欲洗濯磨淬以观上国之光，而此一方，独陷于非类。昔太宗皇帝亲征幽州，未克而班师，闻之谍者曰：幽州士民，谋欲执其帅以城降者，闻乘舆之还，无不泣下。且胡人以为诸郡之民，非其族类，故厚敛而虐使之，则其思内附之心，岂待深计哉，此又足为之谋也。使其上下相猜，君民相疑，然后可攻也。语有之曰：鼠不容穴，衔窭薮也。彼僭立四都，分置守宰，仓廪府库，莫不备具，有一旦之急，适足以自累，守之不能，弃之不忍，华夷杂居，易以生变。如此，则中国之长，足以有所施矣。
然非特如此而已也。中国不能谨守其法，彼慕中国之法，而不能纯用，是以胜负相持而未有决也。夫蛮夷者以力攻，以力守，以力战，顾力不能则逃。中国则不然。其守以形，其攻以势，其战以气，故百战而力有余。形者，有所不守，而敌人莫不忌也。势者，有所不攻，而敌人莫不惫也。气者，有所不战，而敌人莫不慑也。苟去此三者而角之于力，则中国固不敌矣。尚何云乎！惟国家留意其大者而为之计，其小者臣未敢言焉。
◎杂策五首
《禹之所以通水之法》
自禹而下至于秦，千有馀年，滨河之民，班白而不识濡足之患。自汉而下，至于今数千年，河之为患，绵绵而不绝。岂圣人之功烈，至汉而熄哉？方战国之用兵，国于河之ヂ者，三晋为多。而魏文侯时，白圭治水，最为有功，而孟子讥其以邻国为壑。自是之后，或决以攻，或沟以守，新防交兴，而故道旋失。然圣人之迹，尚可以访之于耆老。秦不亟治而遗患于汉，汉之法又不足守。夫禹之时，四渎唯河最难治，以难治之水，而用不足守之法，故历数千年而莫能以止也。圣人哀怜生民，谋诸廊庙之上左右辅弼之臣，又访诸布衣之间，苟有所怀，孰敢不尽？盖陆人不能舟，而没人未尝见舟而便操之，亲被其患，知之宜详。当今莫若访之海滨之老民，而兴天下之水学。古者将有决塞之事，必使通知经术之臣，计其利害，又使水工行视地势，不得其工，不可以济也。故夫三十馀年之间，而无一人能兴水利者，其学亡也。《禹贡》之说，非其详矣。然而高下之势，先后之次，水之大小，与其蓄泄之宜，而致力之多少，亦可以概见。大抵先其高而后低下，始于北之冀州，而东至于青、徐，南至于荆、扬，而西讫于梁、雍之间。江、河、淮、泗既平，而衡、漳、洚水，伊、洛、、涧之属，亦从而治。浚畎浍，导九川，潴大野，陂九泽，而蓄泄之势便。兖州作十三载，而夷既略，故其用力，各有多少之宜，此其凡也。孟子曰：“禹之治水也，水由地中行。”此禹之所以通其法也。愚窃以为治河之要，宜推其理，而酌之以人情。河水湍悍，虽亦其性，然非堤防激而作之，其势不至如此。古者，河之侧无居民，弃其地以为水委。今也，堤之而庐民其上，所谓爱尺寸而忘千里也。故曰堤防省而水患衰，其理然也。
《修废官举逸民》
古者民群而归君，君择臣而教其民，其初盖甚简也。唐虞以来，颇可见矣。历夏、商至周，法令日滋，而官亦随益，故其数三百六十，盖亦有不得已也。《书》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又曰：“夏商官倍，亦克用。”言其官虽多于古，而天下亦以治也。周之衰也，宣王振之，号为中兴。而重黎之后失其守，而为司马氏，陵迟至孔子之时，周公之典盖坏矣。卿世卿，大夫世大夫，而贤者无以进。孔子慨然而叹，欲修废官、举逸民，以归天下之心，行四方之政，而《春秋》亦讥世禄之臣，盖伤时之至也。自秦更三代之制，官秩一变，汉循其旧，往往增置，历世沿袭，以至于今，遂为大备。愚恐冗局之耗民，而未知废官之可举也。然古之官，其名存其实亡者多矣。司农卿不责以金谷之虚赢，尚书令不问以百官之殿最，此岂非王体之重欤？国家自天圣中，诏天下以经术古文为事，自是博学之君子，莫不群进于有司，然所以待之之礼未尽，故洁廉难合之士，尚未尽出，今优其礼，而天下之逸民至矣。且夫山岩林谷之士，虽有豪杰之才，固未知有簿书吏事也，而刚毅讦直，不识讳忌，故先王置之拾遗补阙之间，此其属任之方也。噫，自孔子没，世之君子安其富贵，而不复思念天下有废而不修之官，逸而不举之民，今明策丁宁而求之，以发孔子千载之长忧，此天下之幸也。
《天子六军之制》
《周礼》之言田赋夫家车徒之数，圣王之制也。其言五等之君，封国之大小，非圣人之制也，战国所增之文也。何以言之？按郑氏说，武王之时，周地狭小，故诸侯之封，及百里而止。周公征伐不服，斥大中国，故大封诸侯，而诸公之地至五百里。不知武王之时，何国不服，而周公之所征伐者谁也？东征之役，见于《诗》《书》，岂其廓地千里，而史不载耶？此甚可疑也。周之初，诸侯八百，春秋之世，存者无数十。郑子产有言：“古者大国百里，今晋、楚千乘，若无侵小，何以至此？”子产之博物，其言宜可信。先儒或以《周礼》为战国阴谋之书，亦有以也。《王制》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而孟子之说亦如此。此三代之通法。鲁之车千乘，僭也。《春秋》大搜、大阅，皆以讥书。言其车之多、徒之众，非鲁之所宜有，故曰大也。夫周之制，四丘为甸，甸出长毂一乘，鲁之无千甸之封亦明矣。然公车、千乘之见于《诗》，何也？孟子：“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意。”天子之马止于十二闲，而《诗》有“来牝三千”，美其富不讥其僭，不害其为诗也。夫千乘之积，虽为七万五千人，而有羡卒处其半焉。故三万者，公徒而已。鲁襄公之十一年，初作三军，僖公之世，未至于三万。愚又疑夫诗人张而大之也。
《休兵久矣而国益困》
中国之有夷狄之患，犹人之有手足之疾也。不忍药石之苦，针砭之伤，一旦流而入于骨髓，则愚恐其苦之不止于药石，而伤之不止于针砭也。中国以禽兽视二虏，故每岁啖以厚利，使就羁绁。圣人之爱中国，而不欲残民之心，古未尝有矣。然夷狄贪忄林，渐不可启，日富日骄，久亦难制。故自宝元以来，赋敛日繁，虽休兵十有馀年，而民适以困者，潜削而不知也。昔先皇帝震怒，举大兵问罪匈奴，师不逾时，而丑虏就盟。西夏之役，边臣治兵振旅，不及数年，旋亦解甲。彼其时之费，与今无已之赂，不可以同日而语矣。天子恭俭，过于文、景，百官奉法，无敢逾僭，而二虏者实残吾民，此天下雄俊英伟之士，所以扼腕而太息也。且夫举天下之大而诛数县之虏，故上下交足，而内外莫不欢欣；弃有限之财，而塞无厌之心，故取于民者愈多，而藏于国者愈急。此天下之所明知而易达之理，惟上之人实图之。
《关陇游民私铸钱与江淮漕卒为盗之由》
三代之所以养民者备矣。农力耕而食，工作器而用，商贾资焉而通之于天下。其食无不义之食也，其器无不义之器也，商贾通之而不以不义资之也。夫以饮食器用之利，而皆以义得焉，使民之所以要利者，非义无由也。后之世，赋取无度，货币无法，义穷而诈胜。夫三代之民，非诚好义也，使天下之利，皆出于义，而民莫不好也。后之所以使民要利者，非诈无由也。是故法令日滋，而弊益烦，刑禁甚严，而奸不可止。呜呼！久矣，其如此也。治其本，朝令而夕从；救其末，百世不改也。私铸之弊，始于钱轻，使钱之直若金之直，虽赏之不为也。今秦蜀之中，又裂纸以为币，符信一加，化土芥以为金玉，奈何其使民不奔而效之也。夫乐生而恶死者，天下之至情也。我且以死拘之，然犹相继而赴于市者，饥
寒驱其中，而无以自生也。曰：“等死耳，而或免焉”。漕卒之愆，生于穷乏而无告，家乎舟楫之上，长子孙乎江淮之间，布褐不完，藜藿不给，大冬积雪，水之至涸，而龟手烂足者，累岁不得代，不为盗贼，无所逞志。若稍优其给而代其劳，宜亦衰息耳。夫见利而不动者，伯夷、叔齐之事也；穷困而不为不义者，颜渊之事也。以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