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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二年九月八日，翰林学士朝奉郎知制诰兼侍读苏轼札子奏。臣窃见近者熙河路奏生擒鬼章，百官称贺，中外同庆。臣愚无知，窃谓安危之机，正在今日。若应之有道，处之有术，则安边息民，必自是始。不然，将骄卒惰，以胜为灾，亦不足怪。故臣区区欲先陈前后致寇之由，次论当今待敌之要，虽狂愚无取，亦臣子之常分。
昔先帝用兵累年，虽中国靡弊，然夏人困折，亦几于亡。横山之地，沿边七八百里中，不敢耕者至二百余里。岁赐既罢，和市亦绝，虏中匹帛至五十余千，其余老弱转徙，牛羊堕坏，所失盖不可胜数。饥羸之余，乃始款塞。当时执政大臣谋之不深，因中国厌兵，遂纳其使。每一使至，赐予、贸易无虑得绢五万余匹，归鬻之，其直匹五六千，民大悦。一使所获，率不下二十万缗，使五六至，而累年所罢岁赐，可以坐复。既使虏因吾资以德其民，且饱而思奋，又使其窥我厌兵欲和之意，以为欲战欲和，权皆在我，以故轻犯边陲，利则进，否则复求和，无不可者。若当时大臣因虏之请，受其词不纳其使，且诏边臣与之往返商议，所获新疆，取舍在我，俟其词意屈服，约束坚明，然后纳之，则虏虽背恩反覆，亦不至如今日之速也。虏虽有易我意，然不得西蕃解仇结好，亦未敢动。夫阿里骨，董毡之贼臣也。挟契丹公主以弑其君之二妻。董毡死，匿丧不发，逾年众定，乃诈称嗣子，伪书鬼章温溪心等名以请于朝。当时执政，若且令边臣审问鬼章等以阿里骨当立不当立，若朝廷从汝请，遂授节钺，阿里骨真汝主矣，汝能臣之如董毡乎？若此等无词，则是诸羌心服，既立之后，必能统一都部，吾又何求？若其不服，则衅端自彼，爵命未下，曲不在吾。彼既一国三公，则吾分其恩礼，各以一近上使额命之，鬼章等各得所欲，宜亦无患。当时执政不深虑此，专以省事为安，因其妄请，便授节钺，阿里骨自知不当立，而忧鬼章之讨也，故欲借力于西夏以自重，于是始有解仇结好之谋。而鬼章亦不平朝廷之以贼臣君我也，故怒而盗边。夏人知诸羌之叛也，故起而和之。此臣所谓前后致寇之由，明主不可以不知者也。虽既往不咎，然可以为方来之鉴。
元昊本怀大志，长于用兵；亮祚天付凶狂，轻用其众，故其为边患皆历年而后定。今梁氏专国，素与人多不协，方内自相图，其能以创残呻吟之余，久与中国敌乎？料其奸谋，盖非元昊、亮祚之比矣。意谓二圣在位，恭默守成，仁恕之心，著于远迩，必无用武之意，可肆无厌之求。兰、会诸城，鹿阝、延五寨，好请不获，势胁必从。猖狂之后，求无不获，计不过此耳。今者切闻朝廷降诏诸路，敕励战守，深是逆顺曲直之理，此固当今之急务，而诏书之中，亦许夏人之自新。臣切以谓开之太易，纳之太速，曾未一战，而厌兵欲和之意已见乎外，此复蹈前日之失矣。臣甚惜之。今既闻鬼章之捷，或渐有款塞之谋，必将为恭狠相半之词，而继之以无厌之请。若朝廷复纳其使，则是欲战欲和，权皆在虏，有求必获，不获必叛，虽偷一时之安，必起无穷之衅。故臣愿明主断之于中，深诏大臣，密敕诸将，若夏人款塞，当受其词而却其使，然后明敕边臣，以夏人受恩不赀，无故犯顺，今虽款塞，反覆难保。若实改心向化，当且与边臣商议，苟词意未甚屈服，约束未甚坚明，则且却之，以示吾虽不逆其善意，亦不汲汲求和也。彼若心服而来，吾虽未纳其使，必不于往返商议之间，遽复盗边。若非心服，则吾虽荡然开怀，待之如旧，能必其不叛乎？今岁泾原之入，岂吾待之不至耶？但使吾兵练士饱，斥候精明，虏无大获，不过数年，必自折困，今虽小劳，后必坚定，此臣所谓当今待敌之要，亦明主不可以不知者也。
今朝廷意在息民，不惮屈己，而臣献言，乃欲艰难其请，不急于和，似与圣意异者。然古之圣贤欲行其意，必有以曲成之，未尝直情而径行也。将欲翕之，必固张之；将欲取之，必固予之。夫直情而径行，未有获其意者也。若权其利害，究其所至，则臣之愚计，于安边息民，必久而固，与圣意初无小异。然臣窃度朝廷之间，似欲以畏事为无事者，臣窃以为过矣。夫为国不可以生事，亦不可以畏事。畏事之弊，与生事均。譬如无病而服药，与有病而不服药，皆可以杀人。夫生事者，无病而服药也。畏事者，有病而不服药也。乃者阿里骨之请，人人知其不当予，而朝廷予之，以求无事，然事之起，乃至于此，不几于有病而不服药乎？今又欲遽纳夏人之使，则是病未除而药先止，其与几何？臣于侍从之中，受恩至深，其于委曲保全与众独异，故敢出位先事而言，不胜恐悚待罪之至。取进止。
《乞诏边吏无进取及论（鬼章）事宜札子》
元二年九月二十七日，翰林学士朝奉郎知制诰兼侍读苏轼札子奏。臣闻善用兵者，先服其心，次屈其力，则兵易解而功易成。若不服其心，惟力是恃，则战胜而寇愈深，况不胜乎？功成而兵不解，况不成乎？
顷者西方用兵累年，先帝之意，本在吊伐，而贪功生事之臣，惟务杀人争地，得尺寸之土，不问利害，先筑城堡，置州县，使西夷憎畏中国，以谓朝廷专欲得地，非尽灭我族类不止，是以并力致死，莫有服者。今虽朝廷好生恶杀，不务远略，而此心未信，憎畏未衰，心既不服，惟有斗力，力屈情见，胜负未可知也。今日新获鬼章，威震戎狄，边臣贾勇，争欲立功，以为河南之地，指顾可得。正使得之，不免筑城堡，屯兵置吏，积粟而守之，则中国何时息肩乎？乃者王韶取熙河，全师独克，使韶有远虑，诛其叛者，易以忠顺，即用其豪酋而已，则今复何事？其所以兵连祸结，罢弊中国者，以郡县其地故也。往者既不可悔，而来者又不以为戒，今又欲取讲主城，曰：“此要害地，不可不取。”方唐盛时，安西都护去长安万里，若论要害，自此以西无不可取者。使诸羌知中国有进取不已之意，则寇愈深而兵不解，其祸岂可量哉！臣愿陛下深诏边吏，叛则讨之，服则安之，自今已往，无取尺寸之地，无焚庐舍，无杀老弱，如此期年，诸羌可传檄而定。然朝廷至意，亦自难喻，将帅未必从也。虽日行文书，终恐无益。宜驿召陕西转运使一员赴阙，面敕戒之，使归以喻将帅，而察其不如诏者。
臣又窃闻朝论谓鬼章犯顺，罪当诛死。然譬之鸟兽，不足深责，其子孙部族，犹足以陆梁于边。全其首领，以累其心，以为重质，庶获其用，此实当今之良策。然臣窃料鬼章凶豪素贵，老病垂死，必不能甘于困辱，为久生之计。自知生存终不得归，徒使其臣子首鼠顾忌，不敢复仇，必将不食求死，以发其众之怒。就使不然，老病愁愤，自非久生之道。鬼章若死，则其臣子专意复仇，必与阿里骨合，而北交于夏人，此正胡越同舟遇风之势，其交必坚。而温溪心介于阿里骨、夏人之间，地狭力弱，其势必危。若见并而吾不能救，使二寇合三面以窥熙河，则其患未可以一二数也。如臣愚计，可诏边臣与鬼章约，若能使其部族讨阿里骨而纳赵纯忠者，当放汝生还，质之天地，示以必信。鬼章若从，则稍富贵之，使招其信臣而喻至意焉。鬼章既有生还之望，不为求死之计，其众必从。以鬼章之众与温溪心合而讨阿里骨，其势必克。既克而纳纯忠，虽放还鬼章，可以无患，此必然之势也。西羌本与夏人世仇，而鬼章本与阿里骨不协。若许以生还，其众必相攻，纵未能诛阿里骨，亦足以使二盗相疑而不合也。昔太史慈与孙策战，几杀策，策后得慈，释不诛，放还豫章，卒立奇功。李得吴元济将李，解缚用之，与同卧起，卒擒元济。非豪杰名将不能行此度外事也。议者或谓鬼章之获，兼用近界酋豪力战而得之，仇怨已深，若放生还，此等必无全理。臣以谓不然，若鬼章死于中国，其众仇此等必深。若其生还，其仇之亦浅。此等依中国为援，足以自全。自古西羌之患，惟恐解仇结盟。若所在为仇敌，正中国之利，无可疑者。臣出位言事，不胜恐悚待罪之至。取进止。
《乞约（鬼章）讨阿里骨札子》
元二年十月七日，翰林学士朝奉郎知制诰兼侍读苏轼札子奏。臣近者窃见刘舜卿贺表，具言阿里骨罪状，又窃闻舜卿乞削阿里骨官爵，续又闻阿里骨上章请命，议者或欲许其自新。以臣愚虑，二者之说，皆未为得。何者？阿里骨凶狡反覆，必无革面洗心之理。今闻其女已嫁梁乞逋之子，度其久远，必须协力致死，共为边患。今来上章请命，盖是部族新破，众叛亲离，恐吾乘胜致讨，力未能支，故匿情忍诟，以就大事。若得休息数年，蓄力养锐，假吾爵命，以威胁诸羌，诛不附己者。羽翼既成，西北相应，必为中原之忧，非独一方之病也。且夏贼逆天犯顺，本因轻料朝廷，以为必不能讨己。今若便从阿里骨之请，则其所料，良不为过。西蕃小丑，朝为叛逆，暮许通和，则夏国之请，理无不许。二寇滔天自若，欲战欲和，无不可者，则西方之忧，无时而止矣。然遂欲从舜卿之请，削夺官爵，即须发兵深入致讨，彼新丧大首领，举国戒惧，我师深入，苟无它奇，恐难以得志。臣愚以谓当使边将发厚币，遣辩士，以离其腹心，坏其羽翼。今闻温溪心等诸族已为所质，势未能动，而心侔敛毡在其肘腋，迹同而心异。若用臣前计，使边臣与鬼章约，若能使其部族与温溪心、敛毡等合而讨阿里骨，纳赵纯忠，即许以生还，此政所谓以夷狄攻夷狄，计无出此者。若朝廷便许阿里骨通和，即须推示赤心，待之如旧，不可复用计谋以图此贼，数年之后，必自飞扬，此所谓养虎自遗患者也。故臣愿朝廷既不纳其通和之请，又不削夺其官爵，存而勿论，置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