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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其乐，而太师知之。”今高丽使，契丹之党，而我之陪臣也。乃敢干朝廷求买违禁物，传写郑卫曲谱，亵慢甚矣。安知非契丹欲设此事以尝探朝廷深浅难易乎？而陈轩等事事为请，惟恐失其意，臣窃惑之。又据轩等语录云：高丽使言海商擅往契丹，本国王捉送上国，乞更赐约束，恐不稳便。而轩乃答云：“风讯不顺飘过。”乃是与闽中狡商巧说词理，许令过界。窃缘私往北界，条禁至重，海外陪臣，犹知遵禀，而轩乃归咎于风，以薄其罪，岂不乖戾倒置之甚乎？臣忝备侍从，事关利害，不敢不奏。
《论高丽买书利害札子三首（之二）》
元八年二月十五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左朝奉郎守礼部尚书苏轼札子奏。臣近奏论高丽使所买书籍及金薄等事，准尚书省札子，二月十二日三省枢密院同奉圣旨，所买书籍，曾经收买者许依例收买，金薄特许收买，余依奏，吏人免上簿者。臣所以区区论奏者，本为高丽契丹之与国，不可假以书籍，非止为吏人上簿也。今来吏人独免上簿，而书籍仍许收买，臣窃惑之。检会《元编敕》，诸以熟铁及文字禁物与外国使人交易，罪轻者徒二年。看详此条，但系文字，不问有无妨害，便徒二年，则法意亦可见矣。以谓文字流入诸国，有害无利。故立此重法，以防意外之患。前来许买《策府元龟》及《北史》，已是失错。古人有言：“一之谓甚，其可再乎？”今乃废见行《编敕》之法，而用一时失错之例，后日复来，例愈成熟，虽买千百部，有司不敢复执，则中国书籍山积于高丽，而云布于契丹矣。臣不知此事于中国得为稳便乎？昔齐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曰：“招虞人以皮冠。”孔子韪之，曰：“守道不如守官。”夫旌与皮冠，于事未有害也，然且守之。今买书利害如此，《编敕》条贯如彼，比之皮冠与旌，亦有间矣。臣当谨守前议，不避再三论奏。伏望圣慈早赐指挥。取进止。
．贴黄。臣点检得馆伴使公案内，有行下承受所收买文字数内有一项，所买《策府元龟》、《敕式》，虽不曾卖与，然高丽之意，亦可见矣。
．又贴黄。臣已令本部备录《编敕》条贯，符下高丽人使所过州郡，约束施行去讫。亦合奏知。
《论高丽买书利害札子三首（之三）》
元八年二月二十六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左朝奉郎守礼部尚书苏轼札子奏。臣近再具札子，奏论高丽买书事。今准敕节文，检会《国朝会要》：淳化四年、大中祥符九年、天禧五年曾赐高丽《九经书》、《史记》、《两汉书》、《三国志》、《晋书》、诸子、历日，圣惠方、阴阳、地理书等，奉圣旨，依前降指挥。臣前所论奏高丽入贡，为朝廷五害，事理灼然，非复细故。近又检坐见行《编敕》，再具论奏，并不蒙朝廷详酌利害，及《编敕》法意施行，但检坐《国朝会要》，已曾赐予，便许收买。窃缘臣所论奏，所计利害不轻，本非为有例无例而发也。事诚无害，虽无例亦可；若其有害，虽百例不可用也。而况《会要》之为书，朝廷以备检阅，非如《编敕》一一皆当施行也。臣只乞朝廷，详论此事，当遵行《编敕》耶？为当检行《会要》而已？臣所忧者，文书积于高丽，而流于契丹，使北人周知山川险要边防利害，为患至大。虽曾赐予，乃是前日之失，自今止之，犹贤于接续许买，荡然无禁也。又，高丽人入朝，动获所欲，频岁数来，驯致五害。如此之类，皆不蒙朝廷省察，深虑高丽人复来，遂成定例，所以须至再三论奏。兼今来高丽人已发，无可施行。取进止。
．贴黄。今来朝旨，止为高丽已曾赐予此书，复许接续收买。譬《编敕》禁以熟铁与人使交易，岂是外国都未有熟铁耶？谓其已有，反不复禁，此大不可也。
《缴进免五谷力胜税钱议札子（前连元七年十一月札）》
元八年三月十三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学士左朝奉郎守礼部尚书苏轼札子奏。臣闻应天以实不以文，动民以行不以言。去岁扈从南郊，亲见百姓父老，瞻望圣颜，欢呼鼓舞，或至感泣，皆云不意今日复见仁宗皇帝。臣寻与范祖禹具奏其状矣。窃揆圣心，必有下酌民言，上继祖武之意。兼奉圣旨，催促祖禹所编仁宗故事，寻以上进讫。臣愚窃谓陛下既欲祖述仁庙，即须行其实事，乃可动民。去岁十一月七日，曾奏乞放免五谷力胜税钱，盖谓此事出于《天圣附令》，乃仁宗一代盛德之事，入人至深，及物至广，望陛下主张决事。寻蒙降付三省，遂送户部下转运司相度，必无行理。谨昧万死，再录前来札子缴运进呈。伏愿圣慈特赐详览。若谓所捐者小，所济者大，可以追复仁宗圣政，慰答民心，即乞只作圣意批出施行。若谓不然，即乞留中，更不降出，免烦勘当。取进止。
．贴黄。臣所乞放免五谷力胜税钱，万一上合圣意，有可施行，欲乞内出指挥，大意若曰祖宗旧法，本不收五谷力胜税钱，近乃著令许依例收税，是致商贾无利，有无不通，丰年则谷贱伤农，凶年则遂成饥馑，宜令今后不问有无旧例，并不得收五谷力胜税钱，仍于课内除豁此一项。臣昧死以闻，无任战汗待罪之至。
《上圆丘合祭六议札子》
元八年三月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左朝奉郎守礼部尚书苏轼札子奏。臣伏见九月二十二日诏书节文，俟郊礼毕，集官详议祠皇地事。及郊祀之岁庙飨典礼闻奏者。臣恭睹陛下近者至日亲祀郊庙，神飨答，实蒙休应，然则圆丘合祭，允当天地之心，不宜复有改更。
臣窃惟议者欲变祖宗之旧，圆丘祀天而不祀地，不过以谓冬至祀天于南郊，阳时阳位也，夏至祀地于北郊，阴时阴位也，以类求神，则阳时阳位，不可以求阴也。是大不然。冬至南郊，既祀上帝，则天地百神莫不从也。古者秋分祀月于西郊，亦可谓阴位矣，至于从祀上帝，则以冬至而祀月于南郊，议者不以为疑，今皇地亦从上帝而合祭于圆丘，独以为不可，则过矣。《书》曰：“肆类于上帝，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舜之受惮也，自上帝六宗山川群神，莫不毕告，而独不告地，岂有此理哉？武王克商，庚戌，柴望。柴，祭上帝也。望，祭山川也。一日之间，自上帝而及山川，必无南北郊之别也。而独略地，岂有此理哉？臣以知古者祀上帝则并祀地矣。何以明之？《诗》之序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此乃合祭天地，经之明文，而说者乃以比之丰年秋冬报也，曰：“秋冬各报，而皆歌《丰年》，则天地各祀，而皆歌《昊天有成命》也。”是大不然。《丰年》之诗曰：“丰年多黍多余，亦有高廪，万亿及秭，为酒为醴，畀祖妣，以洽百礼，降福孔皆。”歌于秋可也，歌于冬亦可也，《昊天有成命》之诗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于缉熙，单厥心，肆其靖之。”终篇言天而不及地。颂，所以告神明也，未有歌其所不祭，祭其所不歌也。今祭地于北郊，歌天而不歌地，岂有此理也？臣以此知周之世，祀上帝则地在焉。歌天而不歌地，所以尊上帝。故基序曰：“郊祀天地也。”《春秋》书：“不郊，犹三望。”《左氏传》曰：“望，郊之细也。”说者曰：“三望，太山、河、海。”或曰：“淮、海也。”又或曰：“分野之星及山川也。鲁，诸侯也，故郊之细，及其分野山川而已。”周有天下，则郊之细，独不及五岳四渎乎？岳、渎犹得从祀，而地独不得合祭乎？秦燔诗书，经籍散亡，学者各以意推类而已。王、郑、贾、服之流，未必皆得其真。臣以《诗》、《书》、《春秋》考之，则天地合祭久矣。
议者乃谓合祭天地，始于王莽，以为不足法。臣窃谓礼当论其是非，不当以人废。光武皇帝，亲诛莽者也，尚采用元始合祭故事。谨按《后汉书·郊祀志》：“建武二年，初制郊兆于洛阳。为圆坛八陛，中又为重坛，天地位其上，皆南乡，西上。”此则汉世合祭天地之明验也。又按《水经注》：“伊水东北至洛阳县圆丘东，大魏郊天之所，准汉故事为圆坛八陛，中又为重坛，天地位其上。”此则魏世合祭天地之明验也。唐睿宗将有事于南郊，贾曾议曰：“有虞氏黄帝而郊喾，夏后氏黄帝而郊鲧，郊之与庙，皆有，于庙，则祖宗合食于太祖，于郊，则地群望皆合祭于圆丘。以始祖配享，盖有事祭，非常祀也。《三辅故事》：“祭于圆丘，上帝后土位皆南面。”则汉尝合祭矣。时褚无量、郭山恽等皆以曾言为然。明皇天宝元年二月敕曰：“凡所祠享，必在躬亲，朕不亲祭，礼将有阙，其皇地祗宜如南郊合祭。”是月二十日，合祭天地于南郊，自后有事于圆丘，皆合祭。此则唐世合祭天地之明验也。
今议者欲冬至祀天，夏至祀地，盖以为用周礼也。臣请言周礼与今礼之别。古者一岁祀天者三，明堂飨帝者一，四时迎气者五，祭地者二，飨宗庙者四，凡此十五者，皆天子亲祭也。而又朝日夕月四望山川社稷五祀及群小祀之类，亦皆亲祭，此周礼也。太祖皇帝受天眷命，肇造宋室，建隆初郊，先飨宗庙，并祀天地。自真宗以来，三岁一郊，必先有事景灵，遍飨太庙，乃祀天地。此国朝之礼也。夫周之礼。亲祭如彼其多，而岁行之不以为难，今之礼，亲祭如此其少，而三岁一行，不以为易，其故何也？古者天子出入，仪物不繁，兵卫甚简，用财有节，而宗庙在大门之内，朝诸侯，出爵赏，必于太庙，不止时祭而已，天子所治，不过王畿千里，唯以齐祭礼乐为政事，能守此，则天下服矣，是故岁岁行之，率以为常。至于后世，海内为一，四方万里，皆听命于上，几务之繁，亿万倍于古，日力有不能给。自秦汉以来，天子仪物，日以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