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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东南长堤，首起戏马台，尾属于城。雨日夜不止，城不沉者三版。轼庐于其上，过家不入，使官吏分堵以守，卒全其城。复请调来岁夫，增筑故城为木岸，以虞水之再至。朝廷从之。徙知湖州，上表以谢。又以事不便民者不敢言，以诗托讽，庶有补于国。御史李定、舒、何正臣摭其表语，并媒蘖所为诗以为讪谤，逮赴台狱，欲置之死。锻炼久之，不决。神宗独怜之，以黄州团练副使安置。轼与田父野老，相从溪山间，筑室于东坡，自号“东坡居士”。三年，神宗数有意复用，辄为当路者沮之。神宗尝语宰相王、蔡确曰：“国史至重；可命苏轼成之。”有难色。神宗曰：“轼不可，姑用曾巩。”巩进《太祖总论》，神宗意不允，遂手札移轼汝州，有曰：“苏轼黜居思咎，阅岁滋深，人材实难，不忍终弃。”轼未至汝，上书自言饥寒，有田在常，愿得居之。朝奏，夕报可。道过金陵，见王安石，曰：“大兵大狱，汉、唐灭亡之兆。祖宗以仁厚治天下，正欲革此。今西方用兵，连年不解，东南数起大狱，公独无一言以救之乎？”安石曰：“二事皆惠卿启之，安石在外，安敢言？”轼曰：“在朝则言，在外则不言，事君之常礼耳。上所以待公者非常礼，公所以待上者，岂可以常礼乎？”安石厉声曰：“安石须说。”又曰：“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又曰：“人须是知行一不义，杀一不辜，得天下弗为，乃可。”轼戏曰：“今之君子，争减半年磨勘，虽杀人亦为之。”安石笑而不言。
至常，神宗崩，哲宗立，复朝奉郎、知登州，召为礼部郎中。轼旧善司马光、章。时光为门下侍郎，知枢密院，二人不相合，每以谑侮困光，光苦之。轼谓曰：“司马君实时望甚重，昔许靖以虚名无实，见鄙于蜀先主，法正曰：‘靖之浮誉，播流四海，若不加礼，必以贱贤为累。’先主纳之，乃以靖为司徒。许靖且不可慢，况君实乎？”以为然，光赖以少安。迁起居舍人。轼起于忧患，不欲骤履要地，辞于宰相蔡确。确曰：“公徊翔久矣，朝中无出公右者。”轼曰：“昔林希同在馆中，年且长。”确曰：“希固当先公邪？”卒不许。元元年，轼以七品服入侍延和，即赐银绯，迁中书舍人。初，祖宗时，差役行久生弊，编户充役者不习其役，又虐使之，多致破产，狭乡民至有终岁不得息者。王安石相神宗，改为免役，使户差高下出钱雇役，行法者过取，以为民病。司马光为相，知免役之害，不知其利，欲复差役，差官置局，轼与其选。轼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掊敛民财，十室九空，敛聚于上，而下有钱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专力于农，而贪吏猾胥，得缘为奸。此二害轻重，盖略等矣。”光曰：“于君何如？”轼曰：“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三代之法，兵农为一，至秦始分为二，及唐中叶，尽变府兵为长征之卒。自尔以来，民不知兵，兵不知农，农出谷帛以养兵，兵出性命以卫农，天下便之。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实大类此。公欲骤罢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罢长征而复民兵，盖未易也。”光不以为然。轼又陈于政事堂，光忿然。轼曰：“昔韩魏公刺陕西义勇，公为谏官，争之甚力，韩公不乐，公亦不顾。轼昔闻公道其详。岂今日作相，不许轼尽言耶？”光笑之。寻除翰林学士。二年，兼侍读。每进读至治乱兴衰、邪正得失之际，未尝不反覆开导，觊有所启悟。哲宗虽恭默不言，辄首肯之。尝读祖宗《宝训》，因及时事，轼历言：“今赏罚不明，善恶无所劝沮；又黄河势方北流，而强使之东；夏人入镇戎，杀掠数万人，帅臣不以闻。每事如此，恐浸成衰乱之渐。”轼尝锁宿禁中，召入对便殿。宣仁后问曰：“卿前年为何官？”曰：“臣为常州团练副使。”曰：“今为何官？”曰：“臣今待罪翰林学士。”曰：“何以遽至此？”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曰：“岂大臣论荐乎？”曰：“亦非也。”轼惊曰：“臣虽无状，不敢自他途以进。”曰：“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诵卿文章，必叹曰‘奇才！奇才！’但未及进用卿耳。”轼不觉哭失声。宣仁后与哲宗亦泣，左右皆感涕。已而命坐赐茶，撤御前金莲烛送归院。三年，权知礼部贡举。会大雪苦寒，士坐庭中，噤不能言。轼宽其禁约，使得尽技。巡铺内侍每摧辱举子，且持暧昧单词，诬以为罪，轼尽奏逐之。四年，积以论事，为当轴者所恨。轼恐不见容，请外，拜龙图阁学士、知杭州。未行，谏官言：前相蔡确知安州，作诗借郝处俊事，以讥太皇太后。大臣议迁之岭南。轼密疏：“朝廷若薄确之罪，则于皇帝孝治为不足；若深罪确，则于太皇太后仁政为小累。谓宜皇帝敕置狱逮治，太皇太后出手诏赦之，则于仁孝两得矣。”宣仁后心善轼言，而不能用。轼出郊，用前执政恩例，遣内侍赐龙茶、银合，慰劳甚厚。
既至杭，大旱，饥疫并作。轼请于朝，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复得赐度僧牒易米以救饥者。明年春，又减价粜常平米，多作饣粥药剂，遣使挟医，分坊治病，活者甚众。轼曰：“杭，水陆之会，疫死比他处常多。”乃裒羡缗得二千，复发橐中黄金五十两，以作病坊，稍畜钱粮待之。杭本近海，地泉咸苦，居民稀少。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民足于水。白居易又浚西湖水入漕河，自河入田，所溉至千顷，民以殷富。湖水多葑，自唐及钱氏，岁辄浚治，宋兴，废之，葑积为田，水无几矣。漕河失利，取给江潮，舟行市中，潮又多淤，三年一淘，为民大患，六井亦几于废。轼见茅山一河，专受江潮，盐桥一河，专受湖水，遂浚二河以通漕。复造堰，以为湖水蓄泄之限，江潮不复入市。以余力复完六井。又取葑田积湖中，南北径三十里，为长堤以通行者。吴人种菱，春辄芟除，不遗寸草。且募人种菱湖中，葑不复生。收其利以备修湖，取救荒余钱万缗、粮万石，及请得百僧度牒以募役者。堤成，植芙蓉、杨柳其上，望之如画图。杭人名为苏公堤。杭僧净源，旧居海滨，与舶客交通。舶至高丽，交誉之。元丰末，其王子义天来朝，因往拜焉。至是，净源死，其徒窃持其像，附舶往告。义天亦使其徒来祭，因持其国母二金塔，云祝两宫寿。轼不纳，奏之曰：“高丽久不入贡，失赐予厚利，意欲求朝，未测吾所以待之厚薄，故因祭亡僧而行祝寿之礼。若受而不答，将生怨心；受而厚赐之，正堕其计。今宜勿与知，从州郡自以理却之。彼庸僧猾商，为国生事，渐不可长，宜痛加惩创。”朝廷皆从之。未几，贡使果至。旧例，使所至吴越七州，费二万四千余缗。轼乃令诸州量事裁损，民获交易之利，无复侵挠之害矣。浙江潮自海门东来，势如雷霆，而浮山峙于江中，与渔浦诸山犬牙相错，洄γ激射，岁败公私船不可胜计。轼议自浙江上流地名石门，并山而东，凿为漕河，引浙江及谷诸水二十余里以达于江。又并山为岸，不能十里以达龙山大慈浦，自浦北折抵小岭，凿岭六十五丈以达岭东古河，浚古河数里，达于龙山漕河，以避浮山之险。人以为便。奏闻，有恶轼者力沮之，功以故不成。轼复言：“三吴之水，潴为太湖，太湖之水，溢为松江以入海。海日两潮，潮浊而江清，潮水常欲淤塞江路，而江水清驶，随辄涤去，海口常通，则吴中少水患。昔苏州以东，公私船皆以篙行，无陆挽者。自庆历以来，松江大筑挽路，建长桥以扼塞江路，故今三吴多水，欲凿挽路为千桥，以迅江势。”亦不果用，人皆以为恨。轼二十年间，再莅杭，有德于民，家有画像，饮食必祝。又作生祠以报。
六年，召为吏部尚书。未至，以弟辙除右丞，改翰林承旨。辙辞右丞，欲与兄同备从官，不听。轼在翰林数月，复以谗请外，乃以龙图阁学士出知颍州。先是开封诸县多水患，吏不究本末，决其陂泽，注之惠民河，河不能胜，致陈亦多水。又将凿邓艾沟与颍河并，且凿黄堆欲注之于淮。轼始至颍，遣吏以水平准之，淮之涨水高于新沟几一丈，若凿黄堆，淮水顾流颍地为患。轼言于朝，从之。郡有宿贼尹遇等，数劫杀人，又杀捕盗吏兵。朝廷以名捕不获，被杀家复惧其害，匿不敢言。轼召汝阴尉李直方，曰：“君能擒此，当力言于朝，乞行优赏；不获，亦以不职奏免君矣。”直方有母且老，与母诀而后行。乃缉知盗所，分捕其党与。手戟刺遇，获之。朝廷以小不应格，推赏不及。轼请以己之年劳当改朝散郎阶，为直方赏，不从。其后吏部为轼当迁，以符会其考。轼谓已许直方，又不报。七年，徙扬州。旧发运司主东南漕法，听操舟者私载物货，征商不得留难。故操舟者辄富厚，以官舟为家，补其弊漏，且周船夫之乏，故所载率皆速达无虞。近岁，一切禁而不许，故舟弊人困，多盗所载以济饥寒，公私皆病。轼请复旧，从之。未阅岁，以兵部尚书召兼侍读。是岁，哲宗亲祀南郊，轼为卤簿使，导驾入太庙。有赭纟散犊车并青盖犊车十余争道，不避仪仗。轼使御营巡检使问之，乃皇后及大长公主。时御史中丞李之纯为仪仗使，轼曰：“中丞职当肃政，不可不以闻。”之纯不敢言，轼于车中奏之。哲宗遣使赍疏驰白太皇太后。明日，诏整肃仪卫，自皇后而下，皆毋得迎谒。寻迁礼部兼端明殿、翰林侍读两学士，为礼部尚书。高丽遣使请书，朝廷以故事尽许之。轼曰：“汉东平王请诸子及《太史公书》，犹不肯予。高丽所请，有甚于此，其可予乎？”不听。
八年，宣仁后崩，哲宗亲政。轼乞补外，以两学士出知定州。时国是将变，轼不得入辞。既行，上书言：“天下治乱，出于下情之